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重访六十年代：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 学者观点

　　【本文内容系戴锦华教授近日应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邀请，为大学生做的一场讲座。戴教授多年从事电影、女性主义和政治研究，在这场演讲里，她延续以往富有感染力的修辞风格，以独特的视角带领学生重访历史，温故知新。虽然是对学生的演讲，但对于不同读者也有参考意义。观察者网根据录音和现场记录整理。】

　　这个题目是我今年在北大开设的“文化理论研究”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些年来我、王晓明老师，还有国内文化研究学者的共识是讨论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比较多的是重访伯明翰学派、重访英国文化研究，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阶级起源和阶级分析当中去。但是今年我决定做个调整，把对全球60年代的重新叩访和反思作为思考21世纪后冷战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和思路。所以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北大尝试把“叩访60年代”作为一个题目，在此之前我在北大专门开设过60年代的电影、60年代的文化这样的课程。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又喜剧性地度过2012年12月21号的世界末日，在这样一个奇特的历史时刻来讨论文化研究、思考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来认识20世纪的历史债务和遗产，对每一个人文学者、每一个当代人都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而当我们反思20世纪时，不要做一个陡然之间被扁平化的、被取消和压缩了历史空间的一个永恒封闭的现代史的囚徒。

　　如果大家不甘心成为一个囚徒，想要重获历史纵深、重访20世纪，那么我认为60年代是一个关节点。因为60年代在视野描述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动荡、全球劫难的年代。从另一个角度说，那也是一个全球火红的年代，是理想主义处在最高峰和最强音的时代，是世界最优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帜下相信世界必须被改造、能够被改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当中去的一个年代。

　　60年代是一个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也是伟大的和平斗士、伟大的个人主义英雄用他们的身躯和生命去实践理想的年代。在今天演讲一开始，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放了一张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接见红卫兵的照片，这是全球60年代的一个中心和核心景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家再从上往下看，最上端是第三世界最著名的思想领袖、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庶民研究的奠基人法农，他的《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们》《黑皮肤，白面具》等著作成为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每一个非西方的有色人种都引以为傲的伟大的思想成就。同时，它也标示着60年代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全球前殖民地的解殖抗争。

　　再往下，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马丁·路德·金，对历史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句“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已经在全球变得如此通俗、如此流行，据说每隔五秒种全球内就会听到一次这个著名演讲的录音，但是他们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商业广告当中。另外一个使用率最高的就是《欢乐颂》，这显然是因为它们是伟大的人类共同梦想的象征，所以才被商业广告不厌其烦地使用。最下面一排，从左到右，先是美国总统肯尼迪——60年代一连串刺杀案中的一个被害者。之前伟大的和平斗士马丁·路德·金也是被刺杀的，他以“和平进军华盛顿”带领民众徒步走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而一路上他们的秩序、他们的自我节制、他们所呈现的集体的精神力量他们对于黑人在美国分享基本人权的诉求曾经让整个世界为之折服和震惊。当这支队伍到达华盛顿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发表了“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然后肯尼迪发表了一个演讲说“每一个美国人和每一个世界公民都要为这个时刻感到骄傲，为这个队伍感到骄傲”，然而这个伟大的和平斗士最后死于刺客的枪口，紧接着被刺杀的就是肯尼迪，后面我会讲为什么我把他放在充满反叛者和反抗者的图像上。

　　接下来的一位，大家也许不认识，他是著名的智利民选总统、智利共产党人，在他旁边的是以暴力抗争而著称的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平斗士仍然被讲述和记忆，暴力斗士被遗忘和唾弃。马尔科姆·艾克斯，他原来是有姓氏的，但一个黑人奴隶的姓氏都是美国奴隶主的姓氏，“我们自己的姓氏被淹没在暴力当中了，”所以他用艾克斯作为自己的姓氏。，正是他创立了美国著名的黑豹党，而这位以暴力著称的斗士最后也死于暴力。

　　下一位大家肯定都认识，是著名的圣雄甘地，他是整个20世纪和60年代亚洲的光荣和骄傲，是亚洲伟大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他以印度人民血肉之躯的抗争赢得了印度的和平独立，而他的哲学思想、社会实践和多卷本著作至今都是伟大的人类财富。

