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侧面的画像

　　写点东西，不是很顺利，有朋友劝我用笔名，说是会方便很多。

　　名实无用，你的爱陪地址跑不了，咱又不犯法犯规，真要是有点不便，就用暗语和代号，隐姓埋名或缄口不言装作死样总之是不妥的。

　　棒喝是哪里来的？是出自佛经，据说是“临济问黄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何，三度被打，后参大愚，得悟黄檗宗旨。”

　　棒喝，不就是警醒人们迷途的意思吗？如今啊，棒喝自己是可以的，棒喝迷途者是不可以的，“看法”和“建议”就比棒喝柔软得多。今天，我也要套一句俗话：整体是好的，画像只指侧面部分。

　　承平日久，私权已立，活着活着，大家就活进“自保”的文化怪圈中，在“山川美景，家乡巨变，霓虹摩天”里，每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你，我，他，摸摸自己的脑袋，发现还在，那就庆幸了，至于别人的眼泪和人头，管不着那么多。

　　看看中国的文化人，只觉自私欲的强悍恐怕是已经到了一个历史顶峰，再往高里走就有些麻烦啦，有些人，为了自己的那个“目标”，遮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制造成果”，不要脸地把别人的努力做一个修改就署上自己的名字。

　　“盗亦有道”过去其实是个愤言，但现已把它修正到法理，大盗即有道，盗法即道法，文化人的盗窃不只是水平高，而且觉悟高，高到脸都可以不要。

　　一百年前，知识分子嘲笑官场三部曲：吹，拍，钻。

　　一百年后，知识分子已然笑不起官场，两兄弟早“团结”在一起了，不都得唱这三部曲吗？部分教育点位，就突出两个字：一是精；二是形。精是精致，教授精致，学生也精致，精致到古今中外无与伦比。形是形式主义，形到一定的高度，便有层出不穷的“成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两者一打通，官与教自然也便通了。秀才人情纸一两，教授世故皮几张。中国古有科举八股，今有申论八股。破了封建体制，破不了中国知识分子高超的八股基因。八股能有何用？吹，拍，钻。说真心话，我对官员的印象甚至要好过知识分子，前者假不过后者。

　　中国的文学人，比如西北的“贾平不突”，再比如山东的“无语”，写了些获奖作品，其中也有些下三路的描写。群众一骂，其同流便斥道：“不要用道德来要求文人，作家奔放的思想你们不理解。”中国，还有个画师叫陈单青，原清华教师，据说颇有些功底，因不满国内诸事跑到美利坚，结果，人家美国人既不认他的画，更不认他那背诵出的“思想”，他又回流到国内继续当中国人的“思想家”，他也讲：“不要用道德来要求艺术！”

　　我的个天哪！文不要求道德，艺也不要求道德，那谁该背道德的包袱？道德就只管平凡人？凭啥呢？聪明人真是做贼也英明啊！好你个文艺，不就是抓住了嫖客管不住裤子吗？国人的悲哀就悲在太过感性，死在了花颜巧语里，这帮人，就算是得了诺奖的“无语”，放到国外，也不会有人追星，只在中国能当“爷”。留欧十年的陈季同看到欧洲人看不起中国文学和艺术，感到非常生气，欧洲文艺家说中国的作品矫揉造作，缺少一个真字。这结论可能粗浅了点，但对于部分人而言，作品形像并无太多出入。

　　国人一提两面人，就联想到官员，似乎只有官场才需要两面性。不对，社会愈分化，两面性越突出，分化到极端，全民便都是两面人，文化越高，两面做得越是精细形似。教员本是教书的，现在也学会了两面，明明心里早想着，满嘴里还“我不想，我不想，是领导逼我的”。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人不两面便无利”的窘境，做两面人便是最合适的生存手段。

　　过了几天太平日子，有些人嘴又开始痒，脑子里满是“五千年文明”，说什么只有“王道教育”才能服人，在炮口面前求所谓的心服。服个啥呢？服你个混帐王八蛋吗？来点圣经贤言，鬼子就不奴隶你了？在外国的领奖台上把自己的国家臭上几句，文学就上了一个档次？

　　对文人的下堕，鲁迅让呐喊，我看暂时还是彷徨一下的好。

　　最近，有朋友跟我聊香港国泰航空的事，不知道从何说起。

　　在所谓儒家文明的自豪里浸润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做奴隶的心态已经如同男人的痔疮——十男九痔。稍有点被奴化的机会就愿意变成奴，一旦奴久了，你让他做成人就不太可能，他们哪舍得洗去身上的“洋气”和“贵气”？所以啊，真正的中国人务必要守好地盘，不要再次全民遭奴役了，若是再委身，就真的没法子做人了。

　　曾经住在租界的上海人，得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住久了，便真不当自己是中国人了。香港人在洋盗的租界里沉浸了一百多年，心中哪里还有国啊！事实上，洋盗也没把它当洋人，那些跑到美国说理的，那些逃到英国寻求港独台独的，有几个能吠很久？主子抛弃它，不就是无意间掉了一枚硬币吗？上不得心的。

　　中国曾经有一句话叫“十有九人翻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书生，真要是承认自己在大难面前无用倒罢了，至少不妨事。问题是，当世的书生，用则无用，嘴却有直捣黄龙的勇气，一到紧急关头，便血气全无，带路当奴的速度非一般人可比，鼓吹给洋人做奴的大多是书生出的点子。

