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各国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各自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现代化梦想、探索现代化道路，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刊约请学者围绕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撰文，以期通过全球视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东国家现代化实践及历史反思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现代化蕴含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彼此交织，决定了世界现代化复杂多元的样貌，不可能千篇一律，固化为一种模式。由于国情和启动现代化的条件不同，东西方各国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存在明显差异。中东国家现代化肇始于西方的冲击和影响，是亚非国家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地区，自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尝试现代化改革，迄今已逾200年。
然而，中东国家现代化历程充满艰难坎坷，挫折远大于成功。正如阿拉伯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所说，“阿拉伯人的复兴梦始于200多年前，但至今仍处于‘梦想’阶段，没有向前迈出实质性步伐”。他还强调，“阿拉伯人一直关注西方文明经验，但历史证明，学习西方的种种尝试不但没有帮助阿拉伯人实现复兴，反而使其陷入更大的危机”。中东国家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经历哪些阶段和变化？选择的是何种发展道路？为何百余年现代化努力屡屡受挫？如何从中汲取有益启示？以上即是本文试图解析的问题。
一、中东现代化的启动
中东国家早期现代化主要包括奥斯曼帝国后期、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和伊朗恺加王朝的改革运动，构成了近代中东第一波现代化改革高潮。
奥斯曼帝国是早期中东现代化的“先导”。奥斯曼帝国是采邑制军事封建帝国，对外战争与武力征服是激发帝国活力的源泉。有学者认为，奥斯曼的军事组织、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都是配合依靠征服和殖民而不断向异教者之地扩张的需要来制定的。17世纪末期，帝国因多年欧洲战事接连败北，被迫同奥地利等国签订割让大片领地的《卡尔洛维茨条约》。该条约是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关系的分水岭，帝国随之迅速走向衰亡。为保护王室、政府与军事官僚的利益，以及维护帝国统一，奥斯曼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现代化改革，持续百年之久。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最初聚焦在军事上，力图效仿西方军事体制，制造先进武器装备，实现重建军事强国的目标，呈现鲜明的“重武”和“强军”特点。改革依赖法国人，火炮使用、武器配置，以及改进兵工厂等，奥斯曼人无不征求法国人意见，军事学校授课的大部分教官也来自法国。但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势力强烈反对，致使军事改革失败，改革发起者塞利姆三世也被反对派杀害。
面对内忧外患持续加剧，帝国改革逐步向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领域全面拓展，坦齐马特（Tanzimat , 意为整顿、改革）便是改革向深层推进的体现。坦齐马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税收、行政、司法和教育等领域。主要成就是以现代货币和税收制度取代世袭包税制；教育和司法趋于世俗化；设立帝国议会并制定宪法；加强政府部门科层化，引进现代地方管理机制；武装力量重新划分为内外两部分，实行普遍兵役制；等等。
坦齐马特第二个阶段始于1856年。素丹马吉德在诏令中重申宗教自由和非穆斯林的平等地位，颁布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阻碍的条例。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商品更不受限制地进入帝国，中央政府失去专卖、税收等方面主权，此类权利本可防止财政进一步恶化。坦齐马特第二阶段是西方列强意志的体现，并在英法等胁迫下进行，法律改革基本仿照欧洲。1854年帝国因克里米亚战争造成财政大量亏空，开始向西方借款。16年后，帝国仅还款支出占每年财政收入的1/3，债务从400万英镑增加到2亿英镑。1875年，帝国财政破产。次年，新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 al-Hamid Ⅱ），貌似支持青年奥斯曼党人修订新宪法，但并不真正主张立宪，一直择机反扑。1877年，帝国在俄土战争中败北，哈米德二世归罪于立宪运动。翌年2月，他强行解散议会，宣布搁置宪法。此后30年，帝国再未召开议会，该阶段通常被视为帝国现代化改革的专制统治时期。
