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法亭：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国家经济？

　　本文最初发表于《社会主义信使报》（Socialist Courier）1940年4月25日

　　内容摘自《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1947年6月，第266-271页。

　　原创翻译，译者彼得潘。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ilferding/1940/statecapitalism.htm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几乎无法通过严肃的经济分析进行检验。一旦国家成为所有生产资料的垄断所有者，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就会因维持这种体系生命力的流通机制遭到破坏而变得不可能。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价格是资本主义所有者之间竞争的结果（正是这种竞争“最终”产生了价值规律），它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利润的哪一部分被积累起来，以及这种积累发生在哪些特定的生产部门。它们还决定了在一个必须不断克服危机的经济体系中，无论是在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建立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资本主义经济受市场规律的支配（马克思分析过），这些规律的自主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决定性症状。然而，国有经济恰恰消除了经济规律的自主性。它代表的不是市场，而是消费者。现在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不再是价格，而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从形式上看，价格和工资仍然存在，但其功能已不再相同；它们不再决定生产过程，而生产过程现在由一个确定价格和工资的中央权力机构控制。价格和工资变成了分配手段，决定着个人从中央政权交由社会支配的产品总量中获得的份额。它们现在构成了一种技术上的分配形式，比直接的个人产品分配更简单，不再能被归类为商品。价格已经成为分配的象征，不再是经济中的调节因素。在保持形式的同时，功能却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基本动力的“竞争之火”和追求利润的激情都熄灭了。利润意味着对剩余产品的个人占有，而这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沃勒尔先生（Worrall）反对道：‘马克思难道不把积累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标志，难道积累在俄国经济中不起决定性作用吗？这难道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吗？’

　　沃勒尔先生忽略了一个小细节，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是指不断增加的生产资料的积累，这些生产资料产生利润，其占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动力。换句话说，他指的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积累，即扩大经济活动的特定资本主义过程。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积累远非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它在所有经济体系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许除了最原始的食物采集。在消费者经济中，在由国家组织的经济中，积累的不是价值，而是消费品——中央政权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需要的产品。俄罗斯国有经济的积累并不能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因为积累的并不是资本。沃勒尔先生的观点是建立在严重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他真的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没有积累！

　　那么，统治俄罗斯经济的中央政权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基本问题）？托洛茨基和沃勒尔回答道：“官僚集团”。但是，托洛茨基拒绝将官僚集团视为一个阶级（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的特征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而沃勒尔却有了惊人的发现。苏联官僚集团在结构上（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基本”不同于其他任何资产阶级，但其功能仍然相同——资本积累。尽管在结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功能却保持不变，这当然是一个不可能在自然界发生的奇迹，但（沃勒尔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似乎是可能的。

　　无论如何，沃勒尔认为这就是俄国由资产阶级统治，因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统治的证据。他固执地把资本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似乎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积累以外的任何积累形式。他不明白，在任何经济制度下，积累（即扩大生产）都是生产管理者的任务；即使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积累也只能来自剩余产品（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产品才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而积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

　　但是，“官僚集团”真的“统治”了经济，进而“统治”了人民吗？世界各地的官僚集团，特别是苏联的官僚集团，都是由最不同的因素组成的。它不仅属于狭义的政府官员（即从小雇员到将军，甚至斯大林本人），而且属于所有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和诸如邮政和铁路雇员之类的工作人员。这个五花八门的群体怎么可能实现统一的统治呢？谁是它的代表？它如何通过决策？它拥有哪些机构？

　　实际上，“官僚集团”并不是权力的独立倾听者。根据其结构和职能，它只是真正的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它的组织结构是等级制度，服从于指挥权力。它接受命令，但不发号施令。正如托洛茨基公正指出的那样，“任何职能部门的人员都可能被等级制度中的上级所牺牲，以减少任何形式的不满”。这些人就是新的生产主宰，就是资本家的替代品？斯大林在最后一次大清洗中下令枪毙了数千名工业管理人员，彻底戳穿了这一神话。

　　进行统治的不是官僚集团，而是向官僚集团发号施令的人，目前向俄国官僚集团发号施令的正是斯大林。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一批挑选出来的追随者在旧的国家机器崩溃之际夺取了政权，这些追随者从未能够作为一个政党做出独立决定，始终只是领袖手中的工具（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也是如此）。他们改变了国家机器以适应他们作为统治者的需要，消灭了民主，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但绝不是在实践中，这种独裁被视为“proletariat专政”。因此，他们创建了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甚至在这个名称被发明之前。斯大林继续着这项工作，通过国家机器清除他的对手，并建立了一个无限的个人独裁政权。

