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云：列宁对俄国工人运动中经济派的批判

　　摘要：由《列宁对俄国工人运动中经济派的批判》可知，俄国工人运动中经济派的理论主张、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叛卖性活动及其与伯恩斯坦主义的紧密联系和配合表明，他们已经沦为伯恩斯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和代理人；经济派的所谓“批评自由”，是以伯恩斯坦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思想僵化”为旗帜，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武器，来批评“旧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把“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为主张改良主义的民主政党”，以实现把俄国工人运动引上工联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道路的目的；经济派的最大错误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使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斗争，否定“自觉性”和“政治斗争”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抹杀工人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以图把工人运动纳入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使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和奴役，充分暴露了经济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经济派的政治纲领，把“为改善经济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当作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浸透着腐朽的实用主义哲学气息；经济派的组织路线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中实行一种“手工业方式”，把组织工作的狭隘性合法化，反对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纪律严明的、由“革命家组织”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列宁通过对经济派的批判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乃至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俄国工人运动 经济派 自发性 经济主义 机会主义 社会改良主义

　　在《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批判》和《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社会改革纲领的批判》中，我们回顾和研究了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哲学方法论、经济理论以及社会改革纲领等方面的批判，明确了这班先生的学说，是代表俄国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利益、浸透着折衷主义、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毒汁的反动学说，这班先生是一帮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的思想家，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阻碍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俄国传播和发展的“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我们就来回顾和研究列宁对俄国工人运中具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特质的“经济派”及其“经济主义”理论的批判，以便从中汲取教益和启迪。

　　经济主义与伯恩斯坦主义

　　提起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经济派”及其经济主义理论，不能不使人想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及其泡制的臭名昭著的伯恩斯坦主义。

　　大家知道，在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以后，隐藏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气焰嚣张起来。他们以时代变迁为借口，公开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对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进行修正，肆无忌惮地宣扬和推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路线。

　　1896 年，伯恩斯坦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发表了反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1897-1898年，又在《新时代》杂志上发文，进一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且，在考茨基等人的支持下，于1899年，又写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伯恩斯坦还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说什么恩格斯在世时，与他有着“浓厚的个人友谊”，并在遗嘱中对他表示“非常的信赖”，等等。拉大旗作虎皮，竭力把自己装扮成老资格的、正统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背叛行动，引起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愤慨和批评。但他所泡制的修正主义理论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危害也是严重的。1898年3月，俄国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的成员，为了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在明斯克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但由于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不久被沙皇政府破获，而且还因大会宣言存在着种种确陷，而未能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形成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结果使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和思想上处于松散和混乱状态。然而，正值此时，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书，在俄国传播开来。短短几年，该书就有3种俄译本问世。同时，浸透修正主义毒汁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也在彼得堡刊印了第2版。伯恩斯坦的理论和主张，在俄国政界和理论界得到了热烈响应，甚至连沙皇政府警察局局长也鼎力宣传和助势。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大有遮天蔽日之势。

　　由于伯恩斯坦及其泡制的修正主义理论的扩散和影响，“斗争协会”和“崩得”内部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一部分青年人，趂列宁等一批老革命家被捕和流放，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处于松散和混乱之际，拉帮结派，遂形成一个以“经济派”为名的机会主义派别。1899年，这班青年人公开发表宣言，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对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说什么政治斗争应当由自由资产阶级去搞，工人阶级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同厂主进行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经济斗争。而当他们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受到列宁等人的驳斥和批判时，他们就以攻为守，攻击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指责列宁等人片面夸大思想（纲领、理论）的作用，忽视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染上了“争论癖”的毛病，犯了“宗派主义的偏执”，等等。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和指责，受到了伯恩斯坦的大力支持，并夸赞他们队伍中的一位主要成员普罗柯波维奇，“是一位比他（伯恩斯坦）本人更为激烈的伯恩斯坦主义者”。

　　经济派的理论和主张，他们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叛卖性活动，以及他们与伯恩斯坦主义的紧密联结和配合，充分表明，他们已经与伯恩斯坦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融为一体，已经沦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和翻版。由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斯坦主义，已经成为俄国革命和社会民主党人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时髦”的口号及其实质

　　列宁对俄国经济派的批判，是从批判经济派关于“批评自由”的口号开始的。其实，“批评自由”的口号，并非经济派的专利，而是由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首先发明的。

