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市场经济、世界体系与国际秩序

谭伟东：市场经济、世界体系与国际秩序

　　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曾试图对当代进行某种特征性的总体把握，他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三重特征对其加以描绘。而现实和实际情况却并非完全由所谓的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各自所描画、体认和其对运营空间的把握与掌控的那样清晰和明了。芝加哥学派二代灵魂人物，曾经为芝大经济学系主任的舒尔茨说过：真实的经济行为比我们对其的经济思考要复杂，经济思考比标准经济学要复杂，标准经济学比数理经济学要复杂。而数学化、形式化、逻辑化的经济学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的科学界，相对主义、价值中立或无涉、绝对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横行霸道，打着法制化、公理化、自然化、人性化等旗帜和名号，大肆地兜售实则碎片化、偏激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和虚伪灵魂，但这类在现实中却又往往表现为两面人，成为双重标准的大玩家，极尽仕途、商道、利益驱动屈的虚拟恶霸和隐性套利者。

　　真实的经济网络、生态、体系，果真单单是由唯一的价格向量和经济主体的自发均衡所描画的帕累托最优境界加以决定的吗？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微观经济组织和中观产业、行业，加上微观消费单位的家庭与个人，真的会以经济核、大经济的不二法则，可以在瓦尔拉斯、阿莱、阿罗、德布勒（亦翻译为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或社会均衡的美妙图景中，被玄妙地展示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优境界吗？若是如此的话，那么，请问，商业周期震荡，全球债台高筑，所有经济共同体中的不时的就业冲击和失业压力，特别是收入不平等，并进而更显著的财富不平等、机会不均等（更表现为阶层固化等），如此情景下的所谓帕累托最优不是太过惨淡、悲摧和灰暗了吗？

　　施密德在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明确地指出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不过是纳什均衡而已，而这种均衡恰恰不但是低水平的均衡，更是一种‘社会陷阱’，这个发现或者说见解无疑是对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彻底摧毁和根本性颠覆。以往无论是拉美经济学派，还是西方经济学中的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都把不发展，寻租经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非工业化、非现代化、匮乏与穷困经济的消解，放在欧美文明体之外。诺斯、兰德斯们则用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把西方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工业革命中的残酷无情，血汗工厂制度的种种历史污点，环境恶劣或者污染演化，强盗大亨的超级剥削，经济与超经济剥削现象，尤其是所谓的‘自由悖论’下的丛林法则，改写成理论与叙事上的优美、完备和无懈可击。

　　这些当代经济学、文学的诺奖得主，知识精英与思想权贵们，利用自己在常春藤大学，考尔斯委员会，或者是依傍于五花八门，天花乱坠的讲坛、媒体、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特别是数以千计万计的大学和大众媒体——从高雅或象牙塔学术阵地到大众传媒，从平面媒体到多媒体到虚拟空间，从学术到文娱行当与领域，肆无忌惮却十分精心与巧妙地进行着社会或大众洗脑，甚至对其进行灵魂阉割。这个自觉、人为的可怕的过程，这个徐徐展开的温水煮青蛙的历史进程，对绝大多数的当事人，甚至包括精英队伍本身来说，都宛如是一种自然过程和充满理性的自由选择，它们宛如受自然权利和人道主义推动的自发进程，而不是人为操纵，更非相对主义掌控和统治的刻意作为。

　　美国作家威廉˙劳伦斯˙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为一种典型的，可以视为整个现-当代的西方话语和精神皈依，其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派的科学哲学学理与教育，同曼彻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弗吉尼亚学派等学派，巧妙地配合中情局和所有美欧情报、国家安全机构和美国民主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等这些智库，把波普尔的社会阴谋论，从反向攻歼变成了正向操作，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或霸权统治理论，变成了硬实力基础上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甚至凯恩斯主义，哪怕是英美两个剑桥之争的双方的稍有学术良知和科学品性的一切政治经济的批判和经济学思辨，美国独立的经济学传统，从亨利˙乔治到凡勃伦再到加尔布雷斯的那种社会解构、社会批判、社会启蒙、社会责任感-历史感或者历史使命意愿统统加以巧妙遮蔽或者干脆予以摧毁。

