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货色？

　　【作者按语】最近在线上给一些红色网友辅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本周六（5月27日）解读《提纲》第六条，主要是马克思评论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发展史上有一种极其重要的观点就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质上就是“人本性自私论”。它的哲学基础就是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基础上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提纲》中就以这种“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为典型，科学评价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观。笔者以往写过多篇文章详细剖析和批判过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且这种人性论在当代中国包括党内和理论界内部也深受其严重影响，其甚至把它作为改革和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的原海南省军区政委刘鼎新同志的人学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样一部典型著作。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海南日报、湖南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杂志、以及有相当地位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相继发表了大量肉麻似的吹捧性文章，称这本书是“一部解读人类奥妙的力作”、“人类科学认识和把握自我的一次飞跃”、“一部引领人们走出思想困局的理论专著”、“他破解了一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认识难题”，是“心灵的朋友”、“一部继承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理论专著”等极高度的评价。笔者读完这本书后，感到这部著作谬误百出，是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专著，于是写了文章《一部错误百出的人学专著》，参加过中国人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并选入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年会论文集，后又发表在2013年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学报《探索》杂志2013年第2期。之后又写了《反映军队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典型著作》、《扭曲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著作》等，相继发表在部分红色网站及《中华魂》杂志上。但10多年来，笔者的文章始终没有引起官方媒体及思想理论界的重视。今回过头来，再读这本著作以及一些官方媒体、理论大家的评论，更深感“人本性自私论”对我们党和当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及危害性，深感我们党的有关部门尤其是中央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急剧下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化。为有助于革命同志、红色网友理解《提纲》中的人的本质观的现实意义，现将当年笔者批判刘鼎新同志的文章《一部错误百出的人学专著》（题目更改为《<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货色？》）重新在网上发表，供革命同志和红色网友学习参考和深入批判，也望对拙文批评指正！

　　2023年5月21日

　　一部错误百出的人学专著

　　—评刘鼎新同志的《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书

　　郝贵生

　　内容摘要：刘鼎新同志的人学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认为“人”的本质、本性是精神，而人的精神又主要概括为“七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且“自私心”也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对待“自私心”的不同态度是划分不同社会的重要特征。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其主要错误一是其书名有媚俗倾向。二是把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排除在人的本性之外而单纯从精神角度界定人的本质、本性是错误的。三是把人的精神概括“七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是简单、片面、肤浅化的结论。四是把“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和混同于个人利益是错误的，五是全书的论证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全书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贫乏和肤浅性。

　　关键词：人的本质、精神、自私心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了刘鼎新同志的人学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是什么东西》。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海南日报、湖南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杂志相继发表了评论文章。称这本书是“一部解读人类奥妙的力作”、“人类科学认识和把握自我的一次飞跃”、“一部引领人们走出思想困局的理论专著”、“他破解了一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认识难题”，是“心灵的朋友”、“一部继承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理论专著”等极高度的评价。笔者读完这本书后，首先是敬佩之心。作者作为一个非专业理论工作者，敢于探讨和研究人的本质、本性这样一个难度颇大的课题，其勇气是可嘉的，而且作者力图用通俗的语言把深刻的理论、道理讲出来，看得出来，作者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和精力的。但恕笔者直言，书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其主要观点是错误的。上述一些评论吹捧性语言太多，严重缺乏实事求是之意。笔者就书中的主要观点略谈一些个人见解，与刘鼎新同志商榷，也欢迎刘鼎新同志反批评和其他学者的批评指正。

　　第一，“人到底是是什么东西”的书名有媚俗倾向

　　本书中心是要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但看到书名之后，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有媚俗的倾向。 “东西”这个词在汉语言中就是指人之外的物品。当用“东西”一词指称人时，就是对人的人格的侮辱和亵渎。无论说“某人不是东西”也好，“是东西”也好，都是一种贬义的含义。但作者在研究如此重大而严肃的人的问题上，竟然使用“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语句。这样一下子，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分量就会减少许多。也许作者认为，用这个“标题”可以勾起人们的眼球，而且客观地说，也确实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欲望。但它只会引起低俗者的欲望，而不会因此引发追求真理者的欲望。作者的这种做法，是迎合整个社会人们的浮躁等心态引发的低俗、粗俗、媚俗、庸俗的表现。如同赵本山、小沈阳的舞台表演，以及某些人把《水浒传》改名为“三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一样。作者的书名在笔者看来，完全可以用《人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人的奥秘到底是什么？》等非常直观明了的题目。

