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松：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说明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能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都能中国化时代化，都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从而都能予以正确指导，就必须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关于第一个结合，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便已提出，对此论述颇多。关于第二个结合，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新提出的。中共二十大报告不仅再次强调，而且还作了具体阐述。笔者不才，试就第二个结合展开论述。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深刻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所以能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指导思想分析，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我们今天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回顾20世纪初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落后甚至愚昧的传统农业国。当时的那批志在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只是从理论上分析是难以讲得通的，只有从文化来剖析，才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我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业已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与根植于他们骨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度的契合。

　　最为显著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理想——“大同”，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高度契合。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儒家主张的最高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里，实行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这里的“天下为公”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管理社会的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贤与能”，由他们引导民众讲究信用，和睦相处，相亲相爱。人人爱护公物，尽力奉公，努力工作。男有职分，女有归依，老人、青壮、幼童各得其所，鳏寡孤独和废疾者各有保障，社会安宁，人际和谐。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关爱，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儒家经典被奉为历代教科书之圣典，所以这里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成为我国传统社会历代志存高远的文人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历代农民起义、历代变革者也多受其影响。很显然，这种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高度契合的。

　　与这种理想影响相联系，立心为公的思想在我国世代传承。《诗经·小雅·大田》记周代农夫唱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思是祈祷上天下雨，先下好公田，再下我的私田。许多史料都可以证明，先公后私，甚至公而忘私，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这种立心为公思想演化为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道德追求，成为修身正己、为官从政的要求。《尚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意思是以公心消灭私情，人民才会心悦诚服。《荀子·不苟》谓“公生明，偏生暗”。至宋明时期，理学家将公私与义利、理欲、善恶相联系，相一致，认为公与义、与理、与善相联系相一致，而私与利、与欲、与恶相联系相一致。明代吕坤说：“人生一大罪过，只在于‘自私自利’”，并说“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若自朝堂以至闾里，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宁，政清讼息；只一个‘私’字，扰攘的不成世界。”

　　这种立心为公演变为一种忧国忧民、志在国家天下的家国天下情怀。《礼记·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颇具代表。汉代的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东汉的马援“马革裹尸”；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精忠报国”；普通民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明证。

　　与“大同”理想、立心为公思想等相联系的还有“民本”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使“得民心者得天下”形成共识，争取民心成为历代高见识的国家治理者的根本要务。

　　与上述相联系的还有“均平”思想，这种思想尤其在历代农民起义过程中得到越来越显著的体现。显然，立心为公、“民本”、“均平”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也都有相当程度的契合。

　　正是上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民族、为国家不懈奋斗，成为支撑中国连续发展的脊梁。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未曾中断。虽然也曾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内忧外患，甚至分裂割据，但分久必合，中华一统始终是主流，其中的重要原因不能不归结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量。

　　近代中国，“大同”理想曾成为思想家们理解和吸取当时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源泉、依据或媒介。洪秀全借助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融合“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阐发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康有为《大同书》依据大同思想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实现大同的发展路径；孙中山借助“天下为公”的思想，倡导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自小深受中华传统教育，上述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早已融入其血脉，植根其心田，且又一定程度受到上述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面对当时中国的现状，面对诸如“保守”“内耗”等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充分暴露，曾大加挞伐，一度鼓吹西方文化，信奉诸如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甚至曾号召“打倒孔家店”。但是随着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的解放，反思辛亥革命以来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教训，特别是五四运动又使他们对当时列强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感到失望，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却越发迷茫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如获至宝，义无反顾立志信奉。究其深刻的文化内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主张激发了他们潜藏于心灵深处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使他们看到了以前无法实现的“大同”理想通向能够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激发了他们对理想新的追求，促使他们创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为了人民翻身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那时宣传共产主义常用“世界大同”，就是明证。