　　经济学主流和社会话语主流，或者不仅仅是变成了彻底地为制度与政策辩护，而且是礼仪廉耻完全丧尽的经院经济学似，神学性或者教皇与修道院似的神学婢女似的理性主义，是彻底机会主义性质的理性经济人范式甚至教条。西方文明的辉煌胜出，无与伦比，和福山似的‘历史终结’等学术伪装大行其道，而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炫耀性消费论和资本搁置无效论，加尔布雷斯的社会失衡论，威克塞尔的市场支付能力左右的逆或反使用价值和反公有与社会论的思想、理论、经济学，则统统被尘封起来，就连凯恩斯的分配论也都被悬搁起来。

　　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一反马克思博大精深，绝对百科全书式的融逻辑、历史、社会、文化于一炉，在‘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的有机轨道上建构起庞大的批判或解剖、运行平衡和建设耦合的大历史、大科学交互演进和社会设计的体系与学说；二反凯恩斯所引爆的摧毁萨伊定律立基之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启干预主义宏观经济的思辨体系，及其罗斯福新政，约翰逊伟大社会以降的福利社会、福利国家；三反萨缪尔森的混合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凯恩斯干预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政策（财政）和亚当˙斯密经济政策的集成与综合——新古典综合，把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立基、根本话语完全和唯一地放置在卢卡斯的理性预期主义，和瓦尔拉斯-阿罗-德布勒一般均衡理论，诺斯-兰德斯们的产权理论，科斯定律的‘巫毒’企业性质论、市场与社会成本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之上。而弗里德曼、斯宾格勒、哈耶克、波普尔，有时也有米赛斯，则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思想导师、学术教父，成为引领他们思维（想）和前行的旗帜与灯塔。

　　这种经济思想与学说，从本质看是一次经济学的集体背叛和科学反动，甚至是科学大反革命（天才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仅仅指出了货币主义的经济学反革命）。中国的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则基本上是对上述建构的简单抄袭，是不成系统的新古典转型或者改革经济学的小儿科，加上许成刚、杨小凯的宪政经济学，贾康们的所谓中性鼓噪（竞争，所有制，资本三大中性，学理上不知源于何处，其已经堕落成彻头彻尾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不单单是基于上述的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之基本学理和体系，结构和政策设计与规范，而且一方面，将其从所谓的基准、参照系、分析框架、核心模型、系统案例，特别是所谓的国际比较研究里，精心打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另一方面又把华盛顿共识，休克主义和震荡疗法，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一切尖锐、明显的刺眼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或者隐藏起来，或者加以变形，以现代经济学的神圣光环，把仅仅与恰恰只是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一，充其量是七十年代滞胀，特别是八十年代里根-萨切尔夫人以降的所谓供给学派，或者号称新经济学的一时的所谓西方经济学界的所谓主流思潮和话语，打扮成俗世、超验、永恒、神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和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大系（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内外相应和，喧闹一时的经济学神话，市场经济神话，产权万能神话，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四化一体的所谓现代版本的现代经济学（当代皈依），一则说来其所谓知识主角们是清一色地表现出极大的历史无知——普遍说来其对经济史、经济学说史、一般通史、人类文明史、国别与地方史，经济学家们的知识储备即使不为零，也是有选择地采取教科书案例式地加以择用；二则经济学家的哲学素养、思辩能力、自我意识与批评自觉、社会批判能力超级低下，从而表现出极度的在科学和知识思想市场上的极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之学术人格与精神本色；三则经济学家群体极度地轻视和无视一切科学理念和操控的一切领域与进展，但却对所谓浅层的公理化、范畴体系、概念化意境、数据与数理模型有着极度的偏好与推崇，更加上其一味地不妥协之一元化修辞学和叙事驱动，造成经济学的经院哲学化和知识巫毒化。他们对包括九十年代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和一切批判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与文学新进展和体系，一切专家与业余的批判不但没有兴趣，而且表现出极度的轻视、怠慢和反感。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梦幻般的主流经济学神圣殿堂，只被零八年金融海啸一阵咆哮，就一夜间彻底吹倒了。经济学家时代，由上述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凯恩斯领军起跑，到了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时代走向巅峰，而稍有科学良知，科学家自知自明的萨缪尔森，除了其犹太人和美国人气质的混合生成，特立独行之外，毕竟还是有科学良心和自省意识的，同同样的犹太人，同样的美国人，但东欧和美国小厂业主之后的弗里德曼的不管不顾，形成鲜明的对照。美欧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在这种不可一世，而事实上又学识、学养、智商、情商平平的终日沉醉在自拉自唱的‘高贵的胡说’中借助于自毁长城而走向失败甚至毁灭。随着全球经济学家时代的结束，中国经济学家‘神时代’自然也彻底衰落。然而北大国发院姚洋、复旦经济学院的张军、原财政部的贾康依然对此全然不知，意欲同时代、世界、历史、社会和思想市场之大潮较量，频频在《建设者网》上发声，但遭到的却是高水平民间网络智者们的无情抨击。

