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体制内的小食堂，看得见的风向标

　　#体制内食堂让我有了考公动力#这热搜真的是莫名其妙，我从来没见过本应当藏着掖着的东西居然会被公然晒出作为宣传素材……

　　结果舆论翻车自然是不必惊异，后续该话题被毙，其喜剧效果则更加令人会心一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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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约两年半前，2021年初“市委书记当众掌掴市政府秘书长”的新闻吗？

　　那则来自河南省济源市官场的热闻，主角为时任济源市委书记的张战伟与时任济源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的翟伟栋，前者当众给了后者一记耳光，只因为后者“不懂规矩”、与之共进一个餐厅用餐……

　　根据自称翟伟栋妻子尚娟实名举报的内容（下图），这则新闻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着实不少。

　　国民党还知道尊敬长官嘞！

　　真是一句话让人喷饭。

　　七十余年前，我们依靠工农发动土地革命、依靠农村妇女同志一阵一阵缝出的军布鞋打跑不可一世的八百万美械蒋军——结果七十年后，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开始“峰回路转”去学习国民党的党风了？

　　那位张书记对即将被扑灭在历史尘土里的国民党，还真是足够了解，甚至为一种“心向往之”的情绪。

　　在民国，百姓和的下层士兵面见国民党大员和国军高级军官，大老远就堆笑叩首、腾街避让，对其一口一个“军爷”、“官爷”得点头哈腰。

　　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中甚至有记载，在民国时期，“老百姓”一词当时为国军军官的骂人词汇。

　　王鼎钧认为：

　　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就是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老百姓’为耻。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拿什么去打共军呢？共军的背后全是群众，你永远打不完。而国军的背后只有皮鞭！和一座座竖着蒋委员长头像的临时军法处！

　　史载，1943年，刘峙转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长官部四周的农民“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

　　农人有来诉苦的，而国军长官部里的人却说：

　　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

　　在东北，在我军发动辽沈战役解放群众之前，东北的老百姓给国军军队取的一个外号是：“五强”。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称呼，二战结束后美英苏并称“三强”，后法军和中国国民党方面——这两支二战时期东西两线的著名降军，强行加上法中，于是合称为“世界五强”。

　　然而当时在东北，“五强”这个词逐渐变味、成为百姓讽刺国军军官在民间“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五强”作风……

　　国民党的党风可见一斑。

　　在《关山夺路》中，王鼎钧不但详尽描写了国民党军的种种不堪，也观察了当时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共军队是如何赢取民心：

　　正在国军班长殴打虐待新兵、辱骂他们是‘老百姓’时，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竟然亲亲热热地叫着老大娘老大爷……

　　十年前，2013年4月，经领袖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下发《规定》，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

　　《规定》明确：

　　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要戴列兵军衔，以士兵身份，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蹲连住班，就是要蹲在一个连级单位，一般住在班排，搞好对所在连队的指导帮带，并进行‘解剖式’调研。

　　“干部下连当兵代职”这项制度，源于1958年9月经毛主席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的规定。

　　当时毛主席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年老、体弱、有病和连队干部、科研人员外，每人每年至少用1个月的时间下连当兵或代理连排干部职务。

　　“官兵无鸿沟、军民鱼水情”，这是我军作风建设的两条主线，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之一。

　　1946年,当白崇禧们还在沾沾自喜地欣赏着张灵甫精良豪气的第七十四美械师、并得意讲评“共产党哪经得起咱们现代化武器的攻击？”时，毛主席却在手把手地指挥土改、“将土地还给农民”、“不得多拿农民一根萝卜”。

　　一年后，张灵甫殒命孟良崮，装备豪华美械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师被我军全歼。

　　等级化、阶级制，这是国民党军队的标志之一，由内而外也就发展成为面对群众的高高在上。

　　战争时期的国军内部存在严重的官兵对立，导致其军令不一，故只能靠法西斯纪律来维持秩序，驱使士兵和下层军官卖命、直接服务于大小军阀，从而维护各买办军头的利益。

　　在蒋介石治下，国军内部普遍实行效仿意大利军队墨索里尼式的“肉刑”，军阀作风明显，对士兵、下层官兵非打即骂，对败兵处罚更是残忍，刀砍、枪杀、分尸、打死煮汤令其他人喝下等封建军队式惩律层出不穷。

　　根据著名军史专家高戈里的研究——

　　抗战期间，国军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为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

　　“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仅授予两人，即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期间共授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4人：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士兵为0，其他9人，占5.2%。

　　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足足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作战民兵和普通群众百姓。