埃及现代化稍迟于奥斯曼帝国。1805年5月，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同年7月，塞利姆三世授予阿里以帕夏（Pasha,当时埃及的最高官衔）头衔，后者成为埃及新统治者。阿里虽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但意识到帝国正迅速衰落，急欲确立本家族在埃及的世袭权。阿里认为，要达到该目的，“必须有一支按西方体制装备和训练的陆军和海军”， 于是在埃及掀起一场现代化改革。
阿里改革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税制改革：废除包税制，包税人不再享有免税权，将包税余额的一半上缴政府，重新分配土地；二是农业改革：发展以长绒棉为主的经济作物，为军工筹措资金；三是工业改革：重点推动军事工业建设；四是军事改革：废除旧式雇佣兵制，代之以征兵制，组建新军和发展海军；五是教育改革：创办各类军校和专业技术学校等，向法国派遣留学生；六是行政改革：确立中央集权制，效仿欧美建立内阁和政府各部，但重大决策权归属阿里本人。改革成效显著，1798年国库收入仅15.8万埃镑，1842年已接近300万埃镑；陆军1825年为4.1万人，1839年增至23.588万人；土地耕种面积在1824—1840年增加约1/4。马克思赞扬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但阿里改革也有局限性：一是新政都以国家命令强制推行，专卖制度的收益使阿里家族地产占埃及全部耕地的1/6，他本人成为最大的地主和工业巨头，但未促成埃及资本主义发展；二是阿里先后武力征服阿拉伯半岛和苏丹，觊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终致列强干预。1840年，俄英奥普四国与土耳其签订《伦敦协定》，迫使埃及承认其是奥斯曼帝国臣属，埃及仅保留有限的领地，其军队由20余万人减至1.8万，并同意1838年的《英土商约》适用于埃及。阿里改革以失败告终。
阿里之后，其子赛义德、孙子伊斯梅尔继续改革，但越来越迷失方向。赛义德早年留学法国，具有明显亲西方倾向。他主张经济自由，希望借助西方力量实现现代化。像乃父那样，他的改革广泛涉及农业、军事、公共设施、交通运输和文教等领域。但赛义德的改革存在两大失误：一是将银行、铁路和航运，以及所有关乎民生的公共事业都让外国人经办，给外国人种种特权，埃及自主权逐渐丧失；二是他在法国领事诱导下，出让修建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运河租让合同极其苛刻，埃及获益甚少。在修建运河的10年，埃及12万劳动力丧生，耗资1680 万埃镑。为支付运河修建开支，赛义德被迫于1862年首开向英国贷款先例，总额为329.28万埃镑，利息7%，按30年偿还，实得贷款仅264万埃镑。埃及还发行国债786.8万埃镑，认购苏伊士运河公司发行的44%股份。大量外债成为赛义德改革的沉重包袱。
1863年赛义德病逝，伊斯梅尔继位，盲目选择“全盘欧化”之路。伊斯梅尔时期，埃及大城市的面貌大为改观，呈现欧洲城市般的时髦与繁华。他自我陶醉地赞叹，“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
伊斯梅尔继位时，继承的“遗产”是高达1600万埃镑外债。但为实现成为“欧洲国家”的宏愿，他不断加大支出，资金均来自英法贷款。1875年，埃及外债已达9100万埃镑，政府年收入不过1000万埃镑。为偿还外债和继续获得贷款，伊斯梅尔不惜以土地、关税和铁路收入等为抵押，经济命脉被列强掌控，埃及完全丧失自主权。在政治上，伊斯梅尔表示要实施立宪新政，但设立的咨议会没有任何立法权。他以巨款贿买手段促使帝国素丹授予其“赫底威”（Khedive）称号。国库收入几乎被消耗殆尽。1875年，伊斯梅尔被迫以400万英镑将运河股权出售给英国，此后运河公司被英国控制达80年。1876年，埃及宣布财政破产，英法两个债权国对其实施双重财政监管。1878年，英国人威尔逊和法国人布里尼叶，在埃及新一届内阁中分别担任司法大臣和建设大臣，掌握内阁实权。此届内阁被埃及人讥讽为“欧洲内阁”。1879年，伊斯梅尔之子陶菲格接任“赫底威”，成为英法傀儡。1881年，埃及人民在爱国军官奥拉比领导下发动反英起义，英国出兵残酷镇压后占领埃及全境。一战爆发后，英国正式宣布埃及为“保护国”。持续70年的埃及现代化改革最终以变成殖民地的悲剧收场。
伊朗恺加王朝在两次伊俄战争中的失败，成为其半殖民地化的开端，同时激发了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伊朗早期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开启。同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相比，伊朗的不同点在于：一是现代化实践不如前两者系统和深入，改革基调较温和；二是现代化声势相对较小。伊朗现代化由王储阿巴斯·米尔扎推动，他组建600人的新军，聘请欧洲教官，选派青年赴欧洲学习军事、工程、医学、印刷和西方语言等。1848年，纳绥尔丁继位，任命卡比尔为首相。卡比尔效仿奥斯曼坦齐马特实行新政，恢复米尔扎创建的新军，由政府兴建新式工厂，创办第一份官方报纸和第一所世俗学校等。他提高进口关税，大幅削减宫廷支出，向领主加征代役税等，以增加政府收入推进改革。卡比尔改革同样受到反对派顽固抵制，1851年国王纳绥尔丁被迫解除卡比尔职务，伊朗现代化改革失败。但纳绥尔丁在器物和文化层面仍有改革举措。伊朗早期现代化有助于国民接受新思想和外来文明，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立宪革命提供了舆论基础和新生力量储备。