　　上面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恩格斯逝世不久，伯恩斯坦就开始了他的歪曲、篡改、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叛卖性活动。他以时代变迁为借口，竭力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公然“否认有可能科学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在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战友的强烈驳斥和批判之后，他又污蔑和攻击当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是“旧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者，并向他们提出“批评自由”的要求，而为他们攻击、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叛卖行为辩护。俄国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中的一部分经济主义者，则利用他们掌握的“工人事业”等报刊，也“郑重其事地”提出“批评自由”的政治要求，以发展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同时，俄国国内的一部分经济主义者，也接过“批评自由”的口号，在为臭名昭著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辩护的同时，妄图把伯恩斯坦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路线搬到俄国来。

　　经济派提出的“批评自由”的口号，以伯恩斯坦主义的理论为基础、以“反对教条主义”为旗帜、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武器，来批评“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要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把“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为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把伯恩斯坦主义移植到俄国来，以实现把俄国工人运动引上工联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道路的目的。

　　列宁指出，经济派提出的“批评自由”，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与自由资产阶级“在工业自由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一样，“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经济派“批评自由”的口号，与伯恩斯坦主义一样，“是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际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实际上，他们主张的“批评自由”，就是要剥夺“社会民主党人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的权利，就是要用他们的机会主义理论“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列宁进一步指出，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充分暴露了这班先生的“折衷主义和无原则性”。

　　最后，列宁向经济派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说：请你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也不要将这个字眼变成你们的专利。“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处心积虑地叛卖俄国工人运动的、号称“经济派”的人“作斗争”。列宁对伯恩斯坦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经济派及其经济主义理论的揭露和批判，充分彰显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意志的坚定性和反潮流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自发性”理论及其反动性

　　首先，为了给自己“自发性”的理论正名，经济派及其代表人物引出马克思关于“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的名言来为自己佐证。对此，列宁揭露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一封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爱森納赫派领袖们在原则上的折衷主义时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列宁指出：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的关键时刻，“经济派”及其机关报“《工人事业》得意杨杨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

　　针对经济派鼓吹自发性，贬低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指导作用的行为，列宁结合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实际情况，予以驳斥和澄清。列宁指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刚刚形成，必须清算各种错误思想；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只有充分利用别国经验才能顺利发展。但是，对于别国经验，决不能简单地了解或抄袭，必须结合本国革命实践，有批判地予以借鉴和吸收；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肩负着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起到先进战士的作用。据此，列宁结论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接着，列宁便从理论上批判经济派关于“自发性”的错误。列宁指出：他们搞不清运动的“物质的”（用《工人事业》的话来说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按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性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了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列宁指出：事实表明，“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思想体系”，“这是极大的错误”。其实，经济派的这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醉心于这种模仿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和伯恩斯坦派，这些人不懂得如何把自发的、进化和自觉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列宁警示说：“在目前时期，这一严重的理论错误必然导致极其严重的策略错误，这种策略错误过去和现在都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极大地危害。”然而，经济派的“一些人和一些机关刊物”，却“不仅闭眼不看这个缺点，而且还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美德”，实在是“真正的不幸”。

　　在《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中，列宁揭示了经济派“自发性”理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特征。列宁指出：经济派别的“基本特征是不认识甚至维护落后现象，也就是不认识甚至维护我们上面说过的那种自觉的领袖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现象。”这个派别的特点是：在原则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在机会主义的最新变种现代”“批评”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把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在策略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无所作为，只是充当运动的尾巴；在组织方面，不懂得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其中，在工人运动自发性问题上的理论及其机会主义行为，正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倒退现象及其危机的根本原因和症结之所在。

　　在批判了经济派关于自发性理论的错误和机会主义特点之后，列宁论述了工人运动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性和现实针对性意义的“灌输”理论。列宁指出：自发性和自觉性不同，从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来看，“‘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有计划的罢工本身虽然“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而不具有真正的和自觉的性质。这是因为，“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在谈到工人运动中的思想体系时，他说：“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而成为“纯粹工会的”和“工联主义”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向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严正、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坚决而毫不动摇地“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然而，“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或“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成果。”这就是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这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创造先进而具有无限真理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社会革命党人来完成。

　　改良主义纲领的批判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派的最大错误和基本特征就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然而，这种以崇拜自发性为特征的理论，必然要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反映出来。因此，列宁在批判了经济派关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之后，便着手对经济派的政治纲领进行批判。

　　首先，列宁揭示了他们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经济派在其机关报《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中概括了他们整个“纲领”的全部精神，其内容可有以下几点：“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是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政治应始终顺从于经济；“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每个卢比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最适合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核心之点就是“走阻力最小的路线”即进行经济斗争。对此，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经济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他们的所谓“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儿女”，“每个卢比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最适合的斗争就是可能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的论点，就是要求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而进行斗争，而不去追求本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最终目标，完全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革命目标的歪曲、篡改和背叛，浸透着实用主义腐朽哲学的气息，是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理论的变种和翻版，是这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在理论上的反映。“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