　　第二，对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的回答不是创新，而是倒退

　　书中第一章“人的思想和思想构成”部分第4自然段中说：“人，作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可以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部分，而动物只有物质这一个部分。人类研究人体已经细化到基因，那只是研究了人的物质部分，或者说只研究了人的动物部分。而对人的精神部分，顶多还只是有一点感性认识。” [1]（P3）这段话有三大错误：

　　一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并不是人可以区分为物质和精神，而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以及在劳动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6年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者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的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P67）哲学家、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比以往哲学家高明的地方，就是发现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那就是物质生产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也把人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但人的劳动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结合在一定的关系中进行，首先是经济关系，然后是思想、政治等其他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马克思1845年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是什么”的最经典的回答，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在对人的微观方面有许多新的认识，但是再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人类之所以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种基本因素，是因为人类有物质实践活动，人在物质实践活动中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区别开来，才有了物质与精神两大现象的对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最大奥秘。我们只能在他们认识基础上继续深化，而不能抛弃和否定他们的成果。

　　二是人的物质因素绝不只是人的生理器官和自然属性，而是包含人的社会属性。

　　这段话中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既是物质，也是精神。而动物只是物质。人作为物质的因素已经研究到基因。这也是错误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确实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但人作为物质的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吃、喝、性行为等自然属性，但最主要的物质因素就是人是处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把人看作“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的含义也就是“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批71）把人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排除在人的物质因素之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作者认为，人的物质因素就是人的生理和自然属性，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有精神。这岂不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吗？

　　三是认为人类对自身的精神因素的认识停留在“一点感性认识”阶段是错误的。

　　书中简单认为，人类对自身的物质因素已经非常深刻了，而对自身的精神因素“顶多还只是有一点感性认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因为人的物质因素主要包括人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因此不能把人类对自身生理因素认识的深刻程度代替对人的物质因素认识的深刻程度。同时哲学一产生，就始终在研究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对人类的精神现象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作为哲学思想集大成者黑格尔更是进行了多方面的解剖和分析(详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固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在对精神问题的研究方面有其根本的错误，那就是离开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解释精神现象。但绝不能说，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马克思主义提出和阐发科学的实践观后，也就真正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唯物史观中所讲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社会存在的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的构成也进行了比黑格尔更加深入的研究。如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所讲的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区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区分、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即社会意识形态与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区分、社会意识形态又区分为哲学、宗教、政治法律思想、伦理道德、艺术等具体形式。这些认识难道只是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感性认识”吗？即使作者所使用的“感性认识”概念也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所阐发的。这怎么能说人类以往全部对精神现象的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呢？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无非是想说明作者对“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认识的创新。但作者对此前的人类对人本身及其精神现象认识的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成果没有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而且为了突出自己的所谓“创新”，就竭力贬低前人的认识成果，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成果也抛之九霄云外。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吗？

　　第三，把人类的全部精神概括为“七心”是简单、片面、肤浅化的结论

　　作者书中在回答人的本质是精神、思想的这一结论后，就对精神、思想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剖和分析。作者认为，所有的歌曲都是由“1、2、3、4、5、6、7”七个音符组合而成，所有的图画都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绘制而成。因此“人的各种不同思想的构成与各种歌曲、图画的构成基本相似”，人的复杂思想也可区分为七种基本之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这七个心，也称七种意识，“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传”。整个全书就是围绕这“七心”展开的。这种认识是作者本书最引以自豪的，也是许多大人物竭力吹捧的所谓“创新”成果。应该说，分别提出这“七心”的内容，并不是的独创。作者所谓的“创新”就是把人类的全部思想概括为就只有或主要有这“七心”以及“七心”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在于，这种概括是否科学？全面？深刻？我认为，固然人的精神因素包含了人的这“七心”，但全部或主要归结为这“七心”就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深刻。说其不科学，就是把人的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意识现象。这绝对是错误的。自私心是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以后出现的精神现象，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私有观念也将彻底消灭。说其不全面，现实中的人的有些精神就没有概括进去。如同情心、兴趣心、爱心、恨心、意志、情感等。说其不深刻，这“七心”实际上是人们实践活动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分类，它只属于社会心理部分，而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逻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等就没有包含进去，更没有阐述这“七心”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作者对思想的这种分类方法，孔子学说、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这些理性因素究竟属于那一种心呢？其实它根本不在这“七心”之列，但却与“七心”有密切的联系。但离开科学的理论，特别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就不可能对“七心”做出科学的解释。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的人对上述“七心”也必然做出不同的解释。同时，作者借助于音乐有七个音符和图画中的七种颜色简单推论出人的思想构成也必有“七个心”或七个意识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第四，把“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和混同于个人利益是错误的