二、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现代化改革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中东诞生5个独立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一战后前4国的现代化改革，构成近代以来中东现代化的第二个高潮。
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中东首个建立共和制的国家。共和国缔造者凯末尔为巩固新生政权，率先发动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现代化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凯末尔主义六项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1937年被土耳其纳入宪法。
凯末尔改革的核心是世俗化和民族化。他推行国家权力与政党政治融合的总统制，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独立地位；实行政教分离，废除哈里发制和伊斯兰长老制，宗教事务和宗教人士被纳入行政体系，打破传统宗教势力对政治的干预和对社会文化的束缚；依靠政府干预实施进口替代，有计划地推进经济发展，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凯末尔有强烈西化意识。他认为，“文明国家之间没有本质差别，文明交往已使人类的文明部分成为相同的东西”。其视野中的文明就是欧洲文明，反映在现代化实践中就是一味效仿乃至照搬西方。
土耳其司法改革深受西方影响，如民法几乎由瑞士民法翻译而来；刑法以意大利法典为蓝本；商法出自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法典。文字改革也被赋予世俗化和西化双重意义。在凯末尔看来，阿拉伯字母更多是一种伊斯兰教符号，拉丁字母象征西方文明，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让土耳其人在精神上更能接受西化和现代化。然而，世俗化改革一直在社会中上层和城镇进行，未被普通民众广泛接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造成改革在乡村和社会底层中断裂。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保守势力迅速回摆的历史根源。凯末尔的历史功绩在于将延续近600年的封建王朝变为共和制国家，再次启动了现代化进程。
1925年12 月，伊朗议会废黜恺加王朝末代君主，宣布哥萨克旅指挥官礼萨汗为国王，进入巴列维王朝时期。礼萨汗即位后，启动振兴新王朝的现代化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削弱党派和部落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善中央集权制；打破宗教势力对教育和社会的控制，发展现代教育，实现社会生活世俗化；仿效西方制定新法，以司法部为最高司法机构；通过国家垄断经营，发展现代工业和促进城市化；颁布农业法，重点扩大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等。礼萨汗通过强化中央集权，使德黑兰成为真正的权力枢纽，现代教育发展显著：1925年全国各类小学共648所，在校学生5.6万人，1941年增至2336所，在校生近30万人；1925年全国6所世俗高等学校在校生不足600人，1941年仅德黑兰大学的注册生就达3300人。工业方面，1925年伊朗现代企业不足20家，1941年已达346家。
改革增强了伊朗国力，维护了国家独立。但礼萨汗把军人惯有的强硬手段移植到改革中，改革几乎都是强制推行。他严厉打压宗教势力，造成教权与王权长期对抗。他注重工业和城市发展，却忽视农业和乡村，扩大了城乡两极分化，导致两种文化并存。土地改革未使无地农户获得土地，反而让原有大地产者囤积了更多土地，国王变成最大的地产持有者。在对外关系上，礼萨汗明显亲德。二战爆发后，英国担心礼萨汗投入德国怀抱，迫使其逊位，其子巴列维继位，礼萨汗改革被终止。
20世纪初，阿富汗仍是落后的封建农牧国。1919年2月，阿马努拉登上王位。他深受宪政和改革思想影响，领导了持续10年的现代化改革。阿马努拉先后颁布100多项法令，涉及行政和司法、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习俗改革等。阿马努拉旨在将封闭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改造成现代君主立宪国家，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创造条件。但改革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最终失败。
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不顾本国国情，生搬硬套西方模式或效仿凯末尔，引发民众普遍不满；二是缺乏社会和群众基础，改革支持者主要是爱国贵族、商人和少数知识分子，无法抗衡强大保守势力；三是未能建立服从中央政府的军队，认为“现在不是动刀枪的日子，而是动笔杆的日子”，造成军队建设缺乏资金保障，不支持改革；四是缺乏总体设想，急于求成，许多方案不切实际，企图在短期内把阿富汗改造成“东方文明国家”。阿马努拉好大喜功的个性，也注定改革的失败命运。1928年他出访欧亚非12国后，媒体称其“可与昔日俄帝彼得之游欧先后辉映”，他便头脑发热，推行效仿欧洲穿西装、戴礼帽、不许妇女佩戴面纱等全面西化的所谓新政。一旦遭遇强大阻力，他又朝令夕改，偃旗息鼓。1929 年1月，阿马努拉在重压下发布诏令撤除全部改革措施。但为时太晚，几天后他失去政权，被迫流亡国外30年并客死异邦。在阿富汗这样的落后小国，能有如此范围广泛的改革，且改革速度和失败速度皆如此之快，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
