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新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

　　一、新帝国主义阶段的界定

　　21世纪初，英国首相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公开鼓吹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也声称，治理国际社会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需要帝国主义。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新帝国主义就已经出现了。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的时间，在欧洲是20世纪初。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完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的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因此，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

　　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时，美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趁英法德日等旧帝国主义国家衰败，美国强化了其在帝国主义集团中的垄断和霸权地位，标志性事件就是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害是将美元纸币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纸币则与美元纸币挂钩并确立了美元纸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垄断地位，从而使美元纸币窃踞了世界货币即黄金的货币符号地位。

　　这时的美帝国主义仍然是旧式帝国主义。由于存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抗衡的需要，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加强了合作，矛盾冲突不像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么紧张，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借机得到了比美国更快速的发展，影响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原有的实力对比。1970年前后，“美国首先在生产领域遇到了来自西德、日本的挑战，后者在制造业方面的仿效竞争使它在生产领域失去了支配地位，这就截断了美国霸权的一个关键的支柱。为应对来自生产领域的威胁，美国力图以它的金融力量进行反击，以求维持它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1）。列宁指出，除“发展不平衡”外，改变帝国主义之间实力对比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战争”。正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和大量消耗给了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越南战争的巨大开支迫使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寡头联手滥印美元纸币来获取用于战争的物资。随着大量美元纸币投入美国市场和大量物资被战争消耗，通货膨胀势不可挡，商品价格攀升，进口变得有利可图。这样，过剩的美元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外换购相对廉价的进口商品，在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自然出现大量逆差。当出口美国的国家要求美国用黄金兑现过剩美元纸币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该体系在1973年瓦解，美元纸币与黄金不再直接挂钩，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美联储也趁机摆脱了用黄金兑现美元纸币的责任，美元已经成为一纸不能兑现的白条。

　　但是，美元并没有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退出其所窃踞的世界货币符号地位。因为美帝国主义不择手段地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并通过中东战争提高石油的美元价格，从而成功迫使石油进口国不得不储备美元白条，并将其作为世界货币符号来使用。从此之后，“美国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美国生产货币，其他国家生产商品”（2）。

　　显然，这时的帝国主义出现了不同于旧帝国主义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特征——白条输出。新帝国主义出现了。

　　二、新帝国主义的白条输出

　　相比旧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新帝国主义的白条输出具有更强烈的帝国气息和掠夺性。因为旧帝国主义输出的是价值相当的资本，凭借资本来获得剩余价值、得到别国的进贡，而新帝国主义首先迫使别国用自己的生产资本和商品来换取他的白条，凭借白条的发行权攫取别国的铸币税，得到第一重进贡收益，然后再把换来的别国生产资本作为自己的资本输出，去获得进一步的剩余价值，得到第二重进贡收益。

　　法国波拿巴皇帝创办的动产信用公司，曾经想用发行自己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而得来的资金去收购各种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以使自己变成法国各种工业的所有者，并使皇帝本人变成最高董事。旧帝国皇帝没能做到的事，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们却以更为轻巧的无本万利的方式做到了。

　　为了维护美元白条的地位，使其他国家的纸币同样缺乏含金量，西方经济学家刻意强调黄金不再是货币、黄金没有用、不如房屋保值等，让其他国家不再储备黄金，而美国自身却一点也没有放弃对黄金储备的控制。

　　不过，要可持续地利用白条输出掠夺世界各国人民，美国必须一方面迫使其他国家保有美元白条即持有美元储备，不能用这些储备的美元白条去购买美国的商品，否则这些白条就只是单纯的交易媒介，美国就攫取不了别国的铸币税了；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适当地回收一些美元白条，进行重复性利用。当然这种回收不是兑现，而是近似无偿地收回。对于这一点，美国凭借其在国际经济、军事甚至思想领域的霸权地位是不难做到的。

　　美国用另一种白条即国家债券来换回并掩护纸币白条。纸币白条是发行纸币的金融寡头自己的债务，而国家债券则是全体民众的债务。金融寡头利用自己掌控的国家政权发行国债、回收纸币白条，再以救市的理由拿纸币白条购买自己手上的垃圾债券，进而把自己的债务转嫁到国内全体民众的身上。

　　对于其他国家，美国则利诱其购买美国国债。这些国家之所以同意用美国国债替换美元白条，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债支付利息，另一方面是西方经济学家不断鼓吹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和保值性。实际上，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盘的1971年到2010年的39年中，一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从35美元上升到1278.5美元，这意味着在这39年中美国通货膨胀的实际水平不低于9.66%，只要美国国债的利息率的平均水平低于9.66%，购买美国国债就不能做到保值，而是损失巨大。

