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2018年就指出，美国战略家将利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这种“核心关切”的错误认识，以不继续增加关税作为诱饵，诱使中国金融无底线开放。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2018年9月5日
美国谈判代表背后的战略家清楚他们的目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关税作为幌子，通过跨国公司彻底控制中国经济，通过中国的对美金融开放，彻底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
——2019年12月18日
一、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
在过去三十多年，美国对中国经济实施的是一种双重战略：通过印刷美元纸片购买中国产品的贸易逆差战略以及通过印刷美元纸片给美国跨国公司提供资金在中国国内市场控制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战略。其起因就在于，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崩溃后不久，美国惊喜地发现，没有得到黄金和实物支持的美元“意外地”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占有出口国的劳动果实，达到不劳而获并统治世界的目的，所以贸易逆差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蓄意实施的战略和基本国策。那么，为什么美国要采取贸易逆差战略呢?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贸易逆差，美国才能将美元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美国才能通过开动印钞机掠夺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反之，如果美国实行贸易顺差战略，美国产品将源源不断地出口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大量美元回笼，美国不仅必然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这必将导致国际贸易中使用的美元不断减少，试问这将如何实施其美元霸权战略呢?
美元本质上是一种主权货币，但美元的“霸权”地位却赋予了其在国际贸易中“超主权货币”的角色。美元的主权货币和“超主权货币”的双重角色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美国贸易逆差是由美国蓄意的财政赤字和美国跨国公司对别国直接投资共同主导的。由美国财政赤字产生的贸易逆差部分相当于顺差国家向美国缴纳的税收，而由美国跨国公司对别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贸易逆差则直接对应着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税后利润。国际货币金融史说明，只有在以金银贵金属为超主权货币的国际贸易中，逆差才是国家利益的损失;而在当今主权货币经济体系中，逆差对美国来说是收益，美国利用纸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极其隐蔽地实现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征收税赋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利润攫取。所以说，长期以来，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国源源不断地将产品输往美国并换回不断贬值的美元储备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国经济战略家和特朗普深知这一点，但却将自己打扮成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这是美国政府的无耻。
然而，既然美国通过开动印钞机购买中国产品就可以不劳而获，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把目标对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发动关税战呢?这是因为，美国长期实行的美元霸权和贸易逆差战略虽使美国垄断资本家和华尔街大获全利，但却损害了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导致了制造业严重空心化、技术创新受损、失业严重、工人和广大中产阶级因遭受工资停滞不前而怨声载道，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危机，如果再继续下去，美国中下层民众迟早会造反。实际上，由于注意到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工资套利活动对美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不利影响，曾经是自由贸易理论宗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早在2004年就在著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对其长期信奉的自由贸易信条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如果全球化使大量的美国公民遭受工资降低之苦，那么这就是整个美国的失败，这样的自由贸易就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在十年前爆发后，为了解决美国因实行贸易逆差战略所导致的“去制造业危机”，奥巴马政府在其执政时期就采取了对本土企业减税等吸引制造业回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应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竞争、“购买美国货”等政策措施，但收效不大，导致了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原因之一就在于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这种全球化战略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不愿意对这种全球化战略进行大调整。
但是，大约是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的2012-2016年，美国经济战略界出现了一股从美国工业史反思美国制造业危机的巨大潮流，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制造业保护主义理论重新得到推崇，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正式对我国发动经济战之前，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调整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四、五年的酝酿、筹划和利弊得失的推演。在笔者看来，奥巴马政府之所以没有对贸易逆差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战略家在那时还没有解决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果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减少贸易逆差，那么，支配世界的美元霸权将如何才能继续得到推行?
由于笔者在2008年开始就对美国保护主义崛起的历史和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美国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一直密切关注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所以，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的前五天(2017年1月16日)，笔者在博文中就写到，特朗普上台后将在实体经济方面推行逆全球化(保护主义)但在金融方面将继续实行(自由化的)全球化政策，在“特朗普新政”的三大政纲——贸易保护、内部改善(基础设施大建设)和美元霸权——中，前两者就来自美国学派，而美元霸权则是适应当代美国国情仍继续采用的掠夺别国的战略工具。通过对美国经济战迄今为止所有措施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措施不仅印证了笔者2017年1月做出上述预测的正确性，而且也说明美国经济战略家终于解决了困扰他们的理论问题：在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从而导致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
美国对华经济新战略具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在保护美国制造业特别是智能工业化制高点的本土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等达到支配中国市场的目的;其二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为此，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我国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都不可能打赢这场经济战争，反而将大大推迟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甚至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是全面经济战争，包括关税战、金融战、投资战、科技战和知识产权战等诸多方面，但我国迎战只在关税战方面(将“中美贸易战”错误地理解为只是关税战)，而在其它方面则完全缺乏迎战的考虑。