沙特是由家族和部落拓展而成的伊斯兰君主国。沙特独立后的改革不同于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是在伊斯兰教框架内推行的改革，反映了自身的宗教价值观。当时的沙特是贫瘠的游牧国家，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开国国王伊本·沙特采用渐进改革方式。他认为，对于任何新生事物，只要和伊斯兰教精神不相抵触都可以接受。他用农牧民能够接受的理念，为现代化改革提供依据。
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统一行政、司法和税收制度，加强中央政府职能。建立由外交、内政和财政大臣组成的汉志大臣会议，将汉志划分为14个埃米尔区，由国王任命的行政长官负责各区事务。以伊斯兰法官替代各地酋长行使司法权，改宗教税为国家税，重新审定税率，由国家统一征收。行政改革逐渐向汉志外的省区推广，形成全国划一的行政机制。二是打破游牧社会割据状态，建立农业垦殖区，力促游牧民定居和从耕务农，打压部落反对势力。三是从国外引进无线电通讯和广播设施，强化各地的联系，同时发展以汽车为主的客货运输，促进圣地麦加的朝觐业，带动实体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四是兴办新式学校，引进现代科学和外语课程，提高国民识字率和文化水准。此外，设立“翊教匡俗协会”，用宗教戒律规范穆斯林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伊本·沙特善于引导和注重改革实效。他在引进无线电通讯和广播时，遭宗教保守势力强烈反对。于是，他把一些有影响的反对者召进王宫，让其聆听广播中埃及艾资哈尔清真寺宗教权威诵经声音，电讯广播得以顺利推广。伊本·沙特的改革为沙漠游牧部落迈入现代社会奠定必要基础。
三、二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模式及主要类型
二战后，中东国家陆续摆脱英法殖民统治，纷纷建立民族国家，现代独立国家体系形成。受战后世界现代化浪潮驱动，中东国家感受到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为实现民族富强，追梦现代化成为刻不容缓的抉择。因此，中东国家开始全面推进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东现代化改革在更高层次上的延伸和发展。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世界现代化按经济形态区分，大致为三种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和混合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多种发展模式，没有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完全相同。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总体上都属于混合类型，即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兼具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同特点。阿拉伯社会主义是多数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选择，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构成，带有浓厚阿拉伯—伊斯兰特色，并非科学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形式不一，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以及索马里自封的“科学社会主义”等。其共同点有三：一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伊斯兰精神；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纲领和手段；三是拒绝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阶级合作和私有制的永恒性。纳赛尔表示，阿拉伯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性差异。
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纳赛尔认为，社会主义对埃及现代化的指导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是“导致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是“解决埃及问题唯一的革命决策”；第二，社会主义建立在正义和满足需要的基础上；第三，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不能侵犯私有制合法的继承权，实质就是保护合法非剥削性私有制。