　　作者认为书中引以自豪的也是 “创新”的又一重要之点就是“为自私心说句公道话”。作者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永恒现象，在常态情况下，其属性是良性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坏的。作者要纠正多年来对“自私心是世界万恶之源”的各种偏见。而且从对待“自私心”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人类以往不同社会的特征。作者说：原始社会是“不管只用”，奴隶社会是“强管强用”，封建社会是“分管分用”，资本主义社会是“小管纵用”，社会主义社会是“只管不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管慎用”。作者的这种认识和概括也是错误的。一是把自私看作人类的永恒现象是错误的。原始社会是原始公有制，根本不存在私有观念，谈何“不管只用”？作者甚至说，原始社会的“不管只用”导致“自私心无限发展，人类社会一片混乱”。由此说明作者的历史知识多么贫乏。二是作者把人们的个人利益与自私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过，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人有个体与群体之分，人们的利益也有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分。同时个人利益也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分。任何从事活动的人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必然或者说不同程度地要考虑他人、群体或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有时是统一的，也有时是矛盾的、对立的。这就必然会出现有些人把个人利益摆在他人和社会利益之上甚至用损害和牺牲他人、社会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所谓“自私心”或私有观念就是后者这种情况。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也跟谈不上存在私有观念。只有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之后，人类才存在“自私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私心。只是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才是自私心。市场经济行为中，商品生产者与他人进行平等的物物交换，不都是自私心在起作用，而是正当的个人利益起作用。只有在交换过程中，设法多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才是自私心，如目前市场经济行为中的欺诈、坑蒙拐骗消费者行为等。一个大学教师希望当教授，他通过自己的勤奋教学和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达到其目的，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自私心，只能说是正当的个人利益。但一个大学教师如果认为教学和科研只是为了当教授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忘记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最高使命，甚至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弄虚作假，那就是自私心。作者所说的自私心在常态情况下属性是良性的，实际是指正当的个人利益，而非自私心。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决裂”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同私有观念决裂。如果按照作者的观点，自私心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不同社会所区别之处就在于利用程度不同而已，那岂不是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私有观念，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吗？