　　列宁还通过对经济派所主张的“经济斗争”纲领的客观分析，阐明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表明了社会民主党人对经济派纲领的态度。关于经济斗争意义和必要性，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经济斗争“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经济斗争“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经济斗争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工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斗争“可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而“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列全（6）P54】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在实质上就是，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就是“反对个别资本家和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政治斗争“就是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而言。”“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斗争“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使他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有觉悟的整体，为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而行动。

　　在谈到经济派的纲领时，有一点必须注意，即经济派也谈所谓“政治意识”和“政治斗争。”例如，他们在《工人事业》的纲领中写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在经济派的代表人物马尔丁诺夫的文章中还说：“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对此，列宁揭露说：“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事业》不仅没有担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政治揭露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经济派的上述论调，显然都是用“政治鼓动应服从于经济鼓动”的观点来看待“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口头上承认政治斗争，而在行动上予以否定，充分暴露出经济派的狡诈手腕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本质。

　　列宁指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实质上就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即“职业性的斗争。”“‘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的传统意图”，“实际上却把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当作一种新东西奉送给我们。”实质上，它是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妄图通过社会的局部改良，来修缀资本主义，从而达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

　　列宁最后结论说：这种“工联主义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简直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及其反动性

　　经济派关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们的组织路线上。列宁通过对经济派组织路线的批判，阐明了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迫切性。

　　经济派的机关报《工人事业》指责社会民主党人的建党主张是“民意主义”、“不懂‘民主制’”，“同‘民主原则’相抵触”。并且强调说：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不需要“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领袖们领导的组织”。对于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杂志的上述指责，列宁指出：经济派和“《工人事业》的上述论调，不仅把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也把组织工作的狭隘想神圣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事业》一如既往，是一个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一重要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我们的组织的工作方式还是怎样的一种手工业方式。“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病症。当然，这不是衰落中的病症，而是成长中的病症。”列宁进一步强调说：“正是在目前，在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时，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促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准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决心抛弃它。”

　　接着，列宁便对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成长中的“病症”，即“手工业方式”进行了分析。列宁指出，作为工人运动组织工作的这种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经济派的组织路线和组织方式，不仅脱离俄国革命的现实，是落后的和保守的，而且也具有明显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特点，具有明显的和反动的机会主义性质。列宁强调指出：“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的‘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就“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批判经济派在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揭示了这种工作方式的局限性和机会主义特点之后，列宁便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首先他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针对经济派力图走“阻力最小的路线”的机会主义特点，他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在《我们党的纲领》一文中，他重申：“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事实。要想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就必须建立政党”。在《我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列宁又结合欧洲各国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强调说：如果这样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就成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谈到俄国工人运动的教训时，他又把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为社会主义的最为迫切的任务提了出来。他说：“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劳动阶级先进人物的现象，在俄国要比其他国家厉害得多，因此，俄国革命运动必然软弱无力。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他又强调说：“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就会背叛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阐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基础上，列宁依据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路。关于建党纲领，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实质上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民主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这是因为，“它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关于党的领导机构，列宁指出：这个领导机构不能由具有工联主义性质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领导人构成。这是因为，这种小组的领导人，实际上是“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是工联书记，”而不像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这个领导机构，也决不能由自称为“先锋队”的人所组成，“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领导机构，“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列宁进一步强调说：“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愈难被捕捉”；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最后，列宁坚定而自信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和策略，列宁认为，依据俄国工人运动的环境，它应是一个秘密性的组织。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就是说，由于“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由于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因此，“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列宁说：“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可能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事实已经证明，“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列宁指出，为了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不很广泛和尽可能秘密的战斗组织，“我们急需健全革命的组织和纪律，改进秘密活动的技术。”“为了减少损失和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堡垒来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和疯狂的迫害，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并且，“为了有条不紊地进行反政府的斗争，我们必须使革命的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这种专业化比起平常的小组工作来，要求我们更坚毅，更善于集中精力从事平凡的、细小的、打杂的工作，更加发挥真正的英雄气概。”

　　最后，列宁认为，要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在彻底批判和抛弃经济派自发性理论的基础上，还要“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还要借鉴和汲取“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中的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经验与本国的具体特点有机结合起来，使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更加科学化，为实现党的纲领和最终目标，提供必要的前提和现实基础。