纳赛尔在政治上实行宪政下的一党制；在经济上全面推行国有化，实行计划经济，贯彻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农业上实行土地改革，限制地主占有土地亩数，将农用土地的13%重新分配给土地少于2费丹（1费丹等于1.038英亩）的农户等。上述措施缩小了贫富差距，埃及工业产值也从1952年的3.14亿埃镑增加到1979年的61.6亿埃镑；农业产值由3.87亿埃镑提高到36.6亿埃镑。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鼓励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投资生产项目，经济出现短期繁荣。但20世纪90年代后，埃及得到美欧国家大量援助，严重受制于美欧资本，开始执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ERSAP），被迫全面走向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债权人，成为埃及经济政策主要制定者。“西方化”和“债务重负”的历史阴影重新笼罩埃及。全球化背景下，埃及成为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品。试验并不成功，造成埃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骤增，社会矛盾加剧。进入21世纪，由于现代化方向迷失，埃及民众对民生、民主和民权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2011年，埃及“一·二五”革命的爆发便是必然结果，不仅意味着二战后埃及现代化的失败，同时也是民众渴望重新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体现。
二战后，土耳其现代化主要特点有二：一是政治上一党制向多党制演变；二是经济上长期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逐渐被自由资本主义取代。1950年土耳其宪法删除凯末尔主义六原则。此后，土耳其政坛历经民主党、正义党和多党联合轮番执政。但土耳其政局不稳，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导致军队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发动政变，推翻时任文官政府。军队干政的目的是捍卫凯末尔主义治国原则，反对背离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
多党制的发展使伊斯兰势力回归，是战后土耳其政治演进的突出现象。1970年，土耳其出现民族秩序党，后有救国党、繁荣党，最后到正发党（全称“正义与发展党”）。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通过宗教政党化与合法选举途径，最终执掌国家政权。宗教政党的兴起，实际上是对现代化道路反思的结果。在民众看来，军队和凯末尔主义者代表“西化”道路，要创造的是西式文明，主要代表社会上层、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能为广大民众带来福祉和实惠。因此，他们要在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不是西方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探索实行非西方式现代化。
二战后，伊朗现代化经历由“白色革命”到“全盘西化”，再到“全面伊斯兰化”的转变。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得到巩固。1963年，巴列维在伊朗发动“白色革命”，以避免左翼领导的“红色革命”和右翼宗教势力发动的“黑色革命”。“白色革命”涵盖社会各领域，其核心是土地改革，限制大土地占有，改善佃农地位，在农村建立新型生产关系，“改变伊朗社会的基础，使它能同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媲美”。实践表明，伊朗土地改革促使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转变。
1973年后石油价格暴涨，伊朗作为重要石油生产国，收入骤增，1974—1976年石油收入累计380亿美元，1976年为200亿美元。仰仗石油收入，巴列维雄心勃勃，但不顾具体国情，强制实施“全盘西化”，企图让伊朗一蹴而就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并宣称在20世纪末建成世界第五军事强国。伊朗就此陷入“疯狂现代化”泥潭。巴列维在政治上更加专横独裁，组建秘密军警组织，充当“国王耳目和铁拳”，实施高压统治，终致众叛亲离。1979年，巴列维王朝在伊斯兰革命中崩溃。巴列维的现代化实际上充满“悖论”：既要维护作为封建上层建筑的王权，又要摧毁其经济基础；既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要给它套上封建王权桎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二律背反”，把伊朗现代化引入死胡同。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现代化发生180度大转弯。