　　为了强迫世界各国增持新帝国主义的国债白条，掩护纸币白条的输出，美国利用自己操控的国际金融垄断机构——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巴塞尔协议》，将美国的国债白条“定义”为高流动性资产，以提高流动性比率的名义，强迫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各国商业银行增持美国国债白条。

　　新帝国主义还利用自己掌控的国际金融市场制造危机和陷阱来回收美元白条。最典型的是20世纪末由美国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亲自发动金融袭击，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掏空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美元储备。这样，美国不仅不用担心东南亚国家拿这些美元白条向自己索回失去的财富，而且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事后进贡更多的财富，以便换些美元白条回去储备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元白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纸币白条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升值。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场危机中，像马克思生前的英国一样，美国也以破产的方式赖掉了不少美国所欠的世界其他国家以及普通民众的债务，其中中国企业海外欠账千亿美元，美国成重灾区；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元白条窃踞了世界货币符号的地位，得以利用危机造成的货币短缺所引起的对美元白条暂时性巨大需求而“坚挺”起来。但是，同真正的世界货币即黄金相比，美元大大贬值。这充分说明美元白条的“坚挺”只是相对于虚弱的其他纸币白条而言，在真正的货币面前美元白条是极其虚弱的。

　　三、新帝国主义的知识租权

　　旧帝国主义曾经利用发明专利权谋求自己在产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与旧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专利技术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专利权也被用来抬高价格。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指出：当我们为医学试验室里发现导致女性乳腺癌的基因而欢呼时，那些病人会叫苦连天。这是因为当采取基因技术治疗这些患者疾病时，她们每次都要被收取专利费；当这些人不能承担因为专利而昂贵的药费时，显然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这些医药专利的申请者显然是剥削者；如果单独一方或者局部利益团体对知识使用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人为地增加了垄断，垄断因素又扭曲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并最终抑制更多的创新（3）。

　　知识租权即通常所谓的知识产权，是指法律所许可的权利人对某种非物质形态的智力产物所享有的专有权利。授予并保护知识产权的所谓理由是，没有有效地保护措施就没有动力进行革新。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度的保护，能促使潜在的发明者投身研究与发展。西方法学界还把作为财产权的知识产权视为人权。

　　但是，把财产权视为人权是典型的物对人的统治。恩格斯早就指出：“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4）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财产权的知识产权，跟财产权一样，都只是奴役别人的工具。斯蒂格利茨指出：“大多数的重要创新——计算机、晶体管、镭射激光的基本理念，以及DNA的发现——都不是因为金钱的诱惑而诞生。这些都是对知识的渴求的产物。”（5）迈克尔·皮瑞曼（Michael Perelman）也指出：“当大量的知识产权被掌握在极少数公司手中，与知识产权休戚相关的垄断必定提高价格水平。这样的体制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陷于贫穷，并且阻碍这些人对一般劳动的扩大发挥潜能。此外，追求知识产权对高等教育也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6）

　　对于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寡头来说，他们作为食利者本来就完全脱离了生产，不接触生产过程，对生产不感兴趣，而知识租权恰恰给了他们一个不用生产就可以收租的好机会。许多发明的知识租权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发明人，而是收购发明专利权的人。随着新帝国主义的兴起，风险投资也兴盛起来，美国的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都是金融寡头的风险投资培育起来的。风险投资对于发明专利项目一直高度关注，他们通过对早期的研发工作进行少量的投资，就能掌握高科技公司的大量股权。一旦研究成果转化成熟，市场前景显露，就到金融寡头创办和控制的各类股权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暴利；有时也长期持有其股权以凭借其知识租权长期获利。

　　随着新帝国主义攫取知识租权，知识产权就成为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知识产权之争就从利益得失上升为所谓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新帝国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尤其是其所控制的巨大市场容量来强行推广其知识租权。知识产权最终与贸易挂钩，被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形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连斯蒂格利茨都加以指责的套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头上的枷锁，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新帝国主义在攫取知识租权的同时，还竭力破坏他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妨碍别国也拥有知识产权。例如，在中国汽车工业与金融寡头控制的外国汽车公司合资的过程中，中方的研发团队就曾经被迫解散。

