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思想体系是怎么产生的——评胡德平先生对于光远的引用

　　看到朋友转来胡先生的11月10日《五答紫虬先生——社会化的大生产》，文中两次引用于光远的话，其中一段是1994年的“事实上的私有财产的起源，成为观念上的公有财产的起源。将来事实上的私有财产彻底不存在了，观念上的公有财产也便失去其意义。”

　　这段话放在今天私有经济存量超越公有经济的条件下，有什么意义呢？把公有财产视作“观念”，从于光远到您胡德平先生的“辩证法”之玄，不正支援了资改派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挑战吗？从于光远的这番话说起，就在你们对股份制的按资分配，以物驭人的私有制本质的折中含糊中，所有制存量不是已经有了乾坤挪移吗？

　　一、胡先生的“扬弃”与工人阶级地位的丧失

　　不过，在胡先生的《五答》中，终于引用了马克思对股份公司本质的揭露，“……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终于发现、承认了股份公司的这个本质，令笔者眼睛一亮。

　　胡先生在“四答”中曾引用“‘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马恩文集》第四卷第410页)”为据，强调“这种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生产“形式”、“阶段”，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扬弃的结果”。

　　胡先生要“扬弃”到何处？后面的质问做了回答：“何劳先生再做什么聪明才智地深刻发挥，讲什么：‘它的本质就是《资本论》中指出的“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此话出自何处，你应注明呀！”并自得曰：“指明你的错误倒不是一件难事。”

　　好了，原来胡先生的“扬弃”，就是以强调马克思说的形式上的非私人生产，遮盖马克思揭露的实质上的私人生产；和固执了20年的改译“消灭”私有制为“扬弃”如出一辙，用马克思的一部分话反驳马克思对本质的揭露。

　　并非我有意设局挖坑，但毕竟暴露了胡先生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囫囵吞枣，浅尝辄止。如果读懂了理解了，即使不注明出处，也不影响对本质的把握。至于“扬弃”，胡先生是不懂的，并没有走出您父亲的泥沼，限于篇幅，以后再谈。

　　联系胡先生对扬弃私有制的译法的看法，联系片面理解《资本论》序言中“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和伯恩施坦发生共鸣等等，这种不求甚解，是否对经典著作的一贯学风和修正倾向？暂不下结论，恐怕明眼人心里都明白。但白纸黑字，胡先生对股份制“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的本质不知道，对从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对立中，股份企业只是“消极扬弃”不理解，当然也不可能把握对它的积极扬弃，即延续发展至今的劳动合作制度，包括采取“公有资本”形式下对资本本质——社会关系的把握。

　　在现阶段，股份制和劳动合作制存在着矛盾对立，社会上时常发生对抗性矛盾，在这样的大是大非理论问题上含糊不清，绝非是忽视了一段引文问题。在这种混乱下，我十分好奇胡先生在身居高位时，包括仍在领导岗位上的一些同志，是怎样指导工作的，是怎么探索公有制的表现形式的，包括胡先生以资深人士身份指导民营经济，以及对于所称赞的两个具体例子——新任董事长占51%股份，49%分归员工的鄂豫光彩大市场和对原北京四季青公社生产资料的处置，所反映的普遍的股份制形式，是用什么理论观点指导的？是凭直观感觉，用马克思的片言只语忽视本质——而且是马克思明言揭露的本质？有劳资关系这个“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恩选集，2，589）这个概念吗？如果这些问题不清楚，胡先生指导贯彻31条，怎能让人放心呢？

　　我也终于明白，为何九十年代至“七一讲话”后，私有化如排山倒海，原来对“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不求甚解，正是工人阶级丧失地位的症结。

　　当然，《五答》能够承认、引用马克思对股份制本质的揭露，不再斥之“错误”，虽然未见自我批评，但也是一个进步。在讨论中笔者一再强调的大凡指导企业改革者，应当精读《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如果精读，读懂，就会了解如何正确对待信用，就不会把股份制的私人生产本质当成错误。当然，即便是胡先生，包括党内一些人，从十三大提出股份经济，即便是迟读了近40年，并不等于理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论述。笔者自己，从九十年代初参加股份公司实践，许多理论问题也是逐步学习的。但就胡先生来说，一个八旬老者在股份制，在社会化生产上已经形成的思想体系发生扭转，不太容易。如：

　　在11月10日的《五答》中，胡先生大光其火：

　　建金字塔、万里长城“根本不是什么机器大生产；也没有工业化大生产中的科学分工。两类社会怎能不加区别地进行对比。荒唐！”

　　二、两个蕴含的错误逻辑

　　人们不禁奇怪，何事让胡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近乎失态呢？仔细理去，“荒唐”二字，反倒暴露了两个蕴含的错误逻辑。

　　1，舍本求末。

　　胡先生的意思是，在社会化生产上，生产力悬殊的两类决不能类比，并将其视作原则问题，以此反驳对“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观点的否定，以维护自己望文生义，以为有社会化生产必然就有“社会所有制”，又由此衍生出和“公有制”的翻译问题。

　　其实马克思对建金字塔和机器工业的社会化生产是有评论的，“对于所有这些生产形式来说，除生产所需要的不断增长的资本最低额外，共同之处是：许多联合起来的工人劳动的共同条件保证这些共同条件得到节约……这一结果是由劳动的社会形式获得的”，马克思指出，这些共同生产条件的效力看来与通过协作、分工、机器等等来提高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无关”（《马恩全集》，37,299），除此之外，又说：“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马恩全集》，23,423）马克思还说到：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马恩选集》，2,18）

