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论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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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无疑是个文学天才，他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天才之作，但是从他延续20多年的创作来看，他对思想的认知却是极端贫乏和肤浅。他的文学思想内部好像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他早期大量的作品对历史的书写都是一种西方化的视野，像后来我们很多人在评价他获得诺贝尔奖时说他的写作是满足西方人对东方国家想象的结果。他把中国复杂的政治历史，特别的是社会主义历史简化成一种人性的善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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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是1975年参军，阎连科是1978年参军，但他们似乎一点不感谢部队的培养，反而极端憎恨那支军队以及缔造了那支军队的领袖和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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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莫言与堂姐七岁时的照片，北大孔庆东教授曾发表过犀利的点评：“文学虚构可以改变真实记忆，甚至作家也会迷失真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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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为什么莫言“诬蔑”“抹黑”的都是前三十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而从不“诬蔑”抹黑”后三十年和改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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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获雨果奖后，中国作协如获至宝，把作者拉进去当了主席团委员。补充一下，刘慈欣和莫言笔下的“黑暗世界”，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这在中国文学界是一种很主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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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话的毛星火”起诉莫言，我本来是反对的，也不赞成对“爱国主义”庸俗化理解，或当作评判人或事物的唯一标准。但既然胡锡进亲自下场批斗甚至建议权力部门收拾“破坏社会和谐”的“民粹”小毛，我决定改变态度，支持小毛了。至于老胡文中那套被他嚼烂的说辞，我都懒得驳，还是让网友去扇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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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角度看，起诉莫言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当年乌有之乡组织10万人公诉茅某轼，以及前几年全网声讨呼吁惩处日记方，这二人的言行比莫言恶劣多了吧，结果如何，还不是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须知在某些人眼里，他们都是自己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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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认为，莫言小说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正常的文学和舆论批评（九十年代已进行过，而且十分严厉，据说莫言因此还受到了解除军籍转业的组织处理），况且，莫言那些“涉案”作品发表出版了二十多年，也过了法律追诉的时限，现在采取法律手段起诉，很难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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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初对莫言的批判，作为批评者之一的刘白羽可谓“主流精英”，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参与进来。近几年网上不断发起对莫言的批评乃至起诉，人民群众成了主角，“主流精英”却不仅缺席，而且“一概采取默杀、封杀的态度，不回应，不理踩”。这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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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获诺奖和他得到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跟他是否“侮辱革命先烈”“美化日军”没有半毛钱关系。既然有人起诉，能不能被受理和能否胜诉，应该由法院裁定，而不是老胡。一边给依法提请民事诉讼的普遍公民扣上一大串吓人的帽子，一边指责对方是扣政治大帽子，这种贼喊捉贼的游戏太腌臜，还是别玩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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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这篇文章写得好（指《毛主席老那天》）。好就好在写出了作者的真实感情，让读者懂得：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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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莫言的毛星火要起诉胡锡进了。据小毛自己说，由于老胡一直高调爱国，曾经视他为偶像。现在，老胡推波助澜的国家-民族主义大潮，终于开始反噬他了。正所谓种瓜得瓜，求仁得仁。至于这场无关左右的“闹剧”如何演下去，我们拭目以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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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莫言容易，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比骂更重要的是思考，比如为什么莫言其人其文在后四十年大行其道，并获得“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引领者”。难道只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吗？如果将这种现象同近日爆棚网络的宗庆后悼念潮联系在一起看，答案也许就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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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因一些作品和言论“抹黑”前三十年和毛时代，在网上曾被人骂得狗血喷头。但他获茅盾文学奖的《蛙》，着力揭露的粗暴计划生育政策，却是发生在1979年之后，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后三十年”或邓时代。再如他的《天堂蒜苔之歌》，批判的也是后三十年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甚至，他还因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遭受过一些右粉的攻击。可见，作为作家的莫言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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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文学”是知识精英们根据自身特殊经验对文革或毛泽东时代充满个人情绪的一种控诉，也是特定时期的政治对文学施加的强烈影响，远不能取代所有人尤其是工人农民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由于知识精英们掌握着话语权，工人农民们则沦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在很长时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叙述的便是全部的历史真相。这种状况到近些年才略微有所改变，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许多以前无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在网上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文革记忆，极大地矫正和修补了“伤痕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历史盲视症，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时代重新呈现到当代人的面前，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精英叙述的怀疑和不信任感。但这种叙述模式在主流文学中仍然被沿袭着，比如莫言、余华和严歌苓的小说《生死疲劳》、《兄弟》和《第九个寡妇》，人物和情节照例是“伤痕文学”的模式。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那儿荡然无存，那场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社会主义实践被按照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眼光打造成一出出漫画式的善恶悲情剧。这也再一次表明，中国作家的思想贫乏和想象力窘迫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

      【文/刘继明，当代知名作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微博，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