　　马克思没有用过世界体系之类的概念，但他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的认知却是十分明确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旧、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论，都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铺陈展开的。他们的这种世界现象观，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阿明和其他拉美学派的依附论，有相近的一面。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表面上看，包含着对中心-边缘-半缘的界定，但他骨子里却同马克斯˙韦伯、桑巴特、诺斯、兰德斯一样，是西方理性主义论者，是西方例外论与独特论的巧妙坚持者。

　　布罗代尔、汤因比、弗兰克和祖孙俩代的霍布森，甚至一定意义上的威尔˙杜兰，也包括李约瑟，对西方文明起源的东方遗产，西方文明的历史方位，西方文明长期得益、落后于东方的历史，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迄今为止，世界体系先后经历过东方或亚洲，特别是由中国主导的东方体系，和由欧美列强导控的西方体系。前者是以朝贡方式、文化礼仪扩散和核心话语示范传递的方式展开循环流转和逐级扩散的，后者却是以征服、掠夺和不对称的压迫性、自由悖论下的经贸往来，并伴随着遏制、围堵和制裁得以循环流转和展开的。

　　西方式的世界体系，历史上先后曾由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分别主导。商业者们主导的世界体系是海盗式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无主土地或领土原则和成王败寇的所谓先来先占法则的大合成，这个历史是以西方式的基于暴力和野蛮的镇压，乃至直接的武装军事征服为支持背景的大三角贸易，世界金银开采和野蛮的包括充满了人身依附的奴隶制度与贸易、奴隶主或者种植园经济、奴隶制工厂和血汗工场与工厂，乃至整个民族与国家国家的奴役为演绎主线，其间的残酷和血腥构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和西方列强崛起的基本内涵。一切东西印度公司，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沙皇俄国这些帝国的领土扩张，殖民掠夺包括一切的所谓‘航海一地理大发现’，都是依靠欧洲的国家强权才得以形成的国家武装集团，国王操控的国中国式的综合的集‘军事-政治-外交和贸易’特权于一身的所谓印度公司才完成的，这种独特的武装飞地似的公司帝国是这个历史阶段世界体系的主要运营载体。

　　意大利中世纪以降的城市共和国，表面上似乎就是放大版的希腊城邦国，但其除了未能完成国家统一而外，其余的同后来的西方列强国家没有太多的不同。由于意大利似的各自为战，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非大一统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君王国家，导致了这几个早期的帝国意图统治经营整个世界体系的半途而废。

　　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甚至更早时的都铎王朝集权型，包括亨利7世、8世，就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君主政体和国家-社会建构。日不落大英帝国终于似乎像满洲大清王朝，或蒙元王朝一样，整个地经营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大世界’。大英帝国以后的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是走上了另外的一种帝国之路。它们的世界体系，也是各自不尽相同的。美帝国除了在菲律宾和同墨西哥战争和早期屠杀印第安人之外，主要是通过从拿破仑法国手中和沙皇俄罗斯手中的土地购买来扩张领土面积的。俄罗斯则是向西伯利亚一路推进，直至漠河、黑龙江，从中国获得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老沙皇的帝国领土历史，与其说是自觉的帝国国家意识扩张，不如说是为了获得毛皮而进行的商业盈利的一路推进。当然，后来到了同康熙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前后，国家意志的帝国扩张则逐渐成为主流意志，俄罗斯同大清双边贸易规模相当巨大。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整个的这个时期的世界体系格局，基本是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描述的由中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的白银资本循环积累的大系统循环，其同西方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列强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海盗、强盗和炮舰政策下的经贸往来是断然不同的。

　　从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包括英国征服印度，变印度为殖民地，在印度本土建设了五万公里的铁路，殖民地领土最高时达到3千万平方公里。如此领土扩张的全球占领和殖民掠夺，表明日不落大英帝国，由早期的商业资本主导世界体系，历经工业革命，把棉纺、毛纺、棉布和铁作成全球性现代规模经济之超级大产业，由此英国所开启的工业革命，加速了工厂机器大生产和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构建。而在鸦片战争后，则一步步由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又继印度之后把中国拖入到了这个罪恶的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当中。这也就逐步彻底解体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由中国所主导和东方式的世界体系。

