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12汶川地震”15周年的日子，一些坚信“地震可以预报”的网友又回忆起了1975年毛远新坐镇的辽宁海城地震预报。
今天的主流学术界仍然坚称：“海城地震预报”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仅仅是“一次偶然”；海城7.3级地震发生前有强烈前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本身的成功；凡是自称搞地震预测的都是“民科”、“伪科学”……
所谓地震预报，就是要在地震发生前准确预知地震的地点、时间和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
从这个定义的角度讲，海城地震预报无论是在长、中、短期地震预报，还是在临震预报上都是取得了相当高的准确度的，这不是一句“瞎猫碰着死耗子”就可以否定的；而当时果断下达避震指示、“出了问题我负责”的毛远新，也的确领导海城人民成功地挽救了至少10万人的生命。
海城地震发生于人口稠密、现代工业集中的辽宁腹地，涉及人口830多万；这里至少50年没有发生过较大震级的地震，房屋以不抗震的砖混结构为主。如果没有震前预报，按同等情况推算，至少有10万人将死于地震，而海城地震的最终死亡人数仅1328人。
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吸引力全世界的目光。据辽宁地震局统计，从1975年9月至2003年12月，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名学者到震区考察。美国学者雷利在震后不久来到海城，他对辽宁地震办的工作人员说：“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照片对比，确实是作了预报，所以我才来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预报称为“科学史上的奇迹”。
通过对中国海城地震预报的学习，美国人也开始着手地震预报研究，1985年美国加州采用与海城预报相同的思路，预测下一场地震大概率发生在1988年1月的帕克菲尔德地区；为此在其后数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该地区直到2004年才发生了超6级的强震。
海城地震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的“漏报”给地震预报泼了一瓢冷水，加之中国国内的“可预报派”专家在1976年后被全面排挤，“不可预报派”成了国内地震学界主流声音。因为国内地震学家们的这种“背叛”，“地震不可预测”再后来几乎成了所谓的“科学界共识”，海城地震预报也就成了后无来者的“历史绝响”。
然而，“暂时没有能力预报”和“不可能预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人类科学史上，后者所代表的“矮子哲学”往往最后都成了历史笑柄。
地震预报迄今为止仍是全球难题，但并不意味着难题就一定不可攻破、不该被攻破。地震预报是难题不假，但绝不意味着完全无迹可寻，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Nature·地球科学》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利用仪器得到了4条切穿横断山区的断面图像，进而发现青藏高原东缘存在两条规模巨大的“地下暗流”，并指出汶川地震可能与这个暗流有关。
震区的人民经常会讲述震前出现的动物行为、地下水、空气、气象等异常，这样的现象被专家不屑一顾地斥为巧合以及“渲染某种超自然现象”的神秘主义和迷信，而不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真探寻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从这一点出发，海城地震预报恰恰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样本。
1955年夏，毛主席到杭州视察，有人跟他讲血吸虫病危害很大，但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毛主席就不信这个邪，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亲自指导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正应了毛主席的那个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相继发生里氏6.8级、7.2级地震，给当地百姓生命和财产带来很大的灾难。周恩来总理亲赴灾区慰问，返京后周总理召集有关专家开会，研究邢台地震发展的趋势，并在会上提出了“地震能否预报”的问题。
在场的不少专家认为苏、美、日等国,特别是日本是多震的国家,科学技术发达，目前都没有解决地震预测问题，言下之意我们更解决不了。
时任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李四光同志力排众议,他发言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做工作就没有意义了。然后他对总理说：“我看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不过我们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以探索发生地震的规律是什么……”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套“群测群防”的地震预报机制在我国很快建立了起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路探索”的总方针，最终在1970年的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及1972年的第二次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
所谓“群测群防”指的是在政府号召下的全民直接参与地震监测预报以及防御的活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都被动员起来，研制简易观测仪器，借助各种便利条件设立宏观异常测报点，投身地震预测预报之中，甚至有部分工矿企业投入人财物建立了专业的地震台。到70年代末的时候，我国已经建立起群众测报点几万个，其中骨干测报点6108个，业余测报人员20多万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辽宁开启了海城地震预报的“历史绝响”。
1970年全国首届地震工作会议召开，结合地质专家们的分析判断，辽宁省被划为全国重点地震监视区，辽宁省地震工作办公室随即成立；
1972年，沈阳地震大队在海城县建立地震观测站，最初的设备极为简陋，只有烟熏式地震仪、水氡分析仪，还有一些自制的“土仪器”；
1974年6月，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通过对华北地区旱情的分析，结合辽宁的前震预警，依据他本人提出的“旱震理论”，提出辽南的金县、辽阳、海城、盖县地区近期可能有7级地震，周总理高度重视，将报告批转给了华北及环渤海地区的京、津、冀、鲁、辽等地区；