　　再往下是非常大的一张照片，因为是我的偶像切格瓦拉，如果你对切格瓦拉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只能说你们依然是历史扁平化之后的现代史的囚徒。切格瓦拉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形象，曾是《纽约时报》评选的20世纪全球英雄与偶像的高票得主。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也是20世纪60年代所有伟大的个人和英雄当中，最多的、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最彻底的被商业化和扁平化的形象。

　　我挑选这些人物，是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世纪，一个英才辈出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闪过天空的极度辉煌的彗星。整个60年代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它自我焚毁、自我引爆，能否浴火重生仍然在未知之中。

　　不久之前，我接受了一次访谈，记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戴老师，在我的记忆当中，60年代在您的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1968’和‘五月风暴’。到了世纪之交，我发现在你的讲述中‘1968’和‘五月风暴’出现的频率降低了。”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是：“你的观察非常准确、非常细致，但这并不意味着60年代从我的视野当中消失了，而是在我的整个视野当中延展开了”。曾经，当我们讲到60年代，首先浮现在脑海当中的、呼唤着我们对这个时代思考、反思、忧虑和痛苦的是以欧美为主要舞台的学生运动。大家已经看到了1968年5月在巴黎迸发了一场巨大的学生运动，而这场运动最后酿成了欧洲史学家所称的“欧洲最后一场革命”，它达到了欧洲革命的程度，而且它也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被记述为“举世无双的革命”或者简称为“无双的革命”。

　　上传失败，网络异常。

　　重试

　　这场学生运动的出现在战后的整个欧洲是完全出乎预料的。它的起因非常有趣，是由于校园管理的伪善和严苛，而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原因是他们撤换了当时的电影资料馆馆长，因为那个馆长的理念是：“电影资料馆的资料是所有爱电影人士的共同财富。”这两件小事引发了学校风潮，学校风潮引发了警察干预逮捕学生，逮捕学生引发了更大的学潮，更大的学潮引发了军队进驻校园，而进驻校园引爆了整个巴黎，引发了自巴黎公社以来法国革命特有的样式：巴黎大学学生起事占领街道、修筑街垒，然后工人声援，市民罢市，知识分子全面介入，引发全面革命。

　　于是1968年，在西欧的一片太平盛世之下，突然之间风起于青萍之末，以索尔邦大学为原点迸发学潮，引发了战后这场欧洲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一场学生运动近乎倒戈，最后它迫使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出逃巴黎被迫前往德国，相当于“吴三桂请清兵”，跑到德国请了军队。一个民选国家的民选总统带领邻国的军队杀回自己的首都暴力镇压自己学生的抗争运动，这真的是“无双的革命”。

　　而这场革命被称为“无双的革命”还在于它被历史学家描述为“是一个在革命之前就被理论家所描述的、被理论家所勾勒的、被理论所呼唤的并且实践了这个理论的革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进而蔓延到了意大利的“热秋”，引发了全欧洲的学生运动。而这个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从西欧影响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呼应了大量的抗争性学生思潮，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延伸到第三世界，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大规模的学生抗议示威运动；在日本，街头充满了抗议学生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60年代的学潮酿造了后来全面改写人文社会科学面貌的一代理论家。

　　我只给大家讲几个小的例子。这场运动的萌发和电影有关，进行过程也和电影有关。大家可能记得五月份是什么月份？是戛纳电影节开幕的日子。戛纳电影节在那一天准时开幕了，那一年的主席特吕弗走上台去主持电影节的开幕式，但他突然停止了主席的职责，对着麦克风说：“当我们的同志在街垒上浴血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过节？”于是电影节落幕，全体出席电影节的电影艺术家们走上街头，参与到学生运动当中去。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著名的戈达尔高达在街道上参与运动、拍摄运动的场景，这是特吕弗的工作场景，我没有找到他在街道的场景。现在大家可以理解，当时所谓世界一流的电影艺术家和电影艺术人，他们和整个社会的抗争、对旧世界的反抗、对新世界的梦想是以何等方式的同步共振和感同身受。他们不会说：那是一帮学生在胡闹，而相反他们用了“我们的同志在街头浴血”。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五月风暴”当中的新闻图片，最上面的一位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每一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他都走在最前方，而且他在这场运动的高潮喊出了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正是我今天尝试去“叩访六十年代”的主要动因之一。他说：“终于，社会主义和自由手挽手前进了！”这正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沉重的债务和21世纪所有不满足的人们忧思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如何是社会主义的而又不是剥夺自由的，如何是自由的而又保持着集体性、公共性和人们对财富共享的？这些人不满足于将资本主义世界作为理想世界，不满足于这个将我们迅速带往石油文明终结的世界，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而这种终结很可能成为人类的终结。而萨特认为在这场学生运动当中，终于有一次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携手同行的。