　　这就是现实，不应该被所谓的“官僚集团”的统治所掩盖，官僚们实际上与其他人一样从属于政府。即使主子从餐桌上分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面包屑——当然，并不保证其他面包屑会接踵而至，而且是以不断危及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物质份额不构成社会产品的任何重要部分。然而，这种区别对待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心理影响。

　　这一事实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后果。极权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让经济服从于其目标。经济失去了自身的规律，变成了受控制的经济。一旦这种控制得以实现，它就会将市场经济转变为消费者经济。于是，需求的特点和程度由国家决定。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控制一旦在极权国家开始，就会迅速蔓延，并趋向于包罗万象，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尽管出发点大相径庭，但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却在相互接近。在德国，政府为了保持和加强其权力，也决定了生产和积累的性质。价格失去了调节功能，而仅仅成为分配的手段。经济以及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或多或少都要服从国家，成为国家的附属品。经济失去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首要地位。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界对德国和俄国的统治力量没有重大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度的，而且对政策的本质也不是决定性的。政策实际上是由一小部分当权者决定的。决定政策的是他们的利益，是他们关于维持、利用和加强自身权力所需的观念，他们将这些观念作为法律强加给从属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发展中的主观因素，即“不可预见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在政治上变得如此突出的原因。

　　信徒们只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宗派主义者只相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存在，只相信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宗派主义者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今的国家政权在取得独立之后，正在按照自己的规律发挥其巨大的力量，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支配社会力量并迫使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因此，无论是俄国还是其他极权主义政权，都不是由经济特征决定的。相反，经济是由统治者的政策决定的，并受制于统治者的目标和宗旨。极权主义国家以经济为生，但不是为经济而生，甚至不是为统治经济的阶级而生——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如此，尽管后者（任何研究外交政策的人都可以证明）偶尔也会追求自己的目标。在罗马帝国的晚期，在禁卫军及其拥立的皇帝政权中可以找到与极权主义国家的相似类比。

　　必须坦诚，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很难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因为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与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据我们的概念，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意味着将经济从一个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将其归属于整个社会——即一个民主自治的社会。我们从未想过，以自由市场取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型经济”的政治形式会是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在我们看来，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即社会主义社会将开创民主的最高实现形式。即使是我们中间那些认为在过渡时期必须或不可避免地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的人，也认为这个时期只是暂时的，在有产阶级被镇压之后必将结束。随着阶级的消失，阶级统治也将随之消失——我们认为阶级统治是一般政治统治的唯一可能形式。“国家将会消亡......”

　　但是，历史，这位“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了我们不同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对物的管理”——尽管恩格斯有所期待——却有可能变成无限的“对人的统治”，从而不仅导致国家从经济中解放出来，甚至导致经济屈从于国家。

　　一旦受制于国家，经济就确保了这种政府形式的继续存在。这种结果来自于主要由战争造成的一种特殊情况，这一事实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在完全不同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关于经济与国家之间以及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相当简化和模式化的概念。国家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出现，使政治（即国家）起着重要和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的经济特征变得极为复杂。

　　因此，关于苏联的经济制度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因为两者都不是。苏联代表的是一种极权主义国家经济，即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模式正在日益接近的一种制度。

　　作者简介：

　　鲁道夫·希法亭（德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内科医生，他被普遍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家。

　　希法亭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1901年获得医学士学位，曾参与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1923年、1928年至1929年任德国财政部长，因1929年经济危机而辞职，之后一直代表社民党担任国会议员至1933年。1933年辗转流亡瑞士苏黎世和法国巴黎，法国战败后于1941年在盖世太保监禁期间死亡。

　　希法亭是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的第一人。面对来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和其他驻维也纳学者，如欧根·博姆-巴维克的批评，希法亭坚守马克思主义。希法亭参与了危机争论，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失去稳定并最终崩溃的理论提出异议，认为资本的集中实际上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他参与编辑了《前进报》、《自由报》、《社会》等刊物，以《金融资本》一书而知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影响力和原创力的贡献者之一，对马克思主义作家如列宁和布哈林，尤其是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