　　例如：李大钊同志便是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用“大同”这一民族语言来理解、表述共产主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大同”社会的追求，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大联合和互助的角度来阐发“大同”，赋予大同思想新的时代内涵，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并且对实现“大同景运”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将传统的大同理想从空想到科学、为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如：毛泽东同志早年就受到大同理想的影响。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意思是，大同社会是我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可见，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毛泽东，之所以毅然接受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来分析，不能不说是因为深融于其血脉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上述重要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说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只靠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行。只有根据我国革命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于指导，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胜利。反之，什么时候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顾我国的实际，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例如：中国革命早期一度照搬俄国革命城市暴动的经验，不顾当时实际，主张城市中心论，在一些大中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后来又一度盲目攻打大城市，遭到了惨痛的损失。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掌控下，盲目执行一条“左”倾军事路线，死拼硬打，结果丢失了根据地，被迫长征。再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脱离了我国具体实际，因而不可能成功。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依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运用传统文化智慧，逐步走出了一条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从而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便是吸取了历史文化的智慧。历史上农民起义，凡是能取得胜利的，无不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有关。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都是吸取了历史文化的经验和智慧。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特别是后来颁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各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依法分得世代期盼的土地，获得命根子，从而一心向着共产党，争先恐后积极支前，以众志成城之力帮助人民军队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役，夺取了全国胜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均田免粮”之类和历代大乱之后分给流亡农民土地从而赢得民心的经验，结合当时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创新运用的。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表现为毛泽东思想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了以老子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以及实事求是学说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学说。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的文化沃土，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全国实施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心向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基础，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虽然也难免留下一些深刻的教训，但总体上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本国国情，吸取既往教训，及时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促使包袱沉重、发展艰难的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等，都取得了成功，从而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我国改革由农村发端来看，以包产到户为基本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根据当时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仍然深刻影响着广大农民的传统农耕文化，所采取的切合当时实际的制度。纠正了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后期激进的偏差，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顺应了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理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奠定了后续一系列改革的基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又一典型。如今，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农业顺势步入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科技兴农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之路。这一例证表明，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继续在依据我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发展。

　　邓小平同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风格，便是对传统文化中“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等精华的继承弘扬。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借用《礼记·礼运》小康社会的理念和设想，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经江泽民、胡锦涛特别是习近平等几任党的总书记接续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如今已胜利实现。这也说明，邓小平理论蕴含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再如，江泽民同志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都是将传统文化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体现。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领导我国开展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包括在管党治党以及反腐倡廉过程中注重运用传统文化智慧，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继续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吸收传统的革故鼎新、“变化之道”、“与时偕行”等传统理念，丰富创新、改革、与时俱进的思想；吸收传统的修齐治平智慧，运用于治党治国；吸收“天人合一”等传统理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吸收“奉法者强”等传统法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弘扬传统的忧国忧民所体现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吸收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智慧，推进统一祖国、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吸收和合共生、“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传统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习近平同志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大量阐发诸如修身、劝学、立德、律己、笃行、廉政等有益的传统思想道德观念，有效运用于治党治国。这些都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如：长期以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得到大力弘扬；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在当代的弘扬；吸收传统的德治思想，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传统风尚在现当代的发扬。至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价值要素，道法自然、持正守中、尊时守位、知常达变、经世致用、开物成务、建功立业、与时俱进、移风易俗、和睦邻里、安民富民、踏实敬业、精益求精、勤学苦练、成就事功等重要思想理念，厚德载物、上善若水、柔弱胜刚、求同存异、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俭约自守、中平泰和等人文精神，心怀天下、精忠报国、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勤政爱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诚实守信、修身持节、谦虚谨慎、奉公守法、尊师重道、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等传统美德，在现当代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传承弘扬。

　　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历代党的领导集体的坚持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百年以来，初心不改，一直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开创未来过程中，仍然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服务人民观，是传统文化中得民心观的升华。因为过去的统治者是站在统治人民的立场提出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治理好天下，而中国共产党人是站在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作为人民公仆的立场上提出的为民观，两者有本质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不仅能使我国农耕时代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大大有益于现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能扬弃其中的糟粕，克服其劣根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劣根性表现一是保守，二是内耗。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就在于克服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表现——保守。改革针对的是保守的对内表现——因循守旧，开放针对的是保守的对外表现——闭关锁国。因循守旧和闭关锁国，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直至近代社会发展越来越缓慢乃至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压甚至软弱挨打的根本原因。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克服了我国传统文化劣根性之一保守的内外表现，才能激发广大人民振奋精神，开拓创新，从而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内耗曾是我国历代改革和农民起义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曾发生过。所幸，中国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能够克服、修正内耗导致的错误，从而焕发青春，继续前进。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不再搞这类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或群众运动。例如：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强调，在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斗争中，“不能釆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他在1985年发表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强调，“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再如：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过程中谈到改革时强调，“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经过三任总书记带领全党不懈努力，中共已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依靠制度和法制的同时，采取经常性的主题教育方式，在全党开展诸如“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乃至“党史学习教育”等。通过经常性的主题教育，达到找出问题、加以整改、增强团结，实现提升、促进发展的目的，从而给党内可能的内耗划上了句号，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性、先进性。

　　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形态，最明显的是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习惯于从整体把握局部，强调整体观。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乃至阴阳五行学说，都体现了这种整体观。就连中医也是把人体看作一个小宇宙，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理论分析病变的位置和机理，再运用相应的药理，用中药加以调治。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中国人一贯强调公心，张扬共性。而西方则相反，习惯从局部开始分析整体。西医也是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西方国家的人一贯强调私有，张扬个性。