　　下面这位是列侬，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图片展示的是他在学生运动高潮当中演讲的画面。整个波普艺术、流行艺术和亚文化正是在60年代的高潮当中勃兴起来的，表现了当时最强大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而甲壳虫乐队被称为60年代最著名的和平游击队。下面一张照片是戴高乐总统带领德国军队占领首都的耀武扬威的画面，我很高兴自己找到了这张照片。

　　通常我们说到60年代，脑海中浮现的是“五月风暴”，是“热秋”，是美国的反战运动，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场运动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面向。其中之一是这场运动高扬的旗帜被缩写为3M，分别是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而我刚才我说的这是一场被理论家所勾勒、描述、预言、呼唤的运动就是马尔库塞的描述，因为早在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之前，马尔库塞对于整个世界，准确地说是对欧洲，再准确地说是对西欧，做出了一个整体的阶级分析和判断，他指出：“今天的世界是蓝领工人白领化，消费上消灭阶级，工人阶级整体被赎买，工会黄色化，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能承担世界革命的使命。”那么谁将成为新的历史主体？谁将成为世界革命的力量？他的结论是大学的师生们，当然还有更为丰富的理论作为学生的思想力量、思想动力和学潮的理论资源。

　　这是一个极为清晰的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角色：中国、中国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实际上，1968年的街垒景观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挥舞着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的法国青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想象对象，成了最后一场欧洲革命重要的思想动力和思想资源。

　　讨论到60年代，我们首先想到的是60年代的法国学生运动，可能会忽略60年代是一个漫长的年代，它不是一般历史断代中的十年，而是一个悠长的60年代，是一个丰富的60年代。我引用詹明信教授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这个长篇论文中的描述，他的描述把我对60年代关注的延展和60年代另外一个重要的参数呈现出来了。

　　按照他的描述， 60年代并不开始于1960年1月1号，而是开启于1959年元旦。那么1959年元旦发生了什么？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胜利，1959年1月1日切格瓦拉带领不足300人的游击队战胜了5万以上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在那一天胜利进军首都哈瓦那。那一天，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的描述，是“全世界的左派都为之欢欣鼓舞的节日”。我选用了几张图片，希望大家记住切格瓦拉这张风华绝代的脸。

　　在另外一边，大家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对古巴革命的报道，上面是古巴革命更为著名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至今他仍是古巴的最高政治领袖。按照詹明信的说法，60年代也并没有在1969年12月31号结束，而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延展期。那么对于他来说，60年代什么时候终结？60年代在1973年9月11号终结。1973年9月11号发生了什么？当2001年9月11日双子大楼被击毁的时候，很多批判思想家、左翼思想家再一次提醒世界：记住另外一个9·11，就是1973年的9·11。这一天，美国CIA在智利资助训练的军人发动了军事政变，武装进攻炮轰民选的合法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权，在这场军事政变发生之后，全体工人、市民支援保卫合法民选总统，但是他们完全不可能战胜军人的装甲、坦克、机枪、大炮，最后当他们包围总统府的时候，合法的左翼共产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从总统府的楼顶上用直升飞机护送总统府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家属、妇女和儿童撤离。在所有的人都撤离之后，萨尔瓦多阿连德拒绝撤离，他说：“我是民选总统，不是独裁者，我不要成为无数拉丁美洲流亡总统中间的又一个”。萨尔瓦多阿连德一辈子是和平主义者，很有意思的是，他和一辈子信奉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切格瓦拉保持着终生友谊，可是在最后时刻萨尔瓦多阿连德戴上钢盔，拿起冲锋枪参加总统卫队保卫总统府，最后被武装攻入的政府军击毙在总统府的台阶上。而在杀害了合法总统之后，他们放火烧掉了总统府，所以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切格瓦拉一样成为一个尸骨无存的拉丁美洲英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造访拉丁美洲，参加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和平示威，你们会看到整个抗议示威的现场会成为一片旗帜的海洋，在这片旗帜的海洋中，只有两张面孔，那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切格瓦拉。

