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重视底线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

　　这是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的一段话。

　　讲完这段话后，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讲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列举的17条困难。总书记指出：“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告，在讲‘准备吃亏’、准备困难时一口气列了17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评价说：“这样的论述，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讲得很多、也很深刻，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

　　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七大，当时形势一片大好：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是非问题的争论解决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抗战胜利后党的路线方针也有了明确共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树立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光明的前途、美好的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热情招手。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却出人意料地告诫人们，要“准备吃亏”，列了17条困难。

　　在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候，设想这么多困难和危险，是不是无事自扰，会不会传播消极情绪，影响人们的必胜信念呢？对此，时任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胡乔木曾经回忆：“在七大，毛主席有多次讲话。我不记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

　　胡乔木回忆的毛泽东同志的这次讲话，发生在1945年6月17日。那天，七大全体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在演说中说：“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我曾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毛泽东同志当时讲得“很激动”，其所讲内容同愚公移山的思想寓意如出一辙，同“准备吃亏”的思维方式逻辑贯通，就像讲17条困难一样，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在有精神准备后激发更加昂扬的气概。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付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甚至想到失败了从头做起。由此看，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底线思维。

　　准备吃亏、预想困难，丝毫不意味着对前途悲观失望。在讲了17条困难之后，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就讲了“一定要胜利”的8条理由：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这8条理由意蕴十分深刻。讲“一定要胜利”，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可以说，这8条理由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甚至是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如何坚定信心，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就像毛泽东同志解释的那样：“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总之，“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同志设想的17条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比如，大多数伪军都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旗帜；内战在一年后确实爆发了；美国帮助武装国民党军队打内战；解放战争初期，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张家口被占了，中原突围损失了不少人；也有一些党员（当然是极少数）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国民党特务实施暗杀阴谋；等等。17条困难中，最后一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尤为启人深思。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怎样周密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困难。毛泽东同志加上这一条，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当意料之外的困难到来的时候，也要精神上有所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解释是：“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比如，七大时很少有人会想到革命圣地延安会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去。正是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胡宗南大军进逼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果断决策撤离延安，并充满信心地说：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随后从容地在陕北同胡宗南部队兜圈子。也正是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毛泽东同志原来设想解放战争打5年，结果打了3年多就胜利了。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讲17条困难，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一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本来就充满曲折，过去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二是有感于“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再就是历史转折到来时，在一片团结胜利的气氛中，确有些党的高级干部滋长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实际上，在判断形势走向时，在政策准备上，在战略战术上，我们党是吃过盲目乐观或侥幸心理大亏的，有过血的教训。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我们只注意抓工农运动，忽略了抓枪杆子，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警惕；土地革命战争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开始盲目乐观，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严重脱离实际，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原因也是在于极少数同志没有料到敌人真的会动手，因而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当形势无法挽回准备北上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对这些吃过的“大亏”，毛泽东同志都有过具体的评说。这些“大亏”，无一不是缺少“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结果。

　　准备最坏的，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委派将领外出开辟新局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是提醒他们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情况，做好最坏的打算。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出发时，毛泽东同志对他们讲：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毛泽东同志交底说：估计有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跟。正是因为有了对困难的充分估计和准备，从而使人们在实施中央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处变不惊，处于主动地位，由此争取到好的结果。王震率部南下北返，历经艰险，被誉为“小长征”，最后把部队带回了陕北。刘邓大军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也争取到了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前途，在大别山“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劣势还是处于优势的时候，都需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一口气讲出17条困难，振聋发聩、催人警醒，在当时的七大代表们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据2000年出版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一书记载，在撰稿回忆七大的100位代表中，有多位代表写到毛泽东同志讲17条困难的事情。担任过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强晓初说，毛泽东同志讲的这些困难，“当然有些是极而言之，但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但有应付困难的准备，就有了胜利的保证。”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王明远说：“对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都对大家交了底。我们此后到胜利一直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讲17条困难，讲“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确实影响深远。

　　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强调底线思维是党的优良传统。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提高底线思维能力，要求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2018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从8个方面列举了16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2019年1月，党中央专门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总书记又深刻分析了多个领域的重大风险。2021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总书记再次强调：“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2023年5月30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如此高频次地强调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如此深刻地揭示风险挑战，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环境的深刻洞察、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于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成功战风险、赢挑战，化危机、应变局，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会面临许多激流险滩，要勇于迎接各种风险挑战。”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求是网”，原刊于《求是》2023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