　　目前，知识租权已经与健康权、受教育权、自决权、发展权这些西方社会也承认的人权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7）

　　新帝国主义除了利用自身的知识租权收租外，还利用高科技手段窃取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信息和侵犯别国的知识租权。当美国“棱镜门”泄密者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揭露了这一切后，为了捉拿他，欧美新帝国主义肆意践踏国际法，迫降并搜查被怀疑藏有斯诺登的玻利维亚总统座机。

　　四、新帝国主义的碳贡赋

　　纸币白条的发行权和知识租权已经不足以满足新帝国主义金融寡头们凭借权力掠夺的胃口，他们试图把控制人们的生存生活权作为他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的手段。碳排放权就是生存生活权，这是因为人们的呼吸和生产都需要排放二氧化碳。

　　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以美欧为主体的新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拒绝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数百年里肆意排放的二氧化碳承担责任，反而联手加大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试图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由新帝国主义起草的丹麦文本规定，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温室气体年排放量须限制在1.44吨，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年排放量为2.67吨，大约比发展中国家多1倍。这显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其目的是要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购买不足的碳排放许可量。

　　新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凭空规定这样一个权利来迫使全世界人民为了生存生活而向掌握这种权利及其分配的新帝国主义者交纳封建性贡赋，实现其全球帝国之梦想，最终全面建成新帝国主义。

　　通过渲染全球变暖的危害，包括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宣传，新帝国主义已经成功地将碳排放减排的义务强加到世界人民头上，凭空造出一个数百亿欧元的市场。据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达到3万亿美元的规模。

　　但是，与石油不同，也与土地甚至技术不同，二氧化碳并不是生产要素，而至多只是生产的副产品。让生产企业为排放二氧化碳付出成本，其实就是征收产品税。如此巨额的产品税将对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生产企业和消费人群的巨大负担。这种碳贡赋正是新帝国主义反对世界人民的措施，尽管它打着维护生态环境的旗号。

　　一旦碳交易被普遍实行，新帝国主义就可以凭借其金融实力操控碳交易，哄抬碳排放权的价格，从而对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并从中牟取暴利。发达国家还可以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将碳排放量大的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挤占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空间，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随着碳交易的普遍实行，碳排放的核查和监管也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这最终会给新帝国主义掌控的国际组织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核查的权利，从而也就给新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干涉和全面掌控其他国家的经济内部事务提供了契机，而这正是新帝国主义的全球帝国治理所必须的。

　　最重要的是，旧帝国主义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资本占有的利润还要来自对生产过程的直接剥削，而新帝国主义则完全脱离了生产过程，直接通过碳贡赋攫取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再也没有比碳贡赋更高效的剥削手段了，这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剥削社会的终点。新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一切人类剥削社会的最后阶段。

　　五、新帝国主义之争

　　一超独大的美国是新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但欧洲和日本等新帝国主义国家也在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联手对付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苏联解体，欧美日等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统一的欧洲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盟友，而是竞争对手。同时，美国也不可能与欧洲建立有效而长期的合作关系，美欧难以弥合政治上的分歧，这些利益冲突将令美国与欧盟渐行渐远。”（8）

　　欧元白条的诞生刺激了新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白条输出势力范围的竞争。这场竞争也可以说是一场瓜分经济领土的竞争。在维护美元霸权的伊拉克战争中，法德两国表现不积极，这并不是由于观念上的不同，而是白条输出利益上的差异。

　　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欧元和日元受到的冲击远比美元更甚。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中，大量的信用货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因而在美国金融危机打乱了世界信用机制后，世界各国大量的信用货币都要转化为美元。这使美元的需求量大增，许多国家纷纷抛售其他可兑换货币来换取美元，使得欧元和日元相对于美元更贬值。美元的发行者利用这场危机带来的美元货币短缺，不仅摆脱了长期滥发美元导致的美元信用丧失的风险，还借机滥发大量的美元大赚了一笔，并获得了救市的好名声。

　　危机之后，欧洲新帝国主义国家痛定思痛，试图加强欧元区的政治联合，以强化欧元白条输出的势力范围，原本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极不友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主动到中国来商谈货币合作。美国则希望欧元区解体，并鼓吹一些国家应当退出欧元区。同时，美国还利用日本和菲律宾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对中国予以“警告”。