　　我们看到，按照詹明信的划分，60年代的开端和终结都是拉丁美洲，用当时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社会概念来说都是第三世界，而如果真的去追问整个欧洲学生运动起源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第三世界的崛起，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解殖运动，对昔日的宗主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巨大的威胁最后引发的内部爆破。我在这儿不乱用鲍德里亚的内爆概念，我只是说内部爆破，而不是内爆。所以，即使以欧洲学潮为主景观，我们仍然要意识到对于60年代来说，一个极端重要的参数是第三世界，一会儿我再讨论它和整个文化研究，和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全新的内在关联。

　　大家再看一张照片，这是武装围攻总统府的照片，是由臭名昭著的皮诺切克在总统府拍下的。这个皮诺切克似乎不想假装自己是好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坏人，一群黑手党人。那么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参数中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东西，这次9·11发生后我有7年没有访问美国，因为访问美国要摁十个手印，而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罪犯才按十个手印，所以我拒绝访问美国。前年我再次访问美国，还是有一点心理阴暗，我是真的想实地考察一下金融海啸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当然还是得按十个手印。在美国的实地考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收获，其中收获之一是我发现，无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学术界，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个修辞的转换，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整体从他们的话语系统当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和专制，但是这几乎只是同义转换，因为民主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专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而所有这种新主流意识形态建立的前提是我们假装无视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所作所为——资助各种军人独裁力量，推翻民选民主政府。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整体的判断：“拉丁美洲国家中产阶级的实力太薄弱，以致他们承担不起来经济起飞及其民主化的过程，不如在独裁的政府之下以最低的制度成本来完成最高的经济获益。”

　　如果大家对这段历史有关注的话，我推荐一部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纪录片给大家，它叫《Nostalgia for the Light 》，网上翻译成《故乡之光》，这很不准确，那么后来我和我的团队商量把它翻译成《光晨之义》。旁边的照片是它的导演，一个智利政变的逃亡者，这位导演的伟大之处，是他终其一生拍摄了近十部纪录片，而这十部纪录片始终只关于一个主题：智利政变，终其一生他都在实践着一个主题：“活着并且要记住”。他在不断地质询着政治、和平、暴力、虐杀、记忆与遗忘。这部电影获得了全球欢呼，但其实他更著名的一部纪录片是《智利之战》。在《智利之战》中你会看到真的令人痛心的东西，就是经过暴力迫害的人，他们在被摧毁了全部记忆后仍然可以看着那些暴力的图片说：“这个人是我，但是我不记得。”

　　关于这段历史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包括波兰斯基的电影《死亡与少女》，。但很有意思的是，使我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是数年前的一个新闻报道。那份报纸的国际新闻栏里有两则消息，一则消息说皮诺切克总理，就是那个不想装好人的混蛋，当他的政权终于被推翻时逃亡了。在他逃亡之后，还有一则新闻说，皮诺切克总理返回了故乡。他仍然依法被逮捕了，但他因健康原因被保外就医，法律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决定不予起诉了。而他的罪行不仅包括武装政变、武装保卫总统府，还包括他上台之后全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灭杀。他在智利推展了这个时期拉丁美洲最著名的肮脏战争，他的牺牲者不是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人，而主要是艺术家、知识分子这样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从人间蒸发。到今天为止，你们去智利、阿根廷、墨西哥，会在特定的日子在广场上仍然看到那些垂垂老矣的人们捧着亲人照片，上面写着：“还回我的亲人”，这就是在那个时刻蒸发了的人们。而且如果大家看诸如《智利之战》《光晨之义》之类的纪录片就会知道，当时他们使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这些政治犯。所以毫无疑问，皮诺切克犯有戕害人类罪，但是这个时候他被赦免了。

　　引起我震动和深思的是旁边的一条新闻：海牙法庭驳回了对前红色高棉总理乔森潘因健康原因免于起诉的健康要求，仍然决定以戕害人类罪来对他展开审判。我一直强调我拒绝一种原则叫两恶相权取其轻，我也拒绝一种立场就是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选择而赦免某一种罪行。当我说“活着并且要记住”的时候，当我说“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尝试真正地热爱人类，相信人类必须有未来”，意味着我们将承诺一份关于未来的正义。