　　2

　　一个地级市的一把手竟然能够公开以独据单位小食堂、霸开小灶为炫耀权力和搭建“权力护城河”的象征，甚至对“僭越者”动辄武力惩戒，不免让人唏嘘。

　　对待党内的下属都是如此，那么之于普通群众，「特殊食堂」等特权场所岂不是更如神秘花园般高高在上、远在天边。

　　1960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在央视的纪录片《居安思危》中，有一篇这样的记述：

　　1988年秋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的一家商店门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新闻效应，引起如此多的人们关注呢？

　　因为这是一家为少数“特殊顾客”服务的特殊商店。今天，是这家商店被宣布关闭前的最后一天。

　　苏联普通人把这类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说他们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

　　这个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步形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对苏共从内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七十年前，十月革命后，战争和饥荒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十月革命》电影中瓦西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时成为流行的经典语言。

　　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相信，作为列宁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为一小块面包推来让去，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

　　电影中的这一情节是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召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

　　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

　　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竟然在苏共执政后期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辆辆轿车停在大楼门前，把整条街堵塞得满满当当。

　　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一位记者公开地说：“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这样的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100多处。克里姆林宫的特权阶层有自己的规则，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享有的种种物质待遇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反差也越大。

　　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集团为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了差别极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且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经济收入。

　　下图是经过1956-1960年所谓的“工资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业领导人员的工资表。

　　1960年，苏联“体制内”法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是为27-35卢布，对比之下，经理、专家之类人员工资可高达十倍以上。

　　根据1970年苏联《经济报》的数据，企业经理(厂长)、专家等领导人的工资在250卢布以上，他们的人数占所谓“大生产集体领导人(车间主任以上)”人数的10.6%；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资在80卢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从事体力劳动或手工劳动的普通苏联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资在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

　　……………

　　新生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竟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

　　当时在苏联国内盖小洋房成风，亚美尼亚甚至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老远就看得见这位农庄主席的三层楼房。

　　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主席兼党委书记，也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座斗的摩托车，且只准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

　　苏共党内、苏联国内的阶级景观，自二十大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为日后的苏东剧变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历史伏笔。

　　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从来就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战斗表现。

　　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而言，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的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3

　　在中国历史上，旧式军队和国民党军中，“官兵不同灶”本是一个“老传统”，它是阶层分化的象征，甚至连我军的秋收起义部队在登上井冈山之前，部队也都设有“军官食堂”，军官每顿饭四菜一汤，与士兵的待遇悬殊极大。

　　但是三湾改编彻底实现了变革。

　　毛主席为扫除部队内部的旧习气和旧制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取消“军官小灶”。

　　是主席第一次规定：

　　官兵必须同灶吃饭。

　　红军上至前委书记和师长，下至马夫勤务兵，均实行同吃一锅饭一盘菜，谁也不许搞特殊。

　　这一重大变革得到了士兵和群众的拥护。

　　罗荣桓后来直言：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变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有一段时间，红军官兵们日子苦、只能喝粥。即使是粥，也得在粥里掺上许多野菜，毛主席就和官兵们一样喝难咽的野菜粥。

　　炊事员同志见状，实在不忍，有一天偷偷的专门为他做了一碗白米饭……吃饭的时候到了，主席看到饭桌上的白米饭，就端起问道：“大家吃什么？”

　　炊事员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毛主席已经看到一大桶野菜粥，他什么也没有说，直接将白米饭倒到粥桶里，用饭勺搅了搅，然后盛起一碗，走到战士们中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建国之前驻扎陕北时，主席又以教育儿子岸英作为向全军全党警示的案例。

　　岸英到延安后，中央办公厅立即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际处住下。这里吃住条件非常好，本是给伤员和一些外宾记者住的，主席自己等一些领导同志都不住在那。

　　这个决定办公厅谁也没有告诉，包括主席。

　　但不久后还是被主席知道，他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儿子回到延安过这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几天后，岸英便搬到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时任司令员，亲自安排岸英在自己身边的警卫班。

　　贺老总当时生怕警卫班的人对毛岸英不好，亲自给警卫班长交代：

　　你的任务是要把这年轻人照顾好、保护好，绝对不允许出任何问题！

　　看着班长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心生疑惑“这年轻人是谁，要受这样的待遇？”

　　贺老总不得不告诉说：

　　他是毛主席的孩子，叫毛岸英！

　　班长这才明白过来，立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就这样，岸英在贺老总处住了下来。

　　因为在苏联生活了十个年头，他不太吃得惯中国饭菜，贺总便让他到司令部的中灶吃饭。

　　中灶是部长、处长和主任用餐的，一般是两菜一汤，比战士食堂多了一个菜。

　　在贺总看来，这也算不上太大的照顾，岸英基本就等于半个外国人，让他全部中国化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饮食上慢慢改变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万一毛岸英在这里水土不服得了什么病，岂不是对不住主席的重托了吗？