　　结论与启迪

　　人类社会思想史告诉我们，一种理论观点，决不自然地或自发地产生的的。它的产生，必有一定的条件和根源。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和经济主义的产生也不例外。从思想根源来看，它来源于哲学世界观上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主义；从理论根源上看，它来自伯恩斯坦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也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从阶级根源来看，它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成份的复杂性和俄国沙皇资产阶级专制政府的迫害和压力。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俄国工人运动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伯恩斯坦主义和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及其经济主义的理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是严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不仅导致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布哈林“经济与政治并重”的折衷主义理论及其“‘专注’经济建设”的“单纯经济”论；而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之后，也以伯恩斯坦的“唯生产力论”为基础，沿着经济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在经济上，他们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要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甚至借口“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把党“分割成了什么‘工业党’、‘农业党’”。赫鲁晓夫还直接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建设生产”。在政治上，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国内执行一整套“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国际的工人政党远离政治、告别革命，把西方国家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搬到本国来，降低了党的理论水平，模糊了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现象。给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一定造成了严重损失和灾难。伯恩斯坦主义和俄国经济主义的教训要求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沿着列宁批判俄国经济派及其经济主义理论的道路，结合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经济、政治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对伯恩斯坦主义和经济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

　　“批评自由”是各国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然而，作为“批评自由”这一时髦的口号，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人群中，则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境。对伯恩斯坦主义者来说，“批评自由”，是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普遍接受的情况下，诋毁、贬低、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把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上邪路的“自由”。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来说，则是秉承伯恩斯坦的懿旨，喧嚣“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为借口，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贬低、诋毁和否定政治斗争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和作用，取消工人运动的阶级性质，以图把工人运动引向工联主义和社会工改良义道路的“自由”。因此，对于“批评自由”这一口号，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分清真伪，辨明是非，区别正确和谬误。必须对那种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理由、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的旗号，批评、歪曲、贬低、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修正主义者作坚决的斗争，彻底揭露他们虚伪而丑恶的反动嘴脸，使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有立足之地。

　　由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及其经济主义理论的批判可知，经济派最突出和最大的特点就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工人运动的自觉性。其实，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发性是自觉性的萌芽、起点、前提和基础，自觉性是自发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趋势。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反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提倡工人运动的自觉性。然而，工人运动决不是一个自然地转向社会主义的自觉过程。要实现这一过程，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利用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对工人阶级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中去。也就是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反对经济主义的“自发论”。鉴于当前我们面临的风云变幻、险恶而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我们所承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再加上我们改革开放中还客观存在着多种理论观点的角逐和争鸣，我们必须沉重冷静、稳住阵脚，坚定信念，不忘初心，顽强拼搏，勇于斗争。进一步说，必须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间，坚持不懈、深入细致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无往而不胜。

　　鉴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割裂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斗争，否定政治斗争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和作用，以图把工人运动经济斗争唯一化，从而使工人运动失去独立的政治性质，失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宗旨和目标，陷入工联主义政治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泥坑。鉴于在当今世界上，工联主义的政党及其改良主义路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和统治地位的加强、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发展，不仅导致了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改良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回潮，而且使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同时，也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受到西方“颜色革命”的影响而增加了诸多变数。这就告诉我们，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完成历史和时代交给我们的艰巨而神圣的任务，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研究世界，科学认识和估计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及其时代特点，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和确定我们党和国家所面临的环境和必须完成的必要而紧迫的任务，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经济和政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乃至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彻底批判和清算经济主义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反动的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彻底批判和清算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折衷主义、机会主义和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假马克思主义即修正主义，深刻揭示其产生的根源，揭露其反动本质及其危害性，把反对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的自发性理论，在组织问题上，竭力推崇“手工业”的管理方式，反对在工人运动中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结果使俄国工人运动组织碎片化，失去凝聚力，呈现“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沦为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牺牲品。列宁依据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及其客观要求，在对俄国工人运动中这种病症及其理论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阐明了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想，并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思路和和具体设想。

　　联系当前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结合我们建党100多年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我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这一指导思想不能是浸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毒汁的工联主义，也不能是臭名昭著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而必须是或者只能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其次，要解决的是党的纲领问题。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必须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它的奋斗目标，首先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然后，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最后不仅使无产阶级得到彻底解放，而且还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第三，为了实现上述理想和目标，还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制定和执行一套严密而健全的组织纪律。第四，为了加强和不断改善党领导，保持党的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和继承性，要建立并形成一个由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领导集团。并且，这一领导集团的成员，必须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经过实践检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立志为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忠实而坚定的革命家，而不能是工联主义者或满脑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所谓“工联书记”，更不能是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或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者。第五，鉴于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我们所担负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艰巨而宏伟的任务，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和建设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在全党开展一次或者开展多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坚决反对思想懈怠和蜕化，反对腐败和堕落，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清除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两面派人物，切实保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和和先进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密切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战斗力。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惨痛教训，要永志不忘，牢牢记取。

　　【文/张作云，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