　　国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病，清末有“恐日病”，民国既有“恐日病”又有“恐共病”，如今，又患了“恐美病”，孔教的后代实实在在地患上了“恐病”，若是有不安之兆头，心里就萌生投降为奴之预案。

　　和平是好事，和平久了，有时也不怎么好，老寄望“协定”能带来真的和平，总以为用钢笔签下的美言美句能让肥肉改变命运，岂不知，桌上的和平，其实就是肥肉的命运。

　　在上海的租界，有一车夫不小心碰到了英国绅士的尼子衣，一群黄皮打手将其按地锤打，周围人明哲保身不敢近前，车夫终于还是不堪其辱奋力反击，这一反击可坏了，租界把他抓起来立案拷打，后被笑称为“人打狗案”（黄皮打手都是狗）。骂人为狗，不是很好，却也形象。说句心里话，真要坚定地保卫疆土，在狗多势大的特殊时期，对有些个狗，人有时候真的要敢于痛打。

　　东北失了之后，蒋介石说日本太强大，硬斗是没法子的，留学日本的学子们血脉贲张誓言回国看看祖国到底有没有法子。回国之后，南北转了一圈，然后感叹“他妈的，真没法子！”。为啥就没法子了？外有帝国主义，内有无能蒋府，还有不灭的军阀作风，官僚士大夫和买办地主都各唱各戏，整个国家似乎就只落在了刨地的农民和打铁的工人身上，能有啥法子？

　　一百多年过去了，还是有许多处连着陆地的、漂在海上的地块没回到祖国，有人说要留给下一代，下一代又说留给下一代，都是“没法子”的一代代，眼前估摸着还是没法子。这事可能说大了，往小点讲，国人生活中的诸多锁事，比如教育改革，比如坑蒙拐骗，比如黄赌毒黑，长得比春笋还快，发得比野草还盛，全民都知道很真实，全民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但就是没人有法子治理，咱们都成了“没法子”的后代。

　　“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是一种责任的呼吁，放在国家统一的大事上似乎异议不大。如果有钱的把钱转走了，那不就只剩“出人”的人了？估计到了最后，你既出人了，还得出钱。有钱的人把钱都转出去给了侵略者，留给同胞的恐怕只有冥币。我们呼吁不要仇富，但也不要太过寄望有钱人，尤其是中国有钱人。以前，我总认为只有今天的富人爱把钱往外国存。后来才知道，民国的富人赚了钱也爱存外国银行，感觉这样可以“铁稳如山”换来万世无忧。

　　面对外敌，最怕者当是内部先分裂，兄弟阋于墙，能外御其侮？不可也！拳头往外打才有力，兄弟大吵，把拳头往里收，必受外侮。有两面人，假装摩拳擦掌，实偷眼向外看苗头，炮声一响，就屁股尿流往外逃。还有些个人，对内，嘴里喊着同是炎黄子孙，三句话不对味，刀就来了，枪就响了，不是脑浆喷溅，就是人头落地，哪有什么兄弟之情。

　　好人是居多，爱国者也居多，多在中底层的老实人。

　　不理想者也不是没有，渣与奴不外乎六态：

　　糊里糊涂地吃饭困醒拉屎度日，像只猪；

　　钩心斗角，吃人脑髓，恰如猿孤；

　　媚颜奴骨，忍气吞声，犹如癞猴；

　　贪财猎货，资敌财源，鄙视同胞，如哈巴狗；

　　苟且偷生，，闻险即逃，好似黠鼠；

　　有家无国，有我无他，趁难洗劫，就是强盗；

　　这些年，国人总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客气地对待别国，我们这么委屈地忍受着委屈，为何还是不被接受？”这问题难回答吗？不难。上面的“六态人”，没把自己当人，人家怎会当你是人？

　　做一个现代人，还有很多真理需要智者或勇士去争取。寻求真理绝对是一件要命的事，李大钊辈如此，二十一世纪亦如此，真理不在天上，不在地下，只能在地上。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在遇侵略时，只有活成一个人，方有胜机，若活成一盘沙，心脏就会被人家掏走吃掉，道理很简单，看你们信不信。

　　民国曾经有人挂个招牌“维新政府”以讽刺官场珠胎暗结，谁敢揭露不白之事，必向揭露者大兴问罪之势。时下，也有句流行语：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处理提出问题的人。

　　这种相似性是不好的，处理人要慎重！中国整体是好的，但不能说没有问题。

　　附言：

　　1，深圳出现“负首付”买房。评：离开大基建，一切都停摆，这个局能拖这么久在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还能拖拖，不急着喊完蛋。

　　2，有人问及云南昆明城投债大窟窿的问题。答：全国城投隐形债公开的权威数据是60万亿，显形债还不清楚准确数，估计也蛮可观。以债还债，跟美国债没什么区别，都是庞氏骗局，在上文我就讲过不要笑美国债，彼此彼此!

　　3，在上一篇文章后面有人批评我不该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他们说西方的那些东西全是骗局。回应：我只是说人家强调这六个字，没说全是真的，也没说全是假的。不过，肯定有部分是真的，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比较好。

　　写于2023年5月28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