宗教领袖霍梅尼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用宪法确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法吉赫治国的原则；组建与国防军并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把伊斯兰法作为法庭审判的唯一标准；实施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实现经济独立和减少对西方的依赖是伊朗的发展目标。1989年霍梅尼病逝后，伊朗开始注重经济建设，实施务实开放政策，推进以石油工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力求满足民众需求。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长达40余年的严厉制裁，其经济面临各种困难，只能进行反制裁抗争，现代化步履维艰。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六国，二战后成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丰富的石油资源和迅速崛起的石油工业，是六国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加之政治形态相似，它们选择的现代化模式大同小异，基本属于同一类型。以沙特为例，其石油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年产量高居世界前列，但因受美国石油垄断资本长期控制，巨额利润被阿美石油公司吞噬。沙特经过长期抗争，采用提高土地租让费、参股、联营、赎买和接管等方式，于1980年将阿美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石油收入是国家主要财政来源，1974—1997年，石油年均收入为441.6亿美元。沙特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自1990年起，沙特努力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制定以石油工业为主导、经济多样化发展的现代化战略。2000年，非石油产业总值共计3704亿里亚尔，其中私营企业产值2637亿里亚尔，国有企业产值1067亿里亚尔。2017年，沙特私营部门产值上升到GDP的48.22%，非石油私营产业总值达1.2366万亿里亚尔。
在政治上，伊斯兰教、君主制和家族统治是沙特政治形态三大要素。宗教地域特征决定沙特必须以伊斯兰教为立国之本，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君主制和家族统治，则是部落传统和家族在构建王国过程中形成的。在国家治理上，沙特形成从内阁“大臣会议”到中央各部，再到地方各省较健全的现代官僚体系，其层级复杂且职能明确。国王和王储分别担任“大臣会议”的正、副主席；内阁中外交、国防、内政、能源大臣等要职，均由王室核心成员担任，但越来越多的平民专家进入内阁担任大臣。2015年，沙特新一届内阁36名成员中王室成员仅6人，11名国务委员中王室成员仅2人，其他均出身平民。沙特的政治体制是传统和现代因素的结合，国家机器交由官僚集团运作，国王担任首脑，有利于王国现代化治理。
沙特运用两大杠杆巩固君主制和家族统治。一是依靠石油财富实施高福利政策：国民的教育和医疗全免费，政府提供购房补贴和无息贷款，以及社会救济等，沙特政府善于在危机时刻借助石油收入化解矛盾，即利用“财富购买和平”。二是海湾其他五个石油生产国为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美国加州美孚石油公司于1933年和1939年先后同沙特政府签订石油租让权协定，获得石油开采特许权。后来又有三家石油公司加入，1944年改名“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简称“阿美石油公司”。沙特实施渐进政治变革，在确保王权前提下向国民适度让权，迎合民意诉求，提高国民政治参与感和获得感。沙特通过跨越式物质文明发展，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在战后动荡的中东始终保持政局相对稳定和王权顺利传嬗，推进王国现代化。
以色列是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移民建立的犹太国家。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体现了犹太传统与西方文明的融汇，历史传统与外来经验的结合。以色列以欧美为蓝本，确立以普选权、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但在国家构建和运作上，它并不完全照搬欧美模式，而是采取与古老犹太传统相适应的一院制议会“克奈塞特”和单一比例代表制，以及多党联合执政的制度。
以色列总统“纳西”的称谓，沿袭5世纪前犹太最高立法机构元老院对“首领”的称呼，以表明现代以色列是古代犹太国家的延续，但总统没有实权。议会“克奈塞特”的120个席位，同样是古代犹太人大会规制。以色列议会“门槛”很低，任何党派只要获得全部选票的3.25%，就能进入议会。但竞选者能否成为议员，取决于他在所属党派竞选人中的排名。联合政府内阁由总统授权组成，总理由内阁握有最多议席党派的首脑担任，总理只对所属党派部长人选有决定权，其他部长人选由联合政府各党派自行确定。以色列政体的上述特点，既反映对犹太传统的继承，也体现与欧美政体的不同，凸显出现代犹太国家的鲜明特色。
