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引发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与地缘政治危机，美欧主要国家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但仔细看，表现各不相同，反映出各国在内政外交上的差异。随着巴以冲突的烈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法国的态度引人关注。法国高调介入战事斡旋，奔走中东各方，与它的中东政策、国内安全与族群问题，以及对大国地位的追求等都有密切关系。
首先，与法国的中东政策有关。法国与中东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需求。19世纪帝国殖民时代，黎巴嫩和叙利亚等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一战后，法国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取得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实际掌握了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安排；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也一直维持到1956年埃及将运河收归国有。2020年8月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充分说明了法国对于在中东发挥影响力怀有强烈的欲望。
与美国以反恐为名干涉中东事务不同，法国试图在该地区实现一种平衡政策：既与以色列交好，也同阿拉伯世界保持良好关系。10月12日，马克龙在巴黎发表电视讲话，除了支持以色列，他不忘强调要防止冲突蔓延至邻国，特别是黎巴嫩，并协调国际人道主义行动。10月15日，法国外长科隆纳抵达以色列，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必须遵守国际法，确保加沙地区平民安全。之后，科隆纳前往埃及和黎巴嫩，“向地区国家传递信息，让它们承担责任，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法国的做法至少试图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纠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以色列所做的“毫无保留的声援”，表明法国才真正代表欧盟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理性精神；二是表明法国不仅是这个地区的利益相关方，而且也是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一方。
其次，与法国国内问题有关。巴以战争的外溢效应扩散至欧洲多国，已呈现出国内安全与外部冲突同频共振的现象。10月13日，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发生高中教师遭刺杀身亡。据法新社报道，袭击者是一名车臣裔男子，曾宣称是在“伊斯兰国”的名义下行动，还“隐约”提到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与此同时，巴黎不少著名观光景点（卢浮宫、凡尔赛宫等）和重要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地铁线路等）也收到一系列“攻击威胁”并实施了紧急疏散。就目前来看，法国正面临新一轮恐怖主义浪潮风险。内部既有的风险因子叠加外部冲突，很可能进一步增加法国国内宗教冲突的可能性。
潜在的民族仇恨和族群冲突同样令人担忧。法国有着欧洲境内最多的犹太人与穆斯林数量，有多达50万犹太人和500多万穆斯林。据英国“中东之眼”网站称，在以色列对预备役发出动员令后，许多同时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法国国民离开法国，前往以色列参加战斗。对此，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谴责政府坐视不管，相当于参与了“以色列军队的非法行动”。与此同时，声援巴勒斯坦的人也不顾政府禁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内政部的数据显示，自10月7日以来，法国已经出现了街头涂鸦等上百起反犹太主义行为，20余人被逮捕。如果外部冲突引发内部分裂和族群对抗，那将是马克龙最不愿看到的景象，尤其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箭在弦上，任何对内部安全与稳定造成破坏的因素都将对法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他需要一面反复强调国家团结的重要性，一面主动出击，尽量为国内稳定争取外部条件。
再次，与法国追求大国地位有关。法国自第五共和国以来一直奉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在非洲，法国虽在军事存在和政治干预方面越来越难以为继，但仍掌控着数量可观的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帮助法国平稳度过了俄乌冲突触发的欧洲能源危机；相比之下，德国却因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经济遭受重创。在“印太”，法国近年来反复强调其“印太国家”身份和对“印太地区”的高度重视，并致力于通过加强与日印澳三国的双边伙伴关系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一切，都与法国追求国际社会的更高地位有关。
俄乌冲突加速了大国的对比分化，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如今巴以冲突又使其更趋复杂化，法国身处其中，却不甘心受制于它。当然，纵使再有满腔抱负，马克龙在全世界的高调作为也必须以解决国内问题为基础，否则，那些形形色色的改革阻力、政治分化、族群矛盾、社会治安等国内问题都将成为他在外大展拳脚的羁绊。（作者是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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