欧洲金靴：列宁会如何看待宝马MINI“冰淇淋事件”

　　今天，是列宁同志一百五十三周年诞辰。

　　我们正在需要一个从民族主义情绪转向阶级斗争思维的历史节点，否则所有人恐怕都无法“安全上岸”。

　　2023年或许正是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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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持续三年之久的全球性生物战争，转向一步步逼近临界点的是世界战争关卡，不论是阵营的彻底划分还是西方再一次让人格外熟悉的金融爆雷，如果说一百年是战争催生了现代阶级斗争史观的胜利，那么一百年后我们应当反其道行之：用阶级斗争思维“以战止战”，而不是以看似激进实则脆弱的民族主义或列宁批判过考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折中主义”去“用投降换和平”。

　　本质而言，民族主义和投降主义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看不到彼此，仿佛背道而驰，却实际上为同一个执币人所掌控。

　　需要时，真正的权力者便会抛出这枚硬币，并选择其中的一面去消耗这枚它的价值。

　　从2020年到2023年，生物战争肆虐的三年里，全球资产阶级集团得到了冷战之后最长久的一次喘息期和回血期，欧美诸国的工人阶级的财富再也没能回到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水平，但是垄断阶层的城墙却因新冠疫情的爆发蔓延实现了加固。

　　如列宁所说：

　　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三年多的时间内，这个世界的首脑们、顶层财阀团体们，通过印钱放水顺利地在躺平共存的环境里收割金元——牺牲的代价则是超过六百万的死亡人口，且几乎全部是非白人族群和中低收入人群。

　　老弱病残穷的尸体在堆积，顶层犹太集团的财富也在疫情中堆积，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油头硕耳。

　　综合“今日美国”网站和《卫报》的报道——《穷人新冠疫情报告》，揭露了美国疫情期间不同县域明显不成比例的死亡人数，在最致命的病例激增时期，贫富县之间死亡率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在美国第三波疫情期间，最贫困县的死亡率是最富裕县的4.5倍；在最近的一波疫情期间，死亡率的差异也几乎达到了3倍。

　　与以上差异极其相关的因素可能是，最贫困县缺乏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是富裕县的两倍。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在死亡率最高的前300个县中，各县平均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死亡率最高的县是弗吉尼亚州加拉克斯县，该县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疫情期间该县死亡率达到惊人的每10万人死亡1134人，而全美的总体数据则是299人。

　　病毒对传播对象没有区分贫富，但美国政府和社会却这样做了。

　　穷人权益组织负责人巴伯(William Barber)指出：

　　调查结果揭示了美国政府和社会忽视，有时甚至是故意决定不关注穷人。政府在疫情期间忽视这个国家的穷人和低收入人群，做法是如此无德、令人震惊且极不公正。

　　通过疫情，帝国主义的垄断势力顺利地完成了“低端劳动力剥离”，减轻了财政社保压力，又“净化”了白人族裔，同时更深度地服务了金融化的产业格局（鼓吹“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早已被他们搞下台了）。

　　早在2020年中，英国就推出过“评分制”，启动淘汰老年感染者，甚至按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把有病史、健身与否等列为评分指标，1-4分之内优先治疗，5分起放弃。

　　包括法国，“70岁以上感染老人不进行插管治疗”；还有西班牙，“放弃对65岁以上老人的治疗”；还有意大利，“放弃60岁以上老人治疗，把生的希望留给年轻人”……

　　意大利参议院曾公布过一份关于养老的报告：由于大量老年人死于新冠，养老金支出已经节省了（原文就是“节省"一词）11.1亿欧元，预计未来整个新冠疫情完结之前还能节省大约120亿欧元。

　　意大利方面的报告还指出，这样的情况同样适用于美国，并且美国“节省”出来的钱或许会更多。

　　意大利累计死亡病例数在15万左右，其中有96%左右都是65岁以上的意大利人——也就是说，大约有14.4万65岁以上的意大利人死于新冠，那么按照美国的死亡病例基数来算，《纽约时报》去年12月13日的一篇报道就指出，美国死亡病例中，75%是65岁年纪更大的老年人。