以色列经济属于混合类型，包括国营、私营和合作社三部分。政府严格控制自然资源、军工、银行、基础设施等重要部门，它们在经济中占突出地位。政府在干预经济活动的同时，实行灵活务实的经济政策，确立了高度外向型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充分体现在高科技创新、军工、化学制药等部门，尤以高新科技产品贡献最大。2000年，以色列进出口额达90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400亿美元，近70%的出口为高新科技产品。以色列现代化模式具有特殊性，促成此种模式的诸多条件是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的，因而普遍意义不大。
四、中东现代化的困境
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经历持续两个世纪和三次高潮的现代化实践，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一是突破传统单一的农牧社会结构，各国陆续出现新社会阶层，开始朝着多元化社会方向发展；二是中东国家世代盛行的血缘部落关系不断弱化，游牧社会萎缩乃至解体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三是各国工农业得到不同程度发展，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升，海湾国家已建立完善和先进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其他国家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四是各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权，在原有基础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按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中东大多数国家无论是生产力、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社会治理功效，还是人均收入等，还存在明显差距。不少国家仍未走上正常发展道路，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上。一些国家常年战乱，即使有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依然严峻。可以说，多数国家的现代化未达到预期目标。中东国家现代化困境是由内外多种因素造成的，存在的问题需从历史与现状中多方位解析。
第一，对现代化的认知局限造成盲目崇拜和效仿西方。中东毗邻欧洲，同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等交往密切，深受影响。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英法等最早启动现代化，其模式往往被一些中东国家视为“定式”或样板，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欧化”。这在中东国家早期现代化实践中异常明显，奥斯曼帝国改革、伊斯梅尔改革、凯末尔改革，以及巴列维王朝改革无不如此。对现代化的误读，导致改革者对西方文化丧失理性判断，进而盲目崇拜，不顾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以及国民对异质文化的承受力，引起民众和反对派强烈抵制。此种情形已注定改革的失败命运，是一些改革者丧失政权乃至生命的重要原因。
第二，大量外债和对西方严重依赖，导致中东国家自主权丧失，无法主宰自身命运。中东国家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并向中东进行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启动的。列强预设的各种改革陷阱，容易使中东国家现代化迷失方向。另外，中东现代化基本上都是由当权者和上层官僚推动的，并不完全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在西方诱导下，改革者大都追求虚假繁荣并贪图享乐，对现代化缺乏科学决策，常带有随意性，滥用国库收入，致使财政破产。为获得西方贷款，政府不惜以经济命脉和主权做抵押，给予外国优惠和特权，从而无法掌控国家命运。
埃及早期现代化结局是很好的佐证。奥斯曼素丹马吉德则是掏空国库的另一典型，他贪图享乐，无视财政破产，倾国库财力兴建的西洋式宫殿，“成了他极尽奢侈之能事的登峰造极之作”。二战后，中东国家同样不乏因外债和外援而丧失自主权的情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控制的金融机构，对外贷款和援助通常都有附加条件，不考虑受援国具体国情，而是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或限制性手段将受援国纳入适应西方经济需要的体制内，加深受援国的依附性。中东马格里布地区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等共和制阿拉伯国家都有类似经历。
第三，不确定因素对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制约。现代化需要相对稳定和适宜的环境，需要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但中东的现代化很难摆脱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一是“超政府力量”直接或间接干预。所谓“超政府力量”，通常指不在政府体制内，却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克里斯玛”人物，包括著名部落和豪门首领、宗教领袖以及军队将领等。他们有强大影响力，往往会依据自身利益和诉求，影响和操控所在国现代化发展，“超政府力量”是中东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易克服的羁绊。