　　我国这种认识事物的整体思维方式，来自自古以来鬼斧神工造就的大一统江山地理环境的长期影响。从自然地理来看：中国的东面是大海；北面是严寒、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面是大沙漠，除了重重险阻的丝绸之路外，不可交通；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阻断了与南亚次大陆的交通；东南是半岛，这里的国家历史上都依附于中国。在这样一个封闭性很强的地域范围内，位于中间农业地带的华夏—汉民族文明程度较高，物产丰富，较为富庶；处于周边地带的少数民族多游牧，文明程度较低，物产贫乏。所以总体上，汉族历代王朝处于统治地位，号称“中国”，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处于依附地位，被称为“四裔”。“中国”加“四裔”即“天下”，汉族王朝的统治者自称“天子”，认为是受命于上天统治“天下”。中国古代历史上，外部力量打不进来。世界史上一次次大规模东征，都未能打进来，往往打到中亚便转而南下，占领印度次大陆。而这个地域内的力量，一般也很难打出去。如汉代李广利失利于大宛，唐代高仙芝西拓败于怛逻斯，只有东汉时的匈奴和后来的蒙古在特殊条件下打了出去。所以，在这大一统的地域环境内，汉族王朝之地对周边少数民族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周边少数民族对汉族王朝之地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当王朝强盛时，他们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当王朝衰败时，北方强大的民族便南下争夺，甚至入主中原。无论是汉民族的王朝，还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都将这个地理范围看作是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中华文化中的整体观。

　　这种从整体把握局部、局部服从整体的整体观，运用到人际，便相应形成立心为公、“私”服从“公”的公私观。

　　传统的立心为公思想，还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有关。由于作为主体民族的华夏—汉族农业的生产方式，导致其原始社会后期三次社会大分工不明显，原始共产制的氏族血缘关系一定程度延续至阶级社会，其公有制成分及其理念也一定程度保留下来。直到明清时期，例如徽州地区各个宗族的奉公思想及其行为仍可看作是当时中华大地的缩影。这里宗族制度发育充分，每个村庄聚族而居，有供合族祭祖议事处事的祠堂，有合族共有、收入用于公共开支的族田，有合族兴办的学校等公有财产。单个家庭的“私”必须服从宗族的“公”。族人无论经商巨富或官至极品，都要为宗族光宗耀祖，回到宗族仍然论资排辈。而在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上，还得服从国家这个“大公”，维护官府的统治。经商者须利于国家，服从官府；为官者须立心为公，公平公正，清正无私。

　　搞清了中华文化整体观以及与之相应的立心为公思想的缘由，有利于更加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好地彰显“四个自信”，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

　　三、努力实现基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觉和奉行自觉，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型，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创新发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一个优化、提升的过程。一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科学元素，激活了其优秀的基因，从而为其现代创新发展、更好地发挥作用奠定了条件。二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创新形成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文化，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甘为广大人民的翻身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创新形成了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鼓舞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我们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而努力奋斗。三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跳出了农业时代、封建时期的窠臼，扬弃了与生俱来与之相联系的保守、因循、内耗、迷信、愚昧等落后的成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通过以上梳理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海内外表明：自古以来，中国人便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的类型，中国人创造的文明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曾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明，有着悠久而厚实的中华文明基础，是一种从本国文明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是世界现代文明一种新的形态，具有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使国人自觉牢牢树立文化自信，进而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我们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海内外表明：成功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通过深入研究，广泛宣传，使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形成全党乃至全民、全社会的共识。我们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以及一段时期以来的种种原因，我国一度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信仰缺失，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弱化和怀疑，可以说一定程度对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乃至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负面影响。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迅速提升，特别是经受这次世界性疫情的重大考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也在迅速上升，而且首先表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提升。在当今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刻认识上述道理和历史事实，我国人民就会基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自觉，自信自觉地信仰、奉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须与之相适应，随之实现时代转型。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一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方针。我们研究认为，贯彻“双创”方针，应该从以下诸方面努力：

　　第一，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必须努力予以传承。第二，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毕竟是农业时代的文化，其中一些成分已与当今社会不相适应，必须通过创造促其转化，通过创新促其发展，继续实现转型。第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整理，保护好传统文化资源，打好传统文化根基。在此基础上，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继续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第四，按照新时代的特色和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达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彰显其魅力，从而实现其创造性转化。按照新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特别是要运用新方法与新手段（尤其是科技手段）创新其表现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增强其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实现其创新性发展。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一系列不懈努力，我们必然能够重塑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包括其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与此相一致，必须继续传承弘扬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各项改革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创新当代各个方面的文化；在对外交往、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优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这样，才能构建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并使之开放包容、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在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促进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发展。在此过程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