　　和意大利一样，新冠疫情也导致美国在2020年和2021年的死亡总人数要远高于往年的平均值，有大约70万65岁以上的人死于新冠，大约是意大利的5倍，省下的钱自然就更多了……

　　仅2021年，全球就有5.1万人加入了“超级富豪”的行列，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的数据，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个人数量在2021年增长9.3%，超过六十万人；英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加11%，逾两万人；美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长了13%，逾二十万人。

　　根据财富研究公司 Spectrem Group 的数据，在股市、加密货币和其他资产的推动下，拥有百万美元或以上可投资资产的美国人数量从2020年的1330万人激增至去年创纪录的1460万人。

　　在中国，根据《202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拥有的总财富达160万亿元，比疫情第一年时的2020年增长9.6%。

　　这160万亿元中，可投资资产达49万亿元，占总财富的三成。其中拥有600万总财富的中国富裕家庭已达508万户，拥有亿元总财富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3万户。

　　据该报告预计，未来有18万亿元财富将在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9万亿元财富将在二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92万亿元财富将在三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

　　中国，是没有遗产税的，连房产税都无法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天幕。

　　疫情三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据福布斯第35届年度世界亿万富翁名单显示，从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一年内全球创造了2755位亿万富翁，总资产规模高达13.1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17小时就有一位亿万富翁诞生。

　　其中，中国北京新增33位亿万富豪，总数达到100位，超过美国纽约的99位。

　　诚如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言：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必须通过革命手段解决的矛盾。

　　也就是列宁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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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中有言：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以宝马MINI“冰淇淋事件”为案，很多人会指责、戏谑乃至疑惑：宝马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外企，公关怎么会如此差劲？

　　抱歉，不是宝马的公关“差劲”，而是作为域外资产阶级，其本就没有心气去向中国市场“认错”，更没有兴趣去了解中国的所谓人情世故、文字技巧、公关套路。

　　指望财阀们去向自己“低头”，这无疑是一种幻想式的期待，也就是前文所指：民族主义和投降主义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不仅是宝马，瞅一瞅奔驰、玛莎拉蒂、法拉利、宾利、劳斯莱斯、特斯拉（陶琳还有印象吧？），这些外资车企的所谓“公关”都是从来眼睛懒的向下看（特斯拉这次上海车展压根都不愿来）。

　　纵使跳出汽车行业，星巴克也好，加拿大鹅也罢，同样在陷入舆论危机时傲慢依旧，趾高气扬。

　　而在市价层面，它们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却都普遍高于本国售价。

　　不禁想起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里的精辟坦言：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整整一年前，法国带领欧盟各成员国颐指气使地喝令上海市政府为其服务，难道忘了吗？

　　群起而攻之得批评那两位外包兼职的姑娘显然毫无用处，反而正中宝马的下怀。

　　不论是1994年进入中国（北京）还是2003年落户沈阳，在我看来，一批又一批满脸堆笑的中国官员在宝马集团面前并不比那两位展台送冰淇淋的姑娘要优雅到哪里去。

　　华晨宝马中心动力电池项目经理Jahir Jolianis的太太曾开心地表示：

　　沈阳的环境很好，这里有中德国际社区、中德公园、国际学校，小孩在这里就能拿到我们那里也认可的学历，附近的积水潭医院也和我们家的医保联通……我们很喜欢这里。

　　就在宝马进入沈阳的那一年，也是被称为“MBO年”，沈阳的诸多大型国有企业被混改，在东北地区大刮特刮的工人阶级下岗潮已袭卷五年有余。

　　更早一些，宝马进入中国的那一年，运10已被下马近十年——3000万就可以将国产运输机放弃，事实上那时的我们真的很“穷”吗？

　　80年代我国共进口汽车97.9万辆（含全套散件，下同），约合150亿美元；尤其1984年以后，进口量大幅增加，仅1985年全年共进口小轿车35.4万辆（包含散件配件），花费50亿美元。

　　然而，今天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者”们却在批判那两个姑娘的“崇洋媚外”“有辱国格”……

