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国庆期间，对于热爱摇滚乐的青年人来说，河南南阳绝对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地点，即使因各种原因没亲临此地，也一定是心驰神往，——“2023中原迷笛音乐节”于9月29日至10月2日在南阳市卧龙区黄山村“绿野独白”举行。
“迷笛”品牌诞生于被誉为“中国摇滚音乐的黄埔军校”的北京迷笛音乐学校，迄今已有30年的历史。“迷笛音乐节”是由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的国内首个原创音乐节。今年恰值迷笛学校建校30周年之际，选在中原河南南阳举办音乐节具有特殊意义。
南阳市党政领导对十一黄金假期在南阳举办的这场音乐盛会给予高度重视，全市上下为音乐节举办做了大量工作。
音乐节举行期间，来自全国各地数万名“摇滚”发烧友齐聚南阳，盛况空前；奈何天公不作美，连续数天阴雨连绵，使“迷笛音乐节”变成了“泥地音乐节”。尽管如此，对音乐的痴迷和醉心于身心放纵的青年人，冒雨在泥地里疯狂宣泄着自己火一样熊熊燃烧的激情。从现场传出、散布于网上的无数视频里，我们看到，黑压压聚在一处、浑身泥水的年轻人，在纷飞的雨水里，疯狂地扭动身体、甩动脑袋，口里喊出并无歌词的简单、粗犷的含混调子。灰蒙蒙的天空上舞动着各种形状的五颜六色的旗帜，上面写着张扬个性、充满青年人叛逆精神的标语。霏霏雨屑中弥漫着彩色烟火。进入颠狂状态的年轻人甚至一边拼命摇摆，一边使劲摇撼围住节会活动场地栅栏，试图冲出有安保人员守护的场外。这场景与其说是独特的摇滚乐赋予人们挣脱现实生活及情感、精神羁绊的激情与自由奔放的艺术享受，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肉体摧残和精神的自虐，是对音乐的一种变相亵渎。
这场景我们似曾相识，是的，它极易使我们联想到聚集在藏污纳垢的地下娱乐场所服食“摇头丸”毒品后疯狂摇晃脑袋的堕落的年轻人，只不过一个在隐秘阴暗的地下，是国家打击对象，一个在明亮开阔的地面，以合法的文艺活动作背书，以政府的鼎力加持作担保；一个是偷偷摸摸地寻求刺激，一个是光明正大的尽情发泄。更为不堪的，是音乐节现场天空中密布的舞动的旗幡，匹配狂热的摇滚音乐和泡在雨水里如醉如痴、口里发出类似咒语般梦呓的摇滚青年，给人一种蕴涵着某种神秘意旨的诡异的感觉。
上述对南阳迷笛音乐节的感受，只是无数传播于网上的现场视频的视觉冲击在个人脑海里形成的总体印象，以及由印象产生的个人认知而已，并无其它影射的意思。这里，只是想借此为引线，谈谈“摇滚”这枝起源于民间、一经传播便风靡世界，但始终难登“大雅之堂”，被主流文艺边缘化的音乐奇葩。
二
在我国，摇滚乐本是改革开放后，伴随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强力渗透的“舶来品”。改开之前，在社会主义人民文艺一统天下的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舞台上，人们连西洋音乐都罕见，更不知道“摇滚”为何物，即便通过某个途径如惊鸿一瞥地偶尔窥见资本主义国家文艺，那光怪陆离的场景，表演者花里胡哨的穿著，也会使生活在明媚阳光下的人们因产生不健康的病态感受而嗤之以鼻。
摇滚乐原是西方音乐的一种类型，它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的资本主义美国，上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流行。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于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摇滚乐特点是，表现形式饱含叛逆精神的大胆灵活，歌词创作心之所骛、手之所写，挣脱政治樊篱，不拘一格。它的富于激情的节奏能酣畅淋漓地宣泄个人激情。美国白人音乐家比尔· 哈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录制的《整日摇滚》随着同名电影上映，如飓风海啸，席卷全美。
初期的摇滚乐还保留着传统爵士、蓝调及乡村音乐的余绪，后来，反叛的艺人渐渐摆脱传统音乐的束缚，突破“摇滚”的原始定义，不断拓展边界，蔓生出许多流派分支，彻底打破了大一统格局，且继之又不断地尝试突破流派，从英式入侵、民间摇滚、迷幻摇滚到硬摇滚、重金属、华丽摇滚，再到朋克，摇滚乐伴随时代潮流不断分化、变异，距传统的原始出发地越来越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摇滚”精神象征着一种青年精神，一种变异的时代先锋精神。概括地说，即是青年人基于反叛社会、反叛制度等束缚的独立自主意识；无政府主义的张扬爱与和平的个性化宣示；在有宗教背景的欧美国家对宗教精神锁链的唾弃；基于人生虚无悲观的精神废墟上的个人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无限膨胀。
摇滚乐是道地的美国文化，是发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艺术”，它的根系深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沃壤中，它是在资本的残酷压榨下的无产阶级的一种下意识的用俚语表达的抗争方式，是对由资本一统天下的伪善的主流文化的叛逆。戴夫·哈克在《物有所值》中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摇滚”，认为它是“工人阶级文化”，而保尔·约翰逊则在《新政治家》中视“摇滚”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其目的是招安潜在的革命者，使他们“沉溺于其中而麻木不仁，懒散不堪并脱离实际”。其实两个人所说的异曲同工，其锋芒都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下因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形成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激烈的阶级斗争。