　　当我们承诺了一份未来的正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记着所有的死者：白色暴力的死者、红色暴力的死者。所以我没有丝毫意愿，也没有丝毫意味为红色高棉辩护，我只是说，当这两桩案件并存的时候，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后冷战的时代。这仍是一个胜利者主宰历史的时代，胜利者仍将赦免他们的罪犯，而毫不容情于他们敌人的罪犯。因为你失败了，所以你加倍地可恶，加倍地应该被审判。这正是司空见惯的胜利者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在整个人类面前践踏着我们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这才是我会钦佩今天仍然讲述和歧视这些暴行牺牲者的原因。

　　我们经常说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而完全忽略了另一方面：即使在闭关锁国之中，中国对于世界仍然产生了极端丰富的、复杂的、也许是奇特的影响。上面一张是切格瓦拉访华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这边一张是文革式的游行，大家看牌子上写的是什么？是“坚决支持法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还是“革命斗争”？这是当时文革中的中国对于1968年“五月风暴”的回应。下面一张是“五月风暴”的街头照片，他们高举列宁和毛泽东。但事实上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主舞台上，第三世界的因素仍然是昭然若揭的。因为按照法国史学家的描叙，当时走在大街上的学生高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嘴里喊着“嘿嘿嘿，胡志明”。胡志明是当时越南共产党主席，著名的留法知识分子，也是当时第三世界领袖式人物和整个欧美运动的旗帜性人物。这说明60年代一个重要的第三世界元素就是美国的越南战争和越南的抗美战争。

　　每一条线索都会引出极端丰富的历史线索，引发我们对于历史现状、今天与未来的思考。这里我只是非常简单地提示一下，按照当时越战爆发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会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批准了越战的要求，原因在于他们说“这是一场边疆之战”。美国的边疆跑到越南来了！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笑？但一点也不可笑，这个边疆是冷战时候两大阵营的边疆，当红色的北越越过了边界线进入南越，这是东方阵营整体地侵犯了西方阵营，就像当年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去打韩国时，整个西方世界动用联合国军是一样的道理。人们没有想到，美国也没有想到，整个世界都没有想到，当美国投入了在二战中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投入了所有最新的军事装备去打击一个东南亚小国时，并没有打服。不仅没打服，还让美军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泥潭，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死亡最多的一场战争就是越南战争。越南变成了一个噩梦，变成了一个泥潭，变成了一个诅咒。

　　今天我们去美国旅游，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个越战纪念碑。它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纪念碑都不一样，它不伸向高处，它伸向低处。它不是无名英雄，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不是一个男性建筑学家，是一个女性建筑学家设计的；不是一个白种建筑师，是一个亚裔女性建筑师设计的。从任何意义上，这个纪念碑都配得上这场怪诞的战争，而从任何意义上这座纪念碑都重新反思和启示着关于战争、和平和死亡。如果把这个纪念碑对照着《集结号》，我们也许会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但希望你的结论不是主流最希望你得出的那个，说看看美国多民主，看中国只有无名烈士纪念碑，那你们就上了冯小刚一大当。冯小刚的电影让我们去向历史索回死者的名字，是为了再次把它归还给历史，只不过所还姓名的那个历史和再度归还的那个历史不是同一个历史了，前一部历史叫中国革命的历史，后一部历史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是区别。

　　接下来分享一张越南的照片，越战中女战士是非常有名的，我在找图片的时候非常惊讶地发现网友用“迷人的越南女杀手”为名来展示这些越南的女游击队员，我在其他地方讲过我们今天的逻辑叫“胜利的失败者”，我们在很多场战争中都是胜利者，但是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者的逻辑，接受失败者的位置，以失败者的姿态去采用胜利者的逻辑乃至胜利者的修辞。

　　越南战争的迸发实际上非常有趣地引发了另外一场内部爆破，那就是美国迸发的全面反战运动。关于60年代有一种描述说它是B-52效应的结果，B-52就是当时美国最新式的军事轰炸机，当时美国出动了巨大数量的军事轰炸机飞临越南上空，而且事实上整个越南土地被军事轰炸所投下的炸弹创了吉尼斯纪录。但据说落点最密集的不是在越南，是在老挝的一个地方，到今天为止那个地方都是无人区，因为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引爆了一颗当时尚未爆炸的炸弹。当一个地方没有爆炸的炸弹达到了使这个地方成为无人区的密度，大家可以想象投下来炸了的炸弹有多少。