二是战争的破坏。中东地区长期存在民族、宗教、边界和领土等纠葛，二战后先后爆发10多次大规模战争。战争有国与国之间的，有一国内不同派系、不同民族、政府与地方之间的，还有外来强权发动的战争等，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中东国家带来极其惊人的损失。仅以两伊战争为例，伊拉克在1980—1985年的战争中，各种损失累计1202亿美元；伊朗截至1985年底战争费用为2200亿美元。此间，两国石油收入损失760亿美元。而两国20世纪的石油总收入亦不过3640亿美元。两伊战争损失超过两国几十年石油总收入520多亿美元。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常被战争打断，和平进程压倒现代化进程。
三是人口失衡以及劳动力匮乏。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现代化，人口的量和质都需达到相应水准。海湾石油生产国尽管现代化发展较快，但人力资源匮乏，必须借助大量外籍劳工，外籍劳工大都占劳动力总数一半以上。例如，1994年沙特外籍劳工为450万人，占劳动力60%以上，为沙特总人口的1/3。2014年沙特外籍劳工已超1000万人。海湾其他5国对外籍劳工的依赖程度通常高于沙特。对外籍劳工的严重依赖有自身原因，海湾国家均实行高福利政策，国民待遇丰厚，对职业选择十分挑剔。他们不愿从事重体力和一般技术性工作，只想从事经贸、管理、政府公务员等职业，而许多人能力所限又无法胜任，以至于宁愿失业。政府给予的失业津贴和各种福利往往高于一般工作收入。因此，劳动力问题成为制约海湾国家现代化迈向更高层次的瓶颈。
结 语
近代以来中东国家现代化所遇挫折和困境表明，其尚未完成从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东国家现代化如此坎坷艰难，有两大因素需认真思考。
一是从整体上看，多数中东国家尚未真正经受现代大工业的洗礼，几乎未形成能推进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大工业体系，迄今也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二战后中东国家工业虽有不同程度进步，但中小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家庭、家族、手工业和兄弟式的劳动制度”。即使工业发展较好的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小企业在制造业中比例仍高达90%。此种工业构成无法同大工业体系生产力相比。海湾国家确实建立了世界一流现代石油工业体系，但石油工业和现代化发展未经历原始创业积累，也不是民族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通过“地租性收入”，即由非再生资源变为石油美元在短期内完成的。石油工业体系建立和石油工业运作主要依赖外部力量，本国民众参与人数很少。同时，家族和部落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新的工业文明和器物文明，与牢固存续的传统部落价值取向之间形成“断层”。换言之，经济发展超前，政治发展滞后，造成海湾石油生产国现代化动力不足。
二是中东大多数国家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不仅是信仰体系，也是带有强烈涉世性或政治参与性的思想体系。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厘清宗教与世俗、信仰与理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宗教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许多中东国家在社会改造和现代化进程中，总是习惯用水火不容、彼此对立的心态处理两者间的矛盾和问题，要么是现代化绝对拒斥宗教传统，要么是宗教完全否定现代化。总之，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化”和“传统化”之间不断摇摆，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光谱。“西方化”改革及西方力量的干预，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中东国家需要获得现代化的“文明自觉”，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寻找平衡点，从世界现代化的丰富经验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使现代化成果惠及中东人民，推动中东社会全面发展，避免在文明演进和新的征程中迷失方向。
【作者王铁铮，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闫伟，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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