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与主导价值观的偏离冲突，是摇滚乐最根本的精神特征，也是在价值层面辨别摇滚乐与商业化流行音乐的依据。摇滚乐对抗的主流文化，在大多数时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同许多现代主义艺术一样，摇滚乐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甚至可以说，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文明、城市文化和市场文化的抗拒，对异化、麻木的人性的批判是摇滚乐最原始的精神内核。美国有个著名乐队叫“愤怒反抗机器”，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在反抗工业文明；在被称为“艺术摇滚”鼻祖的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MTV《迷墙》中，反复出现了机器批量造人的恐怖景象，控诉了异化人性的资本化工业社会。
三
艺术从来是政治的映像。作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当然也是，而摇滚乐以其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时代反叛精神更是走在了前面。
20世纪40年代，摇滚乐在美国诞生时期，当时的美国在连续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政客伙同国内军火商开足马力研发、生产战争武器，销往世界各地，自己偏安一隅、一味在各国间煽风点火挑动战端，为自己军火拓展销路，大发战争横财，将自己的享乐建立在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血泪之上。到40年代末期，经过正义与邪恶在战争中的激烈较量，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逆转，企图坐收渔利的军火贩子——“山姆大叔”，因邪恶、贪婪的法西斯轴心国核心成员日本杀红了眼，于1945年偷袭企图独善其身而“保持中立”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硬生生地把美国拖入了战争。由于以中、苏为主的同盟国新添一丁，再加上新丁美国在悍然侵略自己的日本境内投放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结束进程。
二战胜利后，世界东方出现了出乎美国意料之外的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在本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利用几年时间，摧枯拉朽般打垮了自己拼命扶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且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结盟，形成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线。美国不甘心自己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空，乘新中国共产党政权刚站住脚跟、百废待举之际，联合资本主义阵营打手，发动干涉他国内政的侵略战争——朝鲜战争，剑指中国，同时指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驱逐到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伺机反攻大陆，妄图将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但狂妄的山姆大叔做梦也没想到，以其为首的十六国联军，以雄厚的财力，陆海空现代化军事装备对垒一穷二白、百孔千疮新中国，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竟败下阵来。碰壁的山姆大叔仍不甘心失败，接下来又发动越战，企图在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阵线撕开一道口子，但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联合阻击下，同样遭到了可耻失败。
经此二场战争，世界资本主义阵营颓势显现，曾经自诩为人类社会制度典范、不可一世的资本主义“灯塔国”——美国，制度自信遭受挫折，国内民众反战呼声不断高涨，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悲观颓丧的气氛。由于连年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无数美国青年成为为资本财阀牟取财富利益的炮灰，国内经济遭受重挫。曾经世界一枝独秀的经济辉煌的“黄金时代”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萧条，民生维艰，导致人们对长期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严重怀疑，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理论逻辑的吃人本质也充分暴露，加剧阶级斗争，带来深层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便是民间摇滚乐蓬勃兴起，如染上了毒瘾般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蔓延的历史背景。