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一带一路”是寻求所有国家最大利益公约数的尝试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近日举行。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发展为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成果有目共睹。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访谈“一带一路”研究的权威专家，从不同角度梳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

　　访谈对象：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薛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是什么？

　　陈文玲：“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首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物，是应对、解决或者缓解、降低“四大赤字”的一种创造性的探索，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所有国家最大利益公约数的一种尝试。共建“一带一路”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融为了一体，是寻找人类命运向何处去，决定世界前途命运的方向性探索，回答了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这个探索经过了发出倡议到共同响应，形成携手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局面。

　　现在人类社会最需要解决的几个最大的问题或者公约数，第一就是发展，发展是最大的公约数。一方面上个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的150多个国家需要发展，他们还在贫困中探索。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需要再发展，很多老牌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等综合实力已经退出世界前10位，排在经济总量世界前10位的国家有3个是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GDP超过了英国，俄罗斯现排在第9，未来发展中国家会越来越多。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宏大的国际战略眼光和超前的战略谋划能力。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发展大势，针对解决全球最深刻、最集中的难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超越了单个国家利益的局限性，提出了一个跨历史周期的、跨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跨不同文化习俗的伟大探索和尝试。

　　薛力：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整体评价是什么？

　　陈文玲：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史、世界经济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称它为标志性事件，第一，它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第一个完整的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中国方案，且成为了全球的公共产品。我个人认为，它用古丝绸之路文化的精神赋能，成为了新时代一个全新的价值符号、取向和追求，这个价值追求不是霸权主义的，更不是要创造一个单极世界，而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有利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好前途命运的一种新的平台、载体和通道。

　　第二，“一带一路”从“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开始，现在全球已经有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本，对“一带一路”高度认同，加入到了“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一带一路”成为了一个由国家提出的在全世界响应度最高的倡议，实现了全球跨国经济行动。

　　第三，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构建了立体化互联互通的格局。所谓立体化互联互通，一方面是原来以“五通”为内容推进进程，形成内涵更为丰富的互联互通。硬联通是重要方向，标准规则的软联通是重要支撑，民心相通的心联通是重要保障，这是软、硬、心方面的联通。另一方面是陆、海、空、网、冰立体化联通空间布局，陆上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网上是网络化、数字化的联通；空中实际上是标准规则对接和空中航线加密，形成空中的网络体系；冰上丝绸之路，主要指北极航道。

　　第四，“一带一路”对推进全球治理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公正、公平、合理、普惠、透明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10年的实践证明了它也是共赢的，所以还可以考虑加上共赢 。我们一大批铁路、机场等标志性项目没太多进行宣传，实际上我们周边国家很多机场都是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建的，比如巴基斯坦首都机场、在建的瓜达尔机场以及老挝机场等。

　　所谓“债务陷阱”实际上很多是西方的话语陷阱，比如斯里兰卡510亿美元的债务中国仅占10%，其大部分债务来源于国际组织和西方的一些金融机构。肯尼亚也是一样，很多债务属于国际组织和相关金融机构，而美国财长耶伦却将其栽赃给中国，主张中国减除这些国家债务，那么美国等其他的国家为什么不削减债务呢？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不仅没有减债，而且还扣押了阿富汗价值90亿美元的国家财富，这就是典型的双标。

　　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带来了一股清流，使得国与国之间可以公平相处，通过和平建设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企业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走出去，给世界带来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在“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实际上美国同样在布局，主要是对冲中国，包括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也是在对冲共建“一带一路”中形成的。

　　第五，共建“一带一路”对塑造21世纪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愿景，更多国家看到了中国就是他们的未来。中国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明天，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获得发展的机遇。

　　看待“一带一路”需要从战略上、从长周期、从它对中国全局性的影响来看，而不是仅仅看钱“走出去”了，以及帮助别的国家建设等。实际上，帮助周边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建设也是帮我们自己打通了国际大通道。我们也确实缺少大规模的“一带一路”10周年的宣传和辩驳，使得共建“一带一路”任人涂抹，但是似乎越抹越亮，越抹越红，这种对冲的力量反倒成为了一种助力。

　　共建“一带一路”的3000多个重大项目，包括园区、港口、机场、通道、能源等等已经成为现实或者将成为现实。所以，我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力量和影响力是长期的，也是难以对冲的，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确实很多。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文玲：“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响应到行动，形成了一种燎原之势，也推动了全球互联互通，提高了经济联通性，跨国经济合作的大格局得以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影响力越大，面临的对冲意愿和力量也就越大。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针对“一带一路”的布局、对冲、抹黑等，这实际上就是单极霸权想要摧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互联互通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无论逆历史潮流的力量有多大。

　　薛力：“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主要面对挑战是什么？

　　陈文玲：第一，美国对我国的战略围堵遏制日趋强化，加剧了共建“一带一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我国的政治挑衅、经济破坏、军事制衡、金融制裁、科技封锁、网络攻击、意识形态渗透、区域安全破坏、舆论抹黑等将成为未来10年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挑战，一定条件下可能引发“黑天鹅”事件。

　　第二，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疫情影响深远，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风险持续上升，和平、发展、信任、治理赤字有增无减，这也使得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整体风险上升，部分国家可能爆发“灰犀牛”事件。

　　第三，中国自身能力和体制机制，仍不适应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未来10年国内自身面临的风险也不容小觑。首先是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需要高度关注；其次重点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加大；再次体制机制跟不上企业“走出去”步伐；最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能力不足。

　　薛力：对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议有哪些？

　　陈文玲：第一，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虽然有3/4的国家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响应只能说明一种寻求发展的公约数，并不代表这个行动的国际化程度就特别高。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化程度需要三个方面的提升。一是应该纳入国际组织中的重大倡议，二是投资主体需要更加国际化，三是以标准规则为主体的软联通更加国际化。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的市场化程度亟待提升。尽管当前市场化程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但是还不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特别是一些重大项目一定要有市场的第三方评估、跟踪、评价、反馈、再评价这样一整套的体系，提高运营水平、投资效率，避免一些盲目投资和无效投资。要坚持商业原则，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支持或者创造环境。除了重大的战略性项目，国家可以作为投资主体或者国有企业做投资主体，其他商业项目都要坚持企业主体和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我们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为了赔钱，而是为了营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战略纵深。短期赔钱，长期赚钱也行，但是不能是短期赔钱，长期也赔钱。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的安全化程度要提升。安全化程度提升不是要泛化安全，安全的重心一方面是增加人身安全，保障在国外工作的国民的人身安全，这些方面如果没保障，中国的企业在外面就很难持续。另一方面增加对企业权益安全的保障。企业走出去以后，投资收益的权益保障实际上也是需要的。另外，进一步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安全。以上“三大安全”是当前我们共建“一带一路”安全问题中非常重要的。

　　访谈日期：2023年8月21日上午；

　　访谈地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310室；

　　录音稿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少康；

　　录音校对：薛力研究员；本文经受访者审定。

　　（来源：“光明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