其次，根本不了解特朗普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转变和核心，抱残守缺，采取了“凡是特朗普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教条主义，在外资和金融等一系列政策上采取了有助于美国发动对华经济战的措施。历史上经济战的制胜法宝历来是保护本国市场并打开对方市场，特别是美国贸易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保护美国智能工业化国内市场的同时，通过中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智能工业化产品大量占领中国市场并通过直接投资彻底摧毁我国建立智能经济价值链高端和掌控核心技术的可能，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国面对美国严禁“中国制造2025”产品和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却更加没有限制地对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敞开了大门。
再次，教条主义地对待全球化，忘了中国的古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视自由贸易为真理，将外资看作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福音，看不到保护民族经济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大势，反而继续实行对民族经济不利的政策。美国需要价值链低端，这是美国实施保护主义的理由;而中国需要价值链高端，更需要通过关税保护和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保护民族经济。
最后，被美国的宣传所迷惑，误将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看作是阻止中国崛起，而没有认识到美国真正的目的是将中国拖入依附型经济的深渊。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次贸易战反映出我国对美国贸易依附的巨大危害，中兴事件反映出对美国的技术依附，但鲜有人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金融依附，笔者早就指出，中国经济已是美国经济的附庸，带有明显的依附型经济的特征，学者们都错误地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没有认识到这种依附型经济潜在的致命危机。
目前我国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仍错误将保护主义看作是闭关锁国。读读历史，人们就会发现，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在高关税保护之下发生的，现在，美国正在通过保护主义推动第三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英美国家的这种保护主义算不算闭关锁国?英美发动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在保护主义大墙之下进行的，这正是中国未来崛起之所需。即使加入了WTO，美国也没有要求中国毫无限制地引进外资和实施金融开放，而我国的一些人却一直主动地这样做，真的按照这些人的设想去做，将来中国势必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应对中美经济战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成立新公司，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针对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采取对等制裁措施，对占据我国高端价值链和垄断我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礼送出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中国迫切需要从对美国的贸易依附、技术依附和金融依附中摆脱出来，而美国对我国发动的经济战恰好提供了这种重大历史机遇，中美经济战正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大好时机。我国已经错过了十年前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历史机遇，我国绝不应该再错过这次机会，否则，将大大推迟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甚至导致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贾根良：《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2018年9月5日
二、美国的狼子野心
对贸易谈判协议评论的日记
1.当天评论
中国谈判者将美国降低关税作为谈判的核心关注，目的是继续维持原有贸易顺差和积累美元战略，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法币时代，顺差是损失，主权货币国家一定程度的逆差是收益。而为了顺差和积累美元战略，在外资特权、农业、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美元控制中国金融等对美大幅度让步是更大的错误，完全是“芝加哥小子”所作所为!美国将降关税作为诱饵，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早在中美经济战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看透了美帝的伎俩，对经济战获胜就没抱希望。可悲啊!
——2019年12月14日上午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资源的一种金融掠夺和剥削。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中国被美国掠夺和剥削，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被美国剥削的标志。美国无需通过出售国债的借债方式来为其赤字支出融资，也就是美国不需要中国购买其国债为其财政开支融资，中国的美元储备如果不买国债，就连利息也没有。大约是半年前的一天，我忽然想到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55%不是中国产品，而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征收关税，实际上是美国货币回笼和货币灭失的一种途径，也就是把中国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的一个私人部门。
目前，中国对美贸易谈判的基本原则实际是在维护中国被剥削和掠夺地位的中美经贸关系。
——2019年12月15日晚上
2.中国不要再上美国关税恫吓的大当
2018年4月，在中美经济战刚爆发的时候，笔者就撰文指出，关税问题只不过是特朗普施放的烟雾弹而已，他的真正目的是声东击西：利用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压制中国价值链高端的发展并迫使我国彻底开放金融市场。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步步紧逼，利用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特朗普关税的恐惧心理，迫使中国答应他的条件。在笔者看来，特朗普的高关税恫吓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因此，在去年的今天(2018年12月16日)，笔者在“贾根良经济学”的公众号上发表了《我国对出口美国产品征收出口税将使美国一败涂地》，呼吁中方谈判代表团不要被特朗普关税的烟雾弹吓倒，并“希望广大爱国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将我的这一声音传递给中方谈判代表团，告诉他们：中国决不能答应美方的任何条件，并使他们认识到存在着夺取战略性根本胜利的奇谋异策，从而关注笔者的研究”。2019年1月16日，笔者在网上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研究成果：《征收高出口税：中美经济战出奇制胜的“杀手锏”》。
笔者的建议没有被政府采纳，事态的发展证明了笔者的判断：2019年12月14日，一则报道的题目就是：《取消关税是中方在经贸磋商中核心关切，双方就此达成一致》。同日，新闻报道也证实了笔者的判断：某些人已被无关紧要的关税问题所吓倒。据中方报道，“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美方的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中方将美方降低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作为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出发点，并作为交换条件答应了美国“要求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货币和外汇等领域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改变。”(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于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声明——附协议摘要》)。
美国谈判代表背后的战略家清楚他们的目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关税作为幌子，通过跨国公司彻底控制中国经济，通过中国的对美金融开放，彻底摧毁中国的财金融体系。所以，前天我就想，将来如果还有机会，我们将如何重建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提前做研究，不然到时拿不出方案，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研究，对得起我的祖国?
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谈到美国为什么严格限制外资时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有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美国将降低关税作为诱饵，诱使中国引狼入室，美国的跨国公司、华尔街大鳄和美国政府一旦完成布局，就会暴露其凶残本性，咬死昏睡中的中国企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可怜的中国人啊，你怎么就识不破美国政府的狼子野心呢?美国禁止中国高科技企业到美国投资并对中国银行业实行保护主义，它有什么资格“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改变”?
——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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