它表现的是人们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质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从而以一种嬉皮士式的玩世不恭，通过激烈的自由奔放的音乐形式宣泄堵塞胸中的块垒，抵抗如黑夜般紧紧围裹的虚无和颓唐，向现行政治制度和资本势力亮出对抗的旗帜。从这个时期的这种外在形式表现和体现的精神内涵来说，摇滚乐具有革命启蒙的积极进步意义。而事实上，它也在上世纪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中，为国际共运呐喊助威。
但随着上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锲而不舍地运用政治渗透加经济围困的软、硬手段，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摧毁了最大的社会主义对手苏联后，恰似倒下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如风偃草，纷纷披靡。曾经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灯塔”重焕生机，重新被资本主义阵营成员，甚至被被其采用各种手段征服倒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顶礼膜拜。上个世纪在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引下燎原世界、盛极一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式微。因世界共运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国家“乌贼”重新将其巨大的吸盘伸向他国、尤其是被征服的社会主义国家，牢牢地吸附在这些国家的机体上，向自己虚弱的体内回血，使得社会上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人民生活相对得到改善，资本主义似乎又重新拾回了制度自信。
在经历巨变的历史大背景下，曾一度作为革命文艺先锋的摇滚乐，由具有革命理想追求的乌托邦逐渐蜕变为丧失目标的虚无的空中楼阁，在醉生梦死的肯德基世界、迪斯尼乐园里迅速堕落，成为纯粹宣泄个人情绪，且掺杂暴力倾向、远离传统音乐根脉的一个怪物。这个时候，正如思想敏锐的保尔·约翰逊所说，庞大的“摇滚”青年群体被资产阶级视为可以通过诱导招安的潜在的革命者，使他们在物质丰富的科技时代陷入个人狭隘生活、情感的琐碎纠缠；在资本主义自由放诞的享乐园里，沉溺于精神泡沫、脱离实际的虚妄而麻木不仁、懒散堕落，成为无害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废物。
四
本文开头说过，对于中国来说，摇滚乐是伴随改革开放的舶来品。在西方早已是“陈词滥调”，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成了文艺界异军突起的新锐。上世纪 80年代一经在中国大陆崭露头角，便迅速在青年人中间蹿红，其燎原之势、影响之大不亚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劲爆程度。
1980年，中国第一支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万星、李世超、马晓艺、王昕波创建的摇滚乐队“万李马王”诞生，成为大陆“摇滚”嚆矢。1986年，由崔健作词作曲并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的《一无所有》，成为至今仍难以逾越的中国摇滚乐的一座高峰。《一无所有》近似北方民歌的曲子，口语化简洁洗练中夹带着迷惘、沉郁情绪的歌词，通过崔健略带沙哑的高亢嘶吼，给予人们、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强烈的心灵震撼。“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内涵貌似以青年人爱情为主基调，实则是改开政治大背景下社会转型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年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痛苦、失落、迷茫而又无奈的思想、精神的真实写照，舶来的摇滚乐因势利导地成为人们释放压抑、苦闷情绪的渠道。
其实，国人对“摇滚”的理解多局限于“望文生义”，肤浅的认为，一头长发加皮夹克，配一把斜挎肩上的吉他，加上贝斯上的低音、架子鼓上的强劲节奏，就是“摇滚”，可谓与真正的“摇滚”内涵风马牛不相及。
摇滚乐之于中国，同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理论为先导，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在农村，打破了社会主义传统集体化生产制度，轰轰烈烈地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试水分田到户搞单干，以私欲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城市，“温水煮青蛙”地渐进式开展以“政企分开”为标志的股份制改造的国企改革，砸破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企业职工“铁饭碗”，将企业推向市场，以激发生产和效益潜能，导致几千万企业职工下岗。