　　第五，全书的论证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方法

　　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点确实是人有意识、精神、思想。作者从思想的角度研究人本身没有错误。但如果只研究人的思想，而且只从人的思想出发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那就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书中解释什么是精神、意识时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所特有的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1]（P33）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歪曲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意识是社会的产物”遗漏掉了。目前我国出版的所有哲学教材谈到意识的起源和本质时，都要讲四句话。但作者只讲了三句话，而且把最重要的一句话漏掉了。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观的理解是模糊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作者讲的什么是意识的三句话是旧唯物主义的观点。旧唯物主义不懂得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实践的产物，导致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解释说明社会历史问题时全部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观的最重要观点，也就是历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它包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生，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同时又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相对独立性观点。如狼孩的故事，刚出生的婴儿被狼叼去在狼群中长大，多年后又被人救回。但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离开了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虽然再回到社会中，但他的大脑始终没再具有人的意识功能，也不可能具有作者所说的人的“七心”，且早早死亡，说明离开人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人的意识。作者由于不懂得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因此在说明和解释“七心”问题时，就把“七心”看作人类的永恒现象，单纯从自然界的长期发展论证人的“七心”存在的必然性。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在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这里的“人”是指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是全称判断。但马克思主义强调是人是劳动实践的人以及在实践中结成一点的社会关系，其方法论意义就是要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具体思想、意识也要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在研究人时，除研究的人的最一般的本质特征之外，更多的是以此为指导，考察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的理论，最终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现实的人，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从人的一般概念出发，指出他们共同有什么上进心、责任心、自私心等，而是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去考察。恩格斯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具体考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导致其思想、道德、情感、意识等观念的根本区别，指出他们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资产阶级根本不把工人当作人看待，只有英国的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但是在作者的书中，看不到这种从具体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解释“七心”现象。所以作者在论证“七心”内容时，大多是从自然界的属性、动物的属性论证“七心”的历史普遍性，而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论证其内容。对“自私心”的论证典型地表现了其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再如作者对“上进心”的分析，也是如此。但问题在于，“现实的人”的“上进心”都一样吗，不同历史时代的人追求的“上进”的内容一样吗？同一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追求的内容一样吗？显然是不同的。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由此推论，人的发展也是硬道理。但我们今天研究人的发展不是研究原始人的发展，不是研究美国人的发展，而是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但也不是研究全体中国人的发展，是研究青年人的发展，是研究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发展，同时这种发展也不是金钱的发展、地位的发展，而是研究人的具体素质的发展、具体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这恰恰是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最混乱的地方。这就是要结合今天的时代特征，结合今天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做人模式，研究今天人的“上进心”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地谈论“上进心”本身。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内容，封建文化的“上进心”主要表现为对“权力”地位的追逐，资本主义文化的“上进心”表现为对“金钱”地位的追逐，二者的共同点又都是表现为对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的追逐，甚至用牺牲、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实现个人的“上进心”。社会主义文化倡导的“上进心”的做人标准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是为社会奉献的人，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终身的人。社会主义文化和以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立的根本内容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剥削阶级世界观对立的核心问题。这才是唯物史观研究人的方法。作者的参考书目中提到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其实恩格斯恰恰在这本书中对费尔巴哈抽象的爱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费尔巴哈正是从人的自然属性，特别是从男女之间的性爱出发，抽象出人类爱的本性，然后竭力夸大爱的社会作用，鼓吹什么“爱吧，爱吧，爱是什么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的”。恩格斯批判说，费尔巴哈的这种“爱”的伦理原则是为一切社会、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阶级设计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3]（P240）实际上，各个阶级都有各个阶级的道德。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战争、争吵和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压迫。同时恩格斯还揭露费尔巴哈为什么从自然观的唯物主义陷入到历史观的唯心主义的根源，就是他把人只是看作自然意义的人，“他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 [3]（P240）恩格斯紧接着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3]（P241）也就是要把人看作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劳动实践的人。恩格斯这段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非常适合对这本书思维方法的批判。书中最大的要害问题就是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没有把人看作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环境中劳动实践的人，由此导致整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的错误。

　　该书出版后，不仅是一些大人物吹捧这本书，而且作者的自我评价也非常之高，称“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专著”。说明了作者本人及某些大人物的思想史的知识非常贫乏。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人道主义哲学家、思想家都从不同视角系统揭示了人自身的许多特征，如笔者前边提到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理论的同时，实际上也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马恩之后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书也是系统阐发人自身的一部专著。其上篇题目就是“人是什么”，下篇是“人与文化”。作者怎么能够称自己的书是“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专著”呢？同时，作者研究“人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宏观方面的大课题，需要阅读和参考相当多的书籍。有关“人的本质、人性”问题，不仅思想史上有许多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也有相当多的精彩而深刻的论述。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也出版了较多有关书籍和研究成果。但是非常遗憾第看到，作者在本书“参考书目”中仅仅列出了十多篇书目。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中外思想家的成果一本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只列出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同时，本书只有一处引用所谓一句恩格斯的话，而且还引用错了（恩格斯书中借用欧洲一句谚语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讽刺庸俗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概念理解为追求吃喝玩乐的庸俗行为。而刘的书中却歪曲为‘恩格斯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见78页）可见作者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恩格斯的原著。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列出。后面列出了刘少奇的《论党》一书，《邓小平文选》二、三卷、李铁映的《论民主》及几本普通的刊物杂志等。以这样的知识阅读范围能够写出一本真正“创新”的人学专著吗？牛顿谈到他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的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最大限度地继承前人已经取得的优秀成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任何新的学说，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就是一个标榜自己的著作是“创新”的著作。恩格斯通过对其具体内容的具体的分析中，指出，杜林的所谓“创新”其实是倒退，是对前人成果的歪曲。本书作者的这种“创新”思维方法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理论和思想界带有一点普遍性。我们应该从对本书内容的剖析中，汲取一定的教训：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创新？

　　参考文献：

　　[1] 刘鼎新.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文/郝贵生，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