　　结果，毛主席又是在一次无意中交谈时得知儿子在贺总的部队上中灶吃饭，又发了火！

　　他立刻指示：

　　把我儿子送下去锻炼！

　　主席的想法很朴素也很严肃，就是希望岸英能从最底层学到东西，了解人民军队的具体情况，不是让他一回国就凭借着特权享受好的待遇，成为一个眼高手低的特权子女。

　　趁着儿子回延安来看自己，主席对岸英第一次提了要求：

　　必须去锻炼，必须下基层！

　　他拿岸英的小妹妹李讷作比较，那时李讷只有五六岁，每天跟着保姆到延安的大灶吃饭。

　　主席的意思是：五六岁的小孩都不搞特殊化，你都这么大了还要搞特殊化，难道要我这个当父亲的提醒你吗？

　　受到责备，岸英心里自然不好受，因为也不是他自己要求吃中灶的，但父亲的话必须要听，何况父亲的话是对的。

　　回去后，不论谁劝他，岸英再也到过中灶吃哪怕一次饭，坚持上大灶和大伙一起吃饭。

　　主席当时的话，放到今天都是振聋发聩的：

　　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是血泡，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学好农活。等手上老茧厚了，你才能从‘劳动大学’毕业，然后再来上‘延安大学’吧！

　　新中国成立后，卫士武象廷改任了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

　　一次主席来到厨房，看到他在忙碌，便问：

　　武象廷，你在做什么？

　　武象廷说：

　　我刚买菜回来。

　　主席说：

　　你改行了。好啊，我告诉你，只要你们饭菜做得干净卫生就可以了，不要买贵重的东西给我吃。比方说，现在是冬天，你就别买那些西红柿、黄瓜之类的新鲜蔬菜。现在买一根黄瓜的钱，到了夏天就能买一筐黄瓜，冬天买一根黄瓜只能吃一顿，夏天买一筐黄瓜能吃几十顿。

　　主席每月都要检查家庭的收支账，到外地视察，他虽然日理万机但也不忘自己伙食费开支。

　　一次到庐山开会，他找来秘书高智，对高智交代道：

　　高智，你与李师傅核算一下，看看我伙食费超了没有，超了不能补贴。

　　李师傅认认真真算了一遍，汇报道：

　　没有超过。

　　主席又问道：

　　煤钱算进去没有？

　　答：

　　算进去了。

　　主席又叮咛道：

　　超过了不能叫当地补贴！

　　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汇报情况。

　　会议开得很晚，吴连登就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点饭，主席回看了他一眼，怒斥：

　　一人一碗面条就好！我就要让这些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的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

　　当历史走进80年代，一切开始起了新意。

　　根据程汝明——自1954年始就一直是毛主席的专职厨师长，后来作为中南海总厨师长还为几代领导人服务的官厨——的回忆，80年代时，北京机场时有飞机从海外运来上好的牛排原料，而接机的只有两辆车，一辆是马克西姆的，另一辆是中南海的：

　　在……这一批领导人中，很多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思想开放，对西餐的接受程度很高。比如……，他吃牛排就只要五成熟的。而且，当时我们对外开放，接待的外宾越来越多，所以也需要引进更多的西餐。

　　这个时候的国宴开始和国际接轨。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国宴分餐既是一种礼节，又能保证每个人都吃饱，而且也更加卫生，所以可行。从那以后，我们的国宴就开始采用分餐的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个吃’”。

　　这无疑是国宴自身的一个进步，但同时更能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

　　跋

　　严肃来说，以特权待遇为招工诱饵，以及反向的以与生产力极不匹配的福利为人生目标，从国家层面而言也是抑制社会进步的。

　　小到产业升级的迟滞，大到民族价值观的扭曲。

　　事实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在近两年已经迎来了大下调，2021年年底时江苏、浙江、福建及上海等多省市的公务员就被爆出降薪两成，还有人“抱怨”年终奖金也取消了。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

　　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不过即便如此，近两年的考公热潮还是达到了堪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热顶点，原因很简单：体制外更是哀鸿遍野。

　　体制内可能是每人少领两桶油，但体制外则是欠薪大军和失业大军混杂奔涌。

　　2020年时，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97379元，私营单位的则是57727元，相差4万，体制内的平均收入高于非体制内的收入70%；三年后的今天，更是完全不敢想。

　　加之失业潮依旧在蔓延（连阿里巴巴等头部企业都撑不住）——2023年4月全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到20.4%，创历史新高（自2018年有统计以来青年失业率首破20%）；进入2023年以来青年失业率逐月攀升（1-4月分别为17.3%、18.1%、19.6%、20.4%，远超欧美，约为同期日本青年失业率五倍）且随着进入毕业季青年失业率还可能继续走高………

　　如这样的场景，实在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