改革开放的剧烈“阵痛”，使亿万城市工人、农村农民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生产权利、生活保障的制度性庇护，习惯于在体制内有计划有秩序生产、生活的人们，被时代的“离心机”抛离于国家组织机体之外，变成了自寻出路、自食其力的闲散人员，一时丧失了明确目标，陷入目盲加心盲。社会动荡随之而来。据史料记载，1980年到1982年短短3年时间里，全国发生各类治安案件高达80多万起，其中，重大刑事案件每年有6万多起。
面临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1983年8月，中央出台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拉开了在全国开展为期两年的“严打”活动，共抓捕犯罪分子177万人，端掉大型犯罪团伙19个；随后，又于1996年、2000年至2001年、2010年开展了三次全国性“严打”， 由“官倒”、腐败为导火索引发、被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利用，在国内外产生恶劣政治影响、严重破坏党的形象的“**学潮”…… 这一切，随同国门打开后，西方政治文化入侵，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混乱，为摇滚乐提供了孳生、成长的土壤。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达到流行高潮，全国摇滚乐具有上千支乐队的庞大规模，被誉为中国摇滚音乐“黄埔军校”的“迷笛音乐学校”，就是于1993年成立的。
五
摇滚乐从来就是与时代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对它的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对于政治泡制的社会生态有着天然的敏感性。
摇滚乐作为舶来的新生事物兴起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期，踩着时代的鼓点，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很好地反映了改开后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反映了人们迷茫、焦虑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同时以粗犷、狂放音乐的张力，彰显了新时期青年人的对社会秩序、甚至对自我的反叛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了青年人于多元文化迷雾中觉醒后，在偏于感性的抗争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进步意义。但对于在党的长期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熏陶下，产生的反噬革命性抗争的正当性与激情，致使这种抗争最终表现为一种怀疑的徒劳，进而多变异为一种颓丧的自虐和深陷泥潭的挣扎。正因如此，它在特殊历史时期，非但丧失了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诠释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实质性，反而因沉溺其中变得麻木不仁、懒散不堪并脱离实际，成为稳定社会、宣泄情绪糟粕的无害“垃圾桶”，不仅丧失了其初始的具有革命性的积极意义，而且由于为狭隘的情绪发泄而发泄，其音乐内涵属性距母体本源也越来越远，徒剩一副歇斯底里的怪诞的躯壳，不仅被政治主体边缘化，而且遭到艺术主流的唾弃，日益成为被政治割舍的赘疣，被社会放逐的弃儿。最值得警惕的是，它麾下尚在的借艺术之名的堕落者的号召力，为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实施颜色革命的境内外敌对势力提供了孕育政变的温床。
六
从本届“2023中原迷笛音乐节”现场我们看到，摇头晃脑的疯狂的年轻人衣服上印着“这个逼班儿，真是上够了”等吸睛标语，还有人穿着后背上印着“精神病医院”字样和医院红十字标志的白底条纹病服，跪在泥水里发疯似地甩动脑袋…… 很多衣衫单薄的年轻人身上仅裹着一件透明的雨布，露天睡在堆满饮料罐、废塑料袋的冰冷的泥地上。落雨的阴暗天空被高高竖起的各种颜色的旗帜宰割，旗帜上五颜六色地涂鸦着不伦不类、张扬个性的叛逆标语，“女生撕掉男生的标签，男生撕掉女生的标签”“我喜欢同性是不是有病？”“发个牛大”“上个茅班”“生活无解，迷笛撒野”…… 两面印着祝福祖国生日的“祖国您好”“我爱中国”字样的旗帜和一面印着“中国青年不被大风吹倒”励志宣言的旗帜，被淹没在印满怪诞标语的花里胡哨的旗海之中。
南阳市党政领导举全市之力，高调举办本次摇滚音乐节，本意是搭节会台、唱经济戏，让假日经济红火一把，同时借此“盛会”宣传南阳悠久历史文化和地方资源优势，提升南阳知名度，广招天下客商。举办节会的出发点虽然无可厚非，但不从自身实际出发，不从全局着眼，盲目引进、举办不接地气的文化节会，真的能达到举办者所期望的效果吗？尤其是游走于政治、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边缘，具有暧昧蛊惑意味和暴力破坏倾向的文娱性节会项目。
本次音乐节现场的狼藉混乱和与之颉颃的现场年轻人的极端疯狂表演，还有发生的偷盗丑闻，都不言而喻地为音乐节作出了很好的注脚。
【文/彭水周，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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