　　事实上，早至秦半两大流通和大汉朝经略之时，中国的朝贡体系就已经达到了影响全球的地步，就已经开启了东方的世界体系，尽管这时候的家天下之门户私计——家国同构，在国家内部而言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阶级统治和压迫，但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国不是采取君临天下，万王之王，万国法式的罗马法之方式，而是大体上传承了唐尧虞舜的文化和礼乐教化宾服和道义-文化吸引的方略，显示出东方文明的气度和大方，在国际关系上树立了某种光辉的典范。

　　应该说，是大清王朝的整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慈禧太后统治的长达47年之久的历史时间段里，在国际技术与产业，社会与文化的剧烈转型和波拉尼的所谓大分流、大转型之宏大叙事之下，才出现了葬送中国、中华之历史大悲剧，中国才由强盛转为羸弱，更在举国吸食鸦片后而变成了所谓的东亚病夫，进而在如此不对称的情况下的彻底和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终于导致全社会堕落成为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如此厌武又权贵逞强好胜更追求奢侈豪华到极致，以至于国家武备荒疏，八旗子弟兵整个地成为养尊处优的老爷兵，而巨额的国家式收买如此的无用兵痞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最终自然而然走向财政危机与国家破产与解体。同作为东亚病夫相伴的更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一盘散沙之乱世局面——‘各自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美国内战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由工业资本主导转变为由金融资本主导，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时期。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此进行了系统和科学的总结。银行、非银行中介，金融与货币本来就是最高阶的综合资本，由于西方帝国主义时期的金融资本，没有沿袭古罗马帝国后期的高利贷和单纯的煎息票，而是采取横向联合，纵向联合，产业整合，企业兼并，和所有的‘赢者通吃’的方式，结果，金融资本主导世界体系就变成了金融资本统治下的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的资本合成式的大肆攻城掠地。

　　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体系，发生了诸多的世界史上的大事变，其分别是在中国领土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及其巨额赔款，直接导致了日本央行，日本金本位和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崛起），日俄战争，而后就是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1937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体系，其核心载体是美国、德国发展起来的法人经济和股份制经营公司。其不同于并彻底取代了英国传统的家族企业。纽约和东部地区原本是商业资本起步的大本营，而后来五大湖中西部地区，重镇克利夫兰、底特律和芝加哥也出现了工业资本主导的新型方式。到了华尔街、芝加哥金融大爆炸，则已经是代表着金融资本向智能资本的历史性的大转变。这时候各个大学、研究所、智库，同巨型公司一道，利用各自的寻租方式，借助于各自的优势驾驭和操纵产业和技术革命，垄断文化与知识话语权，进行教育批量化生产与经营，也就实现了精英贵族的新时代之历史性转型。

　　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高级工业化历史新阶段、智能社会、虚拟经济、资产组合经济、共同基金经济、泡沫经济，如此种种它们联合作业携手并进，出现了非理性繁荣，历史、社会、文化、教育、产业，如此的方方面面或者领域几乎所有的传统都被颠覆了。

　　基于这样的市场经济之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自然是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从而也必然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极大合成。流行性物欲症，作为现代文明病的典型症候群，显示出当代国际秩序之本和社会精神风貌之体。理性经济人代替了人人憎恨的强盗大亨，然而知本家，超级精英和千-万亿级别的豪富同权贵精英一道把持了世界与历史。

　　人类的社会历史，从契约和身份——血缘与战争奴隶，罪犯奴隶，经过短短的工资奴隶——雇用工奴隶，而今进入了债务奴隶，资产奴隶，欲望奴隶，享乐奴隶这样五花八门新奴隶的历史阶段，‘自由悖论’被演绎成现代最高阶版的高级知识化，或高等教育革命后的知识智能型、自由选择的欲望奴隶、欲望之邦和名利场、债务-债权枷锁奴隶，结果就是异化和物化达到极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微观行为主体，同精致化的野蛮的社会、国家与世界相呼应，实现了人类历史的前所未有的伪善集合。

　　这自然也为其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和历史反转埋下了种子。国际大格局是由世界基本矛盾和基本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这个大格局，同国际秩序是一体两面性质的，自然也就必然发生互动并互为因果，互生互进互退互增互损。这种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自然而然也就充满了悖论。