　　所谓B-52效应应该叫做媒体效应或者电视效应。大家不要忘记60年代是现代媒体诞生，大众媒体开始构成景观社会的年代。有一种说法是越南战争是美国人民在世界面前打败的第一场战争，其实这个说法说的对。这句话的意义大概要做另外一种理解，越南战争是第一场通过电视为全人类所目击的战争。所谓B-52效应是在当时的电视上全面报道的美国军事轰炸。美国在大规模的军事轰炸中，不仅是投炸弹，最著名的是投凝固汽油弹，还投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当时发明的落叶剂。为什么投落叶剂？因为越南游击队跟他们搞游击战，藏到树林里看不见，美国就投下这些东西让树叶全部落掉。到今天为止，这些化学武器对那块土地的污染仍然不可消退。

　　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美军的视频，是B-52的轰炸，是密集的子弹，是美国钢铁巨人的形象，但非常有意思的是60年代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公民包括全体美国青年、美国知识分子他们认同的不是美国的军事武器，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认同了炸弹之下血肉之躯的越南人。所以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全面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我们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各种各样的民间队伍进去到灾区，但是我自己非常惊讶的是比工程救援人员，运食品、运水的人员甚至更早到达的是心理救护队，为什么？因为大家说，经过这样的灾难，一定有巨大的创伤，就是灾难创伤吧！OK，就是PTSD，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东西去救助他们这样的疾患。但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可能都忘记了或者不知道这个专有名词，其实就是在美国越战的时候出现的。PTSD是美国越南战争后期才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有人会说军人经历战争，遭到心理创伤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吗？既然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为什么越南战争才如此严重？大家看《阿甘正传》，很多越战老兵后来变成了精神病患者，变成流浪汉，变成无法适应生活的人，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他们在前线经历了这场荒诞的、残忍的战争，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被千夫所指，被祖国的人民集体指认为凶手。这是当时广泛地深入地袭击了整个美国社会，全面地前所未有地动摇了美国的清教传统、清教秩序、清教社会的一项运动。

　　与这场运动同时发生的，或者说这场运动的主要表象大家都知道是嬉皮士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同时包含了性解放运动和大规模对致幻剂毒品的服用和使用，同时包含了美国文化的一个高度的自我东方化。大家不要简单地去想象性解放和吸毒，而且如果你们是道德主义者的话，我也无言以对。不能解释这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和整个东方式的内求，向内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去探索自己生命的极限和极致这样一种特定文化思潮和诉求联系在一起。大家知道嬉皮士运动中有个著名的形象叫花孩，对吧？这是典型的花孩服饰和形象，和1968年“五月风暴”一样，他们直接地公然地表明与资产阶级的秩序、价值和道德的直接决裂。同样像刚才看到的，这个运动当中，整个的所谓Pop Music、波普艺术和波普行为成为了最重要的所谓和平游击队，一个和平抗争的形式。希望大家认识，这是Bob Dylan。波普艺术和整个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所构成的这样一种亚文化的涌现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后来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内容、人物，它打开了这个时候已经渐趋没落的人文社会和艺术的全新领域。