　　这就有了三个层次，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共同生产的条件就会得到节约；其次，这种节约与协作、机器提高的生产率无关；其三，这种节约和生产的高效并非资本不可。

　　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马恩文集》，7，495），不是胡先生和许多同志误以为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实践上又是如何呢？两百多年来，资本伴随着先发资本主义优势在一些国家组织了高效率的社会化生产，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运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寥寥可数，与其说资本高效，不如说垄断和侵略殖民占有财富高效。胡先生的关注点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2，以假乱真

　　从建万里长城到互联网加生产，社会化无论程度如何它也是共同生产，但都不是产生股份制的本质要素和原因，而由资本和雇佣劳动决定的现存社会关系，才是股份制与其它社会化生产的本质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马恩全集》，46上，22）

　　马克思讽刺了信奉资本永存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我们的队伍中有些人包括胡德平先生，大有忘记本质差别之势，一个“荒唐”二字，就聚焦于生产力差别，舍本求末的效果是以假乱真。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大生产成了资改派手中的利器，手法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一些同志也盲目跟风，以社会化生产名义，引入资本的腐朽。例如，一些人在作为时代特征的帝国主义腐朽寄生性面前，盲目称赞相对封建社会的“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刻舟求剑，看不见马克思揭示的虚拟资本理论在现阶段已演变为资本腐朽的最高进程。马克思当年的批评对于今天党内某些人极有价值：

　　“……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特别是今天，虚拟资本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四个界限中的后两个界限，已经成为更重要的生产阻遏力：“(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恩文集》，8，96-97）

　　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迷信和对资本的依赖下，我们用世界最大的市场养肥了美日欧的明星企业，支撑了次贷危机后捉襟见肘的垄断资本，支撑了美欧盟国对华近年来的非军事战争。据外汇局数字，长期以来，外资在华投资收益率是中国资本海外投资收益率的接近两倍，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本收益率最高的地方。1988年深圳的富士康，不过百人，基础简陋，从1991年始借势起飞，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0%，十八大前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赴公司视察鼓励；在中美贸易战之际，富士康的资本家一边扬言给中国政府赏饭吃，一边作势投资印、美两百多亿美元，以求在中国谋得更大利益。对于有些人来说，把为消灭资本而利用资本的改革初心操作成了资本拜物教，自己建庙自己烧香，完全忘记了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物质生产增速上对西方同期形成碾压。

　　（上表为自媒体“立财经”视频截图，数据未核）

　　总之，胡德平先生即便引用了、承认了股份制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也不易发生根本思想转变，因为胡先生信奉的是于光远先生近二十年前的，公有财产是观念上的，私有财产是事实上的，一个飘渺，一个实在，岂管昔日的公主私辅已经地覆天翻，暗度陈仓？

　　三、胡先生是怎么被带入沟里的？

　　于光远先生的所有制“辩证法”或成咒语或者一语成谶，有他深刻的思想背景。

　　早在1989年《求索》第一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上，于光远先生畅谈新民主主义，对于刘少奇解放初的著名论断“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于认为，“不但在事理上，就是在逻辑上都没有错”，断然结论1956年我国公有制改造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畸形儿”，于的这番观点和三年前苏共二十七大报告称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是“变形的社会主义”十分相似。于的言论和认识，随着十九大评价的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和百年决议肯定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理论上已经破产，灰飞烟灭了，但现实中还很有市场。

　　于光远要把中国革命停止在新民主主义，这种思想当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487页）这些批评以实践检验，在今天看来难道不客观吗？但代表这些“大官”们的理论家如于光远先生，堂皇言之的理由是，“为了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按这种唯经济决定论逻辑，必然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规律性，和伯恩施坦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和考茨基等的“十月革命是早产儿”如出一辙，这种逻辑拿到今天来，就是以生产力为由，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为由，以资本中心取代人民中心，坚持令共富成为缘木求鱼和乌托邦。可见，民主派的经验主义者及其继承人不是不要理论，他们只利用合乎自己世界观的观点。

　　于光远先生的“理论”把许多人带到沟里，包括“七一讲话”中的抽象“财产”及其评价体系，当然本身也是一种反映社会思潮的党内观点。就在同年5月16日，邓小平同志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总结道：“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年谱》1975-97,下，1276），这种周延的否定式判断涉及1883年后，从恩格斯到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期经济腾飞，卫国战争，再到中国革命。第二年七月，苏联提出经美国专家审核的，私有化的“500天计划”，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从戈尔巴乔夫临死还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来看，历史会总结“没有搞清楚”与苏联解体有何外部联系，但否定真理的相对性的思维方式，也令胡德平先生相信任何“消灭私有制”的历史进程，都必然导致空想社会主义，不惜涉嫌否定自己父辈“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历史。

　　和胡德平先生讨论了一段时间了，先是发不出，为摆事实讲道理，写了一些令对方感到“又＊又长”的长文，至于对方看还是不看，能听进多少，虚心还是傲慢，体谅八旬老者的精力，并无奢望，听到“希望彼此在讨论中共同提高，”无论由衷否，也感欣慰。文章更是给自己写的——能练习思辨，促进读书，总结胸臆，发现真理，取得进步，岂不快事？当然，更重要的是为读者写的，网友来信，可谓知己：“老紫不为批德平，是为明真理！”说到了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