　　首先是民主悖论，其次是自由悖论，再次是公理悖论，最后是文明悖论。就民主悖论而言，当今的国际秩序是由神圣同盟，或类似反法同盟，三巨头商定抉择，经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等冲击，由门罗宣言和门罗主义等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其同波茨坦公告，雅尔塔会议，旧金山条约不大相同，先是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及一切美国战后所发挥的世界领导作用和其一手策划的一系列组织、运作和建构，而成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而大体上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世界货币或硬通货体系，全球结算系统，国际贸易与经济往来，世界战争、冷战与冲突的国际争端，WTO是由世界关税同盟演化而来的。

　　这个国际社会与世界大家庭，至少同大英帝国的君主制下的父权国家联邦体系是不一样的。因其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国家联盟，自然其运营和架构也是不同的。在其起始时，无论就美元含金量，自由兑换，自由贸易经营，国际事务的经由世界反法西斯集团，反（集）极权主义与专制的心理作用，呈现出来的是同西方民主政体和自然权力或人权-人道-人文主义的精神相一致的国际社会协同方式。

　　尤其当对整个世界而言仿佛横空出世，平添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华沙条约国际组织得以出现，整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体系，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在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维度上，在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历史道义制高点上高调胜出，而西方文明体与阵营，不得不在国内以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来让步权力与财富，强化机会均等和开放社会形态，扩大和增进广泛的大众社会的福利，一为争取民心，收买工人（人民）贵族，扩大统治基础，借以抗衡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文化与社会的巨大的国际竞争优势。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西方送去了逆天的秘密武器。‘二十大产儿’现象及其萌动，给颜色革命以信心和可乘之机。罗马尼亚等广场事变，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三色旗升起，对于里根星球大战计划和里根-萨切尔主义经经济学或者主义的西方侥幸以最终实现的历史机缘。

　　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至少是强有力的反对方的自我毁灭，不但带来了地缘政治之历史性大灾难，而且彻底反转了战后起始的带有国际大家庭民主意味的最初的世界建构与原则。

　　美国一家独大，美国化畅行无阻，美国世纪达于巅峰。

　　如果说民主悖论主要还是在国际社会领域的问题，那么，自由悖论就是在国内与国际双重领域同步恶化。精英统治下的新时代贵族化，正在借助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制与私有产权万岁，同废除特权，废除终身制和世袭制，凭借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相分离而出现的由法人经济与家族企业分离的近代历史进程完全逆转。全世界的富二代、官二代、商二代、学二代、星二代（影视明星）、文二代（作家）们在父荫下可谓气吞山河如虎，‘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的所谓新兴工业国家，大约有十亿左右的人依然生活在现代化之外，工业社会之外，社会历史之外，文化-文明圈之外。这大约占人口总数八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不但处于精神、文化的极度贫困化状态，而且是经常食不果腹，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馑甚至疾病或者死亡的威胁。

　　公理悖论和文明悖论是更加深刻的文化-文明异化。尽管西方文明崛起本身就是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原罪，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一来到人世间，浑身上下都滴着肮脏的血污，但自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现代化以来，已经把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演绎得有声有色，逻辑自洽，文明内在一致性强制性的公理化、形式化，造就了光彩夺目的自由-平等-博爱话语体系和思想生态系统。然而，随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从‘让飞机和大炮去辩论吧’到‘我们是从美国实力出发的’这些喧嚣，无不显露出美式公理亵渎和赤裸裸的强盗讹诈和蛮横。这些说辞绝非仅仅是职业官僚的作风和无知问题，也一定不是单纯的职业外交家行事风格问题，而是内在于西方文明体内部的根深蒂固问题。

　　我们这里所谓的文明悖论，不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系与文明共同体，总是内含着一定的矛盾这一问题而言的，而是说文明系的根本立基的不可调和性的矛盾，它们是根本对抗性的，是文明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从‘强权即公理’到‘自由（自愿）被奴役’和自由地奴役他人他族，如此的核心层级上的双重标准和对此的心安理得，且只是在高度思辨和历史-文化-社会的高级反思基础上的永恒建构、维系和不断演化并强化。这才是文明悖论之要害。

　　而这种文明悖论来自于历史进程的文明异化本身，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且构成了西方文明内在逻辑和宿命之所在。如此的国际秩序上不合天理，下有违民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并最终自然哲学的最大难题和根本性的理论困境。美国对此无能为力，新中国任重道远。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