　　破土施肥育苗结果，如果果子是酸涩的，那么谁才是祸根？

　　因而，这也正是为何胡锡进们会不惜顶着风口，不得不铤而走险得出场，笑脸盈盈大摆场面话。

　　胡锡进的言论，我翻译一下：

　　市场经济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无需在意公序良俗、道德正义、群众观感——总之一切向钱看！所以宝马出于对消费群体消费能力的划分筛选而做出了区别对待，这都是可以被允许、应当被理解的！………

　　在《纪念葛伊伯爵》中，列宁曾笔锋犀利：

　　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他们学会了搬弄一般的词句和概念，热中于宣传种种“好的”说教，他们常常极端愚蠢地把自己的阶级之间的地位作为非阶级的政党和非阶级的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

　　类似胡锡进这种以和稀泥为表、实质用舆论维稳和镇压民怨来给宝马等资本方规避风险的新闻个体，真乃列宁导师笔下叛徒考茨基的生动再现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胡锡进这类资本摇旗人，尤其往往作为外资集团的捍卫者、“与国际接轨派”坚定的执仗人，正应了毛主席1966年辛辣的点明：

　　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冰淇淋事件”，本质是一场跨越历史的时代性阶级矛盾所孕育出的果实，却被无限伸引至民族矛盾，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正如所谓“崇洋媚外”，其内涵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民族话题，背后不过都是阶级冲突的表象显现。

　　恰似我们常见的“体制内多反贼、多殖壬”、“越是恨国党，越爱考公务员”的诡异现象，即是毛主席在党内曾警告的：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如若一味将矛头对准宝马的员工“崇洋媚外”或宝马的公关“太拉跨”，这不是在反宝马，而是在帮宝马。

　　日后，岂不是宝马只需在展台给每位中国客人赏一杯冰淇淋或是雇一个深谙中国人情的编辑写一篇情深意浓的道歉信即可，就可以“赢回中国人的心”？

　　这种场面，是民族自傲吗？这是妥妥的自贱。

　　民族主义层面的自贱也倒罢了，但是阶级层面的自戕这才是会酿成真正无法想象的悲剧。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就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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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毛主席曾一针见血：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民族主义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是有功的，特别是在面对内部封建主义与外部帝国主义时，民族主义往往能够在某一阶段唤醒全阶级的力量。

　　但是，民族主义终究是藏匿阶级斗争的一柄保护伞。

　　垄断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封建团体当权派，极为善于使用民族主义的话术告诉被剥削者：你我的利益是一致的，维护我的利益就是维护你的利益。

　　麻痹轻易共情的受众，目的自然是为了实现去阶级化、去革命化、去社会主义化的诉求。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鲜明地揭露：

　　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这就是在帝国主义触角广泛遍布的过程中，帝国主义下游国家里不断涌现的“右翼爱国力量”、“资产阶级工业党”。

　　只有认清这些，才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团结起来”的政治前提。

　　否则，便是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案文：

　　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即列宁说的：

　　无产阶级如果没有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无限忠诚，它就没有具备完全战胜宿敌的一切条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

　　民族主义者的诸多国家利益诉求、民生利益诉求，只可能通过阶级的崛起而实现，否则必然走向统治者利诱渗透、内部分崩离析的结局，这在历史上已经上演过太多次。

　　“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这就是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给民族主义利益观开的改良方子。

　　在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曾深刻批判揭露“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反动口号的实质，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工具”。

　　在列宁的视角下：

　　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一些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机会主义者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是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有利于地主、神甫、资产阶级利用自己在文化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去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

　　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的用辞更为辛辣：

　　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

　　跋

　　抱紧民族主义，无益于解决真正的阶级困境。

　　当国产新能源崛起，民族主义开始有了大行其道的理由，似乎面对宝马等合资品牌一贯以来的傲气，我们有了些许可以“说不”的理由——然而，这不就是我们两年前在美国人面前所批判的“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看吧，民族主义就像是一个执权者需要时信手拈来、无用时随手丢弃的笤帚，而执权者本身与他所反对的“敌人”本质却是一体两面、对立统一的。

　　1939年5月，毛主席在《青年的运动方向》中指出：

　　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

　　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列宁会如何评价宝马MINI“冰淇淋事件”，取决于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列宁，还需不需要继续革命。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