　　对60年代另外一个描述就是切格瓦拉效应。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带领的无国籍游击队被经CIA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军击溃，切格瓦拉被俘和杀害。这是20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人们认为永远不会有的陈尸事件。玻利维亚军方杀害了切格瓦拉之后，公开陈尸，让全世界的记者拍照，第二天全世界报纸的头条都是这几幅照片。十年前我做文化研究的时候，从国外旧书网站上购买了大量60年代的出版物和回忆录，我当时希望获得更多个人性的资料，帮助我情感性地切入到60年代。其中，我读到的一本回忆录，它说：“1967年10月9号的早上，我起来之后，像往常一样在餐桌前打开报纸，我惊呆了。报纸的头版是这张照片和切格瓦拉被杀害的消息。我坐下来哭泣。我除了哭泣还能做什么呢？一个小时以后，我意识到我在大学里有课程，我必须去上课，我就勉强自己走向校园，在教室门口我被一个女孩子拦住，女孩子穿着一件T恤，T恤上写着‘make love no war（要做爱，不要战争）’，她说：‘告诉我，他没有死，告诉我他们不可能杀死他！’我逃离了那节课，和所有的同学讨论了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以及未来。”这个段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个回忆录里说：“那一天大半个世界都在哭泣。即使你不是左派，即使你不相信任何左派的理想，即使你不梦想改变世界，你仍然会在那个时刻哭泣，因为切格瓦拉被杀害意味着20世纪前所未有的伟大梦想的陨落，这个梦想就是人类是独特的，人类是伟大的，人类的精神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的精神是可能征服军事的和物质的。切格瓦拉可以象征任何不带有政治色彩的理想，他是20世纪绝无仅有的伟大骑士。”所以我们说切格瓦拉效应某种意义上是切格瓦拉之死效应。

　　但很有意思的是，当切格瓦拉被杀害被陈尸，因为玻利维亚军方必须向整个世界陈尸来昭示他真的被杀死了，因为在此之前，每隔五个月，全球传媒会报道一次切格瓦拉被杀死了，而且报道他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被杀死。以至于这已经司空见惯地成了全球媒体的谎言，这使得陈尸成为必须。但陈尸的结果是切格瓦拉获得了“尘世的基督”的称号，然后无数的诗篇歌咏他，无数的人记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号是在于那幅照片所有的构图都是吻合于美术史上的名画基督之死的，这是著名美术史学家约翰·伯格首先指出的。而他的以身殉死，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一己之力试图逆转世界历史命运的理想也令基督教文明的人民联想起基督。实际上21世纪，教会的第一大争议是英国的一个激进教会采用了切格瓦拉的画像做了最新的基督像，他们用金冠取代了他的贝雷帽，只此而已。这当然在基督教引起了巨大争议。

　　我们说B-52效应、切格瓦拉效应同时成为了60年代另外一个重要的起点，那么我用一个极右翼的人著作当中的演说，他说：“非常奇怪，非常好笑，从切格瓦拉被杀死那天起，他的形象被全世界的人们高高举起。从此，他变成了一个不死的青春偶像，而这个青春偶像传递的都是好消息，叫做：世界终将被改变。”当时的一个非常浪漫的，毫无左翼色彩的拉丁美洲诗人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至今仍然流传，是歌咏切格瓦拉的一首诗，名字叫做“点燃朝霞的人们”。

　　最后，对我来说，叩访60年代的原因之一是作为这样一场“无双的革命”，60年代的革命是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人们尝试以知识对决权力，相信对真理的获知意味着改造世界的必然，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决心，这是人们第一次不再区隔象牙塔之高和江湖之远，当时所有法国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导演、诗人、歌手都走在学生的队列当中，但是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场“无双的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且我对这场革命有一个更悲观的说法：这场革命是一个积聚了巨大的动力内部引爆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也是一场自我耗尽的革命。

　　但我现在要先引申出一个最基本的点，就是关于60年代，关于这场革命，我们不说它事实上是一个浴火重生的凤凰的话，我们至少说它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丰厚的文化遗腹子。我们不去一一欣赏了，这几张脸大家应该熟悉：罗兰巴特、鲍德里亚、拉康、德里达、福柯。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不可避免的被转型、被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改变了它的面貌、改变了它基本的思考路径和参数，而几乎所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者无一例外都是当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且无一例外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著作都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遗产。同亲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的受难者很少有人愿意向人们讲述集中营的苦难一样，经历了60年代的学潮、风暴、社会震荡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很少直接指出他们的精神渊源，大概鲍德里亚是唯一一个例外，其他人并不直接讲述他们的精神资源。但是如果我们阅读他们的著作，当然题外话就是大家不要把法国理论家的确实很难读的著作神圣化，神圣化的结果只能使它更不可理解。如果你们意识到这些难懂的著作是因两个原因而难懂，一个原因是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为什么说他们自觉努力的结果？因为就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以后，罗兰巴特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宣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吧！透明的、流畅的、逻辑的、连贯的、耳熟能详的表述只能负载常识，只能负载主流，一个颠覆性的语言秩序同时是一个挑战的姿态，同时是一个文化变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