　　如今，能够输出纸币白条的国家和地区最主要的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美元白条区和以欧洲大陆为核心的欧元白条区，其次是依附这两大区域或处于这两大区域夹缝中的英国和日本。法德联合的欧元白条区的新帝国主义实力远超单独一个欧洲大国，其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新帝国主义竞争的规模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旧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作为中国自卫手段的人民币国际化也被卷入这一竞争。

　　英国曾是旧帝国主义的头号国家，尽管已经没落，却仍不甘愿完全融入欧洲。然而，欧洲新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正是日益融合，就像马克思时代的德国日益融合一样。英国的脱欧很像当年奥地利退出旧德国，其后果也会像当年普鲁士联合几个小公国成立新德国一样，形成新欧洲。在旧帝国主义时代，德国曾想用“欧洲联邦”对抗美利坚合众国。随着欧盟内部一体化的加强，美帝国主义将面临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日本帝国主义知道，美国不愿增加其在帝国主义方面的竞争对手，对日本有所警惕。因而，日本提出中国威胁论，利用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以及经济危机给美国造成的力不从心，争当挑起地区摩擦的急先锋，以此换取美国许可其发展军事力量，许可其解禁集体自卫权，就像当年希特勒利用英国的默许来恢复德帝国主义的实力一样。

　　虽然美国在德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的驻军，日本所使用的美国军火也有利于美国的控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对德国控制失败的教训犹在，一旦美国对日本控制失败，美国也会深受其害。

　　总之，随着新帝国主义的发展、各帝国主义集团实力的变化，新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无可避免，这给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安全局势蒙上了阴影。要知道，正是当年的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与德帝国主义集团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的争斗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六、新帝国主义的终结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历史终结论”，其实质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形态会以当时如日中天的新帝国主义为终结。但是，美国金融危机前后的事态发展表明，面临终结的恰恰是新帝国主义。

　　威廉·塔布（William Tabb）担心美国会因失去竞争力和维护帝国运行成本过高而破产。斯蒂格利茨和琳达·比尔姆斯（Linda J.Bilmes）通过详细的计算分析后认为，按照保守估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总开支将达3万亿美元，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5万亿美元（按通胀率折算）开支。如此巨大的成本，显然是新帝国主义不能承受之重。

　　在与社会主义集团对抗时，新旧帝国主义曾经对本国工人阶级做了较大的让步，甚至采取了收买本集团内部工人阶级的政策，形成了所谓“福利国家”的模式。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新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享受“和平红利”，大幅削减工人福利，收回曾对工人阶级作出的一些让步。尽管如此，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表明，如今这种模式居然也成了新帝国主义不能承受之重。

　　马克思指出，“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9）。显然，随着这场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福利的大幅削减，新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工人阶级及其他群众的反抗也会日益加强。美国发生“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骚乱正是这一反抗的体现。

　　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形势时指出，“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象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还要求上层不能象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10）。就新帝国主义的上层而言，“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11）。事实上，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新帝国主义内部以产业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上层民众对金融寡头统治的一次示威。

　　但是，指望以产业资本取代金融资本的统治，指望虚拟经济让位于实体经济，这只不过是产业资本家的幻想。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自身的产物，虚拟经济的存在延缓了实体经济的危机。不废除产业资本就不可能废除金融资本，也不可能摆脱金融资本的统治，甚至连多少限制一下金融资本都极为困难，而且“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12）。

　　虽然新帝国主义拥有强大的毁灭地球和人类的武器库，但这并不能阻止新帝国主义的终结。相反地，新帝国主义不得不把大量的财富用于军事工业，不断研发无人机等不用人或少用人参与战斗的武器，这恰恰表明了新帝国主义的脆弱性，表明新帝国主义不敢相信和依托任何人。

　　新帝国主义已经脱离生产，从而不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甚至要废掉技术更先进的华为5G手机。新帝国主义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一旦开始突破这种障碍时，整个新帝国主义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状态。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破土而出并以自身的实践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人民已经拥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既然如此，新帝国主义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全面灭亡就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并不遥远的，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段忠桥：《资本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霸权——戴维·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杨圣明：《美国金融危机的由来与根源》，《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1日。

　　3.《美著名经济学家：美知识产权体系不适合中国》，http://www.mingong123.com/news/26/2007-7-27/102623BJ423. html。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5.《斯蒂格利茨：知识产权加剧世界不平等》，http://www.guancha.cn/sidigelici/2013_07_17_158737.shtml。

　　6.〔美〕迈克尔·皮瑞曼：《知识产权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靳立新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8.官进胜：《新帝国主义：历时与共时的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1页。

　　10.《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