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将向何处去

　　当代中国已经培育发展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其中富豪阶层的规模、质量与水平已堪称为世界之最，由此造成当代中国新兴资本集团势力庞大，具有影响甚至左右中国经济形势的突出能力。

　　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人所共知，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与历史影响。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愿意做什么、将要怎么做，即他们的态度、立场与取向等就变得相当关键。因此，在研判展望未来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拷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将向何处去。

　　从理论逻辑与理想诉求的角度说，人们无疑是希望能“先富带后富”，“先富”起来的那些人特别是其中富得流油、富得豪横的新兴资本势力能够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领头羊，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排头兵。但是，现实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在上述要点上，当今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所发挥的作用总体上并不理想，甚至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起到很坏很恶劣的作用（如恒大许家印之类不是个别）。这大概就是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对富豪阶层有所不满的重要原因，也是引发相当一些人强烈仇富心理的重要缘由。

　　当然，上述说法乃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与视角、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与视角上来分析研判的。如果换一种立场、换一个角度，譬如从富豪阶层的角度出发，他们就不仅要问：凭什么要我们这样做呢？别人富裕与否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们该谁欠谁了吗？我们不愿意不行吗？不这样做不行吗？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发现，当今中国还没有制约“先富”起来的人必须带“后富”的约束性机制和力量。或者说，这样的制度机制，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样一来，社会的希望要求与“先富”者的心情意愿之间就出现了对应与匹配程度的问题。如果二者之间的匹配度很高，彼此关系很好很融洽，“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就有可能乐于贡献付出；否则，就要发生种种“先富”者与社会乃至政权不和不睦的现象与问题。

　　一是他们的“信心不足”问题

　　“先富”起来的群体里的人很多都掌握有一定规模的新兴资本，具体社会角色就是那些民营企业家。是企业家就要经营企业，就要从事经济活动，但据说现在这些人普遍“信心不足”，由此导致相关的经济活动缺少生机与活力。这个问题很不好办，听说光靠政治表态和政策支持已经不满意了，有些利益代理人已对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提出了要求，那可就干系重大了。

　　二是他们不高兴就“不干”、就“跑路”的问题

　　比信心不足更严重一些的是，他们中有人心情不好，就是不高兴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兴资本集团的某些富豪大佬们对中国的现状总体上并不顺心，因而也并不高兴，据说已经发生很多消极现象，譬如不愿投资、消极怠工、吃喝玩乐等，因为他们认为能够轻松赚大钱的时代过去了，再说已经赚得够多了，也有条件享受了，其中不乏转移资产、用脚投票、跑路移民等行为，这都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小的冲击。

　　三是如果他们“发怒了”会怎样的问题

　　世事难料，中国社会的事情很多时候都出人意外。对于“先富”起来的人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日益显现，那就是有朝一日他们会不会激动发怒。譬如某项政策、某项工程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因而惹恼惹怒了他们，由此他们发起了政治进攻，这时候问题就要变得相当严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考虑到新兴资本及富豪集团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已经在国家占有他们自认为的“主体”地位，由此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冲击和考验非同小可，也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领导阶级是否还有能力抵御、化解甚或打退新兴资本富豪们的政治进攻。展望未来，中国社会直面这一考验的可能性难以排除。

　　当然，当下的情形主要还停留在第一层面，即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的层面；至于新兴资本势力中有些人不高兴就不干、就跑路的问题，目前只是表现在少数特大富豪身上；对于大多数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还谈不上紧张、突出或严峻，但能否获得他们的支持，毕竟已上升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个要害问题，或者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为此，从目前看，也只有两种对应举措：

　　其一，安抚他们。用各种手法安抚安慰他们那颗敏感而躁动的小心灵，使其免受骚扰与惊吓，确信他们的生命财产在中国安全无忧，神圣不可侵犯，以便继续安心在中国生存与经营活动。

　　其二，引导他们。积极引导他们往“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方向走，用各种思想教育（当然，更重要的应该有政策和法律手段）启发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大款富豪们学好而别学坏，引导他们拥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为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做贡献，始终同共产党走在同一条历史道路上。

　　至于效果如何，那就要走着瞧了。但无论如何，恐怕按照某些人要求执政党改变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执政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当“人民公仆”，还是全心全意为少数资本老板服务、当“打工仔”，这毕竟是事关执政党性质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就只能为爱国守法的市场主体提供安全保证，舍此之外的一切幻想必须打破。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文/张志坤，高校退休教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