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博士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十分伤感,但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此前20多个小时,已经从美国传来他病危的消息。
10月11日,我应邀前去基辛格博士在纽约的办公室拜访,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兴甚浓。除了中美关系这个他最关注的话题以外,他谈得最多的是当时刚刚发生的巴以冲突。他详细地回顾了在沙龙担任以色列总理期间,他对巴以和平进程的政策建议和个人参与。
不过,这次谈话时基辛格的左前臂缠上了绷带。他的助手告知,他前些天摔了两跤,分别伤到了手臂和腰,不能站立。临别前,基辛格本人也跟我提到摔跤的情况,我安慰他说,我不久前也摔伤了腿,现在好了,您会好起来的。他说,我都100岁了呀,你还年轻呢。我回答说,等我100岁时,您125岁,我再来看您。他高兴地笑了。但我心里明白,百岁老人摔跤,是预后很差的事。
在这次长谈中,基辛格深情地回忆起今年7月20日在北京会见习近平主席的场景。他说,习主席选择在他首次访华会见中方领导人的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会见他,对他的接待规格超过同期访华的美国政府高官,让他深受感动。
基辛格谈到,他与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即将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为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旧金山峰会提出政策建议。10月13日这篇文章正式发表,题目是《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路径:美国和中国必须协力避免灾难》。
近年来他注重研究人工智能及其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并且发表了专题论著。基辛格在谈话中建议,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就人工智能问题开展对话与合作研究,防范风险,他愿意在民间对话中担任美方的牵头人。一个多月以后的中美旧金山峰会,决定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这项进展,应该包含着基辛格和艾利森等美方人士所付出的心血。
作为一位顶级的国际战略家,基辛格直到耄耋之年都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是不知疲倦地连续游走于世界各国,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巴勒斯坦问题,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见解和倡议,尽管有些看法不乏争议。他今年7月以100岁的高龄最后一次访华,是顶着美国国内的某些舆论压力而做出的勇敢决定,也是对正在努力使双边关系走出低谷的两国人士的鼓舞。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基辛格博士被誉为“现实主义大师”,但却被某些人批评为“缺乏道德原则”,背离了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他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但并没有把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对立起来,也没有把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视为冲突的两方。他晚年的两部巨著《论中国》和《世界秩序》,都具备相当丰厚的哲学基础和历史纵深。他的道德观,更多地表现为反对诉诸武力和防止战争。毋庸讳言,在基辛格个人的政治实践中,曾经有过挫折和错误,但他对国际事务的真知灼见和避免国际冲突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贡献,使他确立了举世公认的历史地位。2022年4月,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专著《论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个案例研究》(盼望其中文译本能够很快出版发行),在书中评述了他心目中当代世界上已故的六位杰出的战略家。现在,基辛格终于可以同他们比肩而立了。
基辛格的学养深厚,博大精深,受聘为世界上哪些著名高等学府的名誉博士和教授,不得而知。他对北京大学师生的关心和厚爱,值得我们永远铭刻在心。他2006年亲赴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证书并发表演讲。2019年11月,他以96岁高龄,最后一次到北大同师生座谈并接受校长宴请,席间欢笑声和掌声不断,精彩片段纷呈。他在回答学生即兴提问的过程中,闪亮的双眼和具有亲和力的神态,是我在同他的多次交往中,触动心灵最深的一瞬间。斯人已去,基辛格博士留下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遗产,足够我们许多代学者继续深入钻研和思考。(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