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 苗绿：促进南北合作，中国可发挥桥梁作用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概念在2023年持续升温，成为国际舆论场域炙手可热的高频话题，有不少学者将2023年称为“‘全球南方’之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2023年全球政治最有意义的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有影响力。

　　笔者及同事在2023年多次出国调研交流，在频繁的交流访问中以及大量信息轰炸之下，我们也深有感触，全世界似乎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全球南方”，发达国家的媒体人士、智库专家和政客尤其喜欢使用这一词语。这一现象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又该如何就这一新变化做出应对？

　　“全球南方”带来权力再平衡

　　在今年年中，笔者与同事曾专门就“全球南方”这一词语的含义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美国左翼作家卡尔·奥格尔斯比于1969年发表的一篇反殖民主义文章中。但最早的官方“认证”可能来自于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倡议。在冷战时代的语境下，“南方国家”通常用于指代发达国家和苏联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冷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成为形容南方国家的常用概念。至今，“发展中国家”还是各国官方文件和联合国文件中的常用术语。“全球南方”常见于非官方场合，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之所以出现重新“走热”的现象，跟“全球南方”词语本身的内涵有关。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约瑟夫·奈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全球南方”只是一个政治标语，用于委婉地替代“发展中国家”这一以明确经济标准分野的概念。相对于“第三世界”，存在着等级更高的“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存在着“发达国家”。但在“全球南方”之外，却并不存在着与之对应的“全球北方”。使用“全球南方”能够避免传递经济等级信号，用意更温和中立，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看来，这一词汇的外交色彩更浓，以体现出一个经济上正在寻求发展改善，政治上表现出价值观与利益多元化的多边群体。

　　自新世纪以来，“全球南方”曾以不同的词汇出现在人们的关注当中。例如，西方的两位国际关系学者布鲁斯·吉利与安德鲁·奥尼尔在2014年就提出了“中等力量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既包括意大利、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伊朗等非西方国家。而更加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01年由吉姆·奥尼尔提出的“金砖国家”概念，此后类似的概念组合层出不穷，包括“VISTA五国”、“未来11国”（Next 11）以及“灵猫六国”（CIVETS）等等，以指代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正在上升的非西方国家。

　　综合近年来类似概念的含义来看，“全球南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具有非西方、反干预和谋发展三大特点。在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剧，但国际治理体系又需要致力于应对各种挑战之际，“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保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及不结盟的立场，通过不同组合与合作来维护自身利益。在2023年10月笔者参与的全球智库创新论坛上，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科林·布拉特福德将这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组合称之为“共识联盟”（Coalition of Consensus）。在全球格局出现重大调整，权力结构重新组合之际，“全球南方”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客观上带来了自身话语权上升、影响力提高，起到了权力再平衡的作用。

　　“全球南方”影响力为何上升

　　自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非发达国家在全球GDP占比出现了相对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南方”影响力上升奠定了基础。以2008年之后出现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二十国集团（G20）为代表，其非发达成员国GDP总额占全球GDP总额之比从2008年的18.28%上升至2021年的30.52%，而全球非发达国家的GDP总额占比在2021年则超过了52%。

　　除了经济影响力之外，一部分非西方国家利用其自身在经济禀赋或者地缘格局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地缘政治调整中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影响了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如土耳其利用其地理枢纽优势，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利用其能源储量和产能优势，墨西哥利用其在全球贸易以及供应链中的区位优势，推动了政治和经济区域板块力量再平衡，也推动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另一角度来看，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为“全球南方”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一方面，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在西方“去风险”、“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等政策推动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组合，跨国公司纷纷采取“中国+N”的政策，使东南亚、印度和墨西哥获得了接纳新投资和新产业的机遇。另一方面，在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为了确保在新能源产业链上占据先发优势，加大了与自然资源更加丰富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其中以欧盟及其成员国表现尤为积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任出访的首站就选在非洲。德国总理朔尔茨自2021年上任以来已经访问非洲3次，访问重点均落在矿产资源丰富的西非和南部非洲。

　　应该注意到，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以比较优势作为杠杆放大自身影响。这一做法产生了明显的实际效果。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独立的姿态，选择了中立和倾向谈判调解的立场，而不是选边站队。2023年8月在沙特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许多发展中国家均有参加。笔者在访问美欧期间发现，很多西方国际观察人士对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感到“出乎预料”，但也同时表示了“欢迎”。在2022年到2023年美联储实施激进货币政策期间，全球金融体系风雨飘摇，巴西总统卢拉提出了“金砖国家使用本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也成为西方热议的话题。伴随着2023年金砖扩容，“全球南方”表现出越来越活跃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引领能力。

　　中国与“全球南方”不可分割

　　笔者与同事在出访调研过程中观察到，发达国家已经注意到“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并寻求在贸易、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合作与监管上跟“全球南方”国家展开合作。例如，在2023年5月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日本邀请多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出席，欧盟和美国通过此前提出的“全球门户”计划和“重建美好世界”倡议，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基础设施合作；在2023年9月印度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上，非洲联盟获得邀请正式加入。

　　就笔者和同事在各国走访调研中的感受而言，发达国家在对待“全球南方”的策略和目的上还是有所不同的。美国近年来通过推动“印太战略”拓展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多在于构建一个排斥中国的“朋友圈”，以达到分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目的。欧盟也将发展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作为其“去风险”战略的一部分。由于近年来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经济和领导力困境，欧盟更注重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来探索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以开辟其全球新秩序的“第三条道路”。

　　有意思的是，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和印度正在“激烈争夺”对“全球南方”的领导权。印度对引领“全球南方”确有雄心。2023年，印度举办了两次各有100多个国家代表参与的“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这是第一个以“全球南方”为正式名称的官方峰会。然而，据此认为中国与印度“争夺”领导权则是误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成员，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倡议者和天然伙伴，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与“全球南方”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一前提下，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更加强调包容与创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之一。笔者和同事在出访调研过程中，也致力于向各国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些重要特征，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全球门户”等合作计划之间的对接。通过扩大多边机制的合作范围，能推动中国以及其他各方的合作。

　　在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已经持续多年，但在近年来面临结构性的调整。“全球南方”的崛起必然成为世界秩序再平衡的一部分。但这一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全球南方”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具有的多样性，也给它埋下了脆弱、松散的问题，导致其规避风险能力较差，内部易出现分歧。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是崛起的“全球南方”发展的缩影，但多年的发展又使中国兼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特点。在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同时，中国可充分考虑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促进南北合作，降低两者之间的零和博弈几率，以推动更加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在这方面，笔者与同事也曾提出一些建议，包括中国可支持鼓励成立“全球南方”智库机构、举办“全球南方”论坛、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一起，推动金砖扩容整合，应对“全球南方”所关切的问题等。总而言之，促进南北合作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中国可发挥居中协调的作用。（作者分别是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