报告获得辽宁高度重视，1974年，辽南地区先后建立起来群众测报点2273个，到年末已形成专业队伍和群测人员相结合的地震监视预报网；
1974年11月，东北三省地震预报趋势会商会提出：营口、大连等地是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危险性较大的地区，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区；
1974年12月中旬，辽南地区开始出现严寒天气里，冬眠的蛇纷纷出动、老鼠成群出现等异常现象，丹东市九连城等四个公社井水变浑、水位大幅涨落；
12月22日早晨，海城地震监测站记录到“土地电”突跳，经过专业人员和群测群众的会商，大家向辽宁省地震办发出预警，提出“在我站东北方向100公里左右，今天中午将发生4~5级地震”；
12时43分，辽阳发生4.8级地震，“首战”成功给了海城站观测人员极大震动和鼓舞；
辽宁地震部门经过分析认为，4.8级地震不是预期的大震，辽南仍可能有更大规模地震发生；
1975年2月1日起，营口石鹏峪地震台开始观测到越来越密集的小震活动；
2月3日18时以后，海城地区的地震活动由几次骤增至几百次；
当晚，辽宁地震办业务组结合已经发现的种种情况，研判到严峻形势，决定马上向省革委会汇报；
2月4日0点30分，第14期《地震情报》发出；
1时许辽宁地震办业务组组长乘卡车赶到省革委会；
10时30分，省革委会向全省发出电话通播，并向海城、营口两县发出防震指示：停止一切会议、停止一切文体活动、停止一切营业、停止一切生产；各公社党员包户，民兵包人，把所有群众动员到安全地区，加强党的领导；如果地震紧张来不及通知，各社队各自为战，保证人离屋、畜离圈……
防震指示发出后，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
营口新华影剧院的紧急公告
据《海城县志》记载：
“17时，中共海城县委再次召开防震紧急电话会议，进一步督促落实防震措施。与此同时，各社队一方面用有线广播宣传，另一方面派干部挨户动员群众撤离危险住房，把老弱病人转移到防震房屋。”
当晚19时，海城站负责人再次用电话向海城东南方向14个公社发出预警：“今晚有大震，注意预防。”
19时36分，里氏7.3级地震在海城-营口一带发生……
其实，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在当时并非全国孤例。在上世纪70年代地震监测手段刚刚开始探索、检测能力还较弱的情况下，地震工作者就已经依靠群测群防成功地预测预报了海城、松潘、龙陵等20多次5级以上地震，取得明显的减灾实效。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山区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属于震群型。专群地震队在震前已综合群测点信息作出了临震预报——附近30多个县的群测点的简易仪器和精密天平仪出现突跳，地下水、动物出现异常……当地政府除了紧急层层传达、还用大字报形式到处公开粘贴临震预报，各有关地区立即进入临震戒备状态，绵阳、阿坝等地、州各县采取了紧急防震措施，动员民众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专群地震队紧接着又及时预报了22日的6.7级和23日的7.2级地震。最终，这场震群型地震仅造成145位同胞遇难，600多人受伤的结果，极大减少了人员伤亡。
遗憾的是，因为地震局内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唐山大地震却被人为“漏报”了。事实上，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前，仅唐山本地的地震监测台站就多达四十几个，群防群测监测点中骨干点都有85个之多，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的正确意见被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压制，支持耿庆国的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也被压制。唐山大地震最终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几百万人无家可归；而重视汪成民意见的青龙县委冉广岐等人却“冒险”提前进行了防控，创造了全县40万人仅1人死亡的“青龙奇迹”。
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一书中记录了1975年1月12日，全国（地震）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此后形成了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重视基层意见，坚持群众路线，走“群测群防”道路的年纪轻一点、资历浅一些的青年专家汪成民、耿庆国是“东派”代表。“西派”以查某、梅某等处于高位、担负着决策责任的专家为代表，他们年纪相对大一些、资历深一些，专注于专家路线，不大瞧得起基层群众和一般的科技人员，他们的观点，是坚信“唐山无大震”。
75年“整顿”之后，“专家路线”回潮，“东派”已经受到压制；再到唐山大地震几年后，耿庆国等“东派”被彻底边缘化，地震“群防群测”体系逐渐荒废。
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路探索”为总方针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机制，是海城地震预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新中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和地震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取得的宝贵经验。
然而，这样的经验国外“用不起”，今天在国内同样“用不起”。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地震预报模式只能存在于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群众高度自觉、高度组织起来的公有制社会，而且成本并不会太高，这在农村人口占相当多数的中国得益于人民公社的存在。
但是，按市场经济模式，如此庞大的观测体系的持续运行，成本是极其昂贵的，哪怕是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更别说在没有党的有效领导、群众的有效组织的前提下，万一发生误报的机会成本也是市场社会无法承受的。在这样的机会成本面前，他们还不如加固房屋、肉身抗震……
对于某些专家而言，地震预报很可能会错，不预报就从来不会错，就没有责任；对于资产阶级来讲，自然灾难未必是坏事，有时反而是大发灾难财，或者通过灾难所带来的震撼转嫁危机的良机；但是，对于广大人民而言，地震预报仍然是应该被尽快攻破的难题。正是因为这样，海城地震预报的经验应该得到总结——虽然这样的经验在当下可能是“无用武之地”的……
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立场，取得成功的海城地震预报的“历史绝响”，绝不应该被轻易地否定和掩盖。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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