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试论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解放思想大讨论建议

　　中共湖南省委最近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很有必要，也很适时。作为讨论，我谈谈对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

　　一、反腐败斗争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说“十字路口”，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费尽了心力，可以说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党中央反腐败不仅决心极大，而且坚定不移。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中央纪委会议上重点谈到反腐败问题时，他用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话。完全可以说，再也找不出更有力的词语了来表达对反对腐败的决心了。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确实实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特别是一批省、部级“大老虎”，包括军内的一批高级将军（我没说将领，因为这是和平时期选的）。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查处腐败案件上，成绩斐然。但另一方面，腐败的滋生、发展仍旧看不到头，而且愈演愈厉，一些省部级领导班子出现“塌方式”腐败，以至于在全国人民中出现了一系列新名词，如“前腐后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特别是“永远在路上”，也反映出人民群众看不到希望，失去了信心。

　　过去，发生一个贪污上千万的腐败案件，老百姓感到十分震惊，自发地相互通报，庆贺反腐败取得了又一个成功。可现在，出现贪污一亿、十几亿、几十亿的腐败案件，老百姓已经熟视无睹了，不再“零容忍”了，甚至不屑一顾了。因此，这个问题就到了需要深入查找原因、下大功夫研究怎么办的时候了。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原因很多，但腐败问题始终是一个共同的主要原因。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灭亡，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际，在日记中总结了两条：一是信仰缺失，二是腐败蔓延。蒋介石本人为迎娶宋美龄，由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为基督教，整个国民党的党员和国军将士们又会如何？这是可想而知的。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就更加严重，“四大家族”为代表，不止是一般腐败问题，也是典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可以说是腐败透顶了。

　　我们现在当然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但也不是遥遥无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趋势。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淡化乃至缺失，是明显的而且相当普遍的。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蔓延进度，已经引起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度的降低。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于第二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在兰考县委扩大会以上的讲话中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几句话讲到了点子上，是实话、真话。

　　当下，腐败问题已经是全国人民特别是基层老百姓极为关切，也是疑惑深重、极为不满的问题。

　　“外举不避邻，内举不避亲。”在这个问题上，我曾有过一个拙见。我2001年写过一本专题讨论腐败问题的书，书名叫《警示明鉴（上下册）》，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所属的研究出版社出版。我在本书的前言中写了“三不”：一是扎进笼子，让想腐败的人“不能腐”；二是抓紧警示教育，提高领导干部觉悟，让人“不想腐”；三是严肃查处，让想搞腐败的人“不敢腐”。并说，“不能腐”“不想腐”一时还难以做到，出路暂时应选在严肃查处，使人“不敢腐”上。做到“不敢腐”应有两条：

　　一个是要提高查处率，解决侥幸心理问题。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出差是选汽车、火车，还是飞机？当然与路途远近有关，但在同等条件下，尽管飞机一旦出事，机毁人亡，有时连尸骨都找不全。为什么许多情况下人们还是选飞机呢？就是因为飞机的事故率是最低的，或者说极低极低的。就是说，贪污了，败露率不高。败露不了，也就查处不了。

　　再一个是要严惩不贷。对查处的腐败案件 ，根据情节依法严肃处理，该坐牢的坐牢，该杀头的杀头。在建国初期的“三反”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说过，“谁搞腐败那一套，我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从井冈山、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确实割了一些腐败分子的脑袋。每次“割脑袋”后，干部队伍、社会上，确实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风清气正时期。不能说“一割就灵”，但“割脑袋”还是确实管用的。

　　这是个两难的选择。首先，毛泽东同志是反对“割脑袋”过头的。他说过，“割脑袋”不同于割韭菜，割了脑袋再也长不出来了。在中外刑法史上，唯有毛泽东同志发明了“死缓”这个刑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项运动总体而言效果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头行为，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关注。1951年4月30日，毛主席对此做出批示：“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5月8日，毛主席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这个词。由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中外刑法史上一个重要的刑名，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刑法上的一个创举，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拥护。“死缓”这个刑名表明，对于判处死刑的罪犯，可立即执行可不立即执行的不立即执行，给出一至二年的时间反省、劳动改造。毛泽东在杀人问题上是慎之又慎的。他说过，杀头实在是出于“无奈”。

　　在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说我们是李自成。我说过的，杀头，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天天抹泪。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也绝不会重蹈李自成的悲剧。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徐文钦、沈凤霞：《毛泽东治国先治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页。）

　　毛泽东同志还面对为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说情的人说：“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毛泽东的这句话思想很深刻，分量很重，值得思考、掂量。这就是说，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与要不要中国相提并论了。他认为，要么不杀他们，这就等于不要中国；如果要中国，就必须杀他们。毛泽东为什么把事情提得如此严重？确实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大权，如果私欲膨胀，肆意妄行，任其贪污、贿赂，官吏肆无忌惮的经商，势必失去民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难以持久，而且肯定会垮台，造成亡党亡国。这就是陈云讲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将反腐败斗争看得如此危重的原因。就是说，决不能轻易“割脑袋”，要慎之又慎，但是，必须割的，毛泽东毫不留情，不容分说，坚决割。“割”和“不割”，对于搞腐败的人的震慑是大不一样的，反腐败的效果是绝对不同的！前者是死，后者是活，这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割脑袋”也不是长久之计。实事求是地说，只靠割脑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这需要综合施治。历史上，各代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虽有多种，但腐败始终是主要的也是共同的原因。明太祖朱元璋、雍正王朝胤禛，对腐败分子痛恨至极，处置也极为严厉。朱元璋还曾将腐败分子剥皮后塞进稻草悬挂在显眼处。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原因是不平等的封建剥削制度和专制制度使然。没有公有制，没有人民民主，没有老百姓的监督，腐败问题终难解决。

　　有人比喻说：“一个养鱼池，几条、十几条鱼死了，是鱼的问题。如果成批的或半池左右的鱼死了，那就是水的问题。”这个意思是说，腐败分子如此之多，反不胜反、不断涌现，那就不仅仅是腐败分子个人的问题了，就要看产生腐败的土壤了。这就是到了“十字路口”上了！

　　二、解决腐败问题要寻求治本之策

　　这应该有四条：

　　首先，私有制是产生腐败的根源。私有制是腐败的经济基础，在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私有制度下，社会不可能平等，官场不可能不腐败。这不仅是现实，而且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政治优势。毛泽东同志说过，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共产党廉洁执政，为人民服务，获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但是必须明确，这个政治优势与私有制是不兼容的。私有制是产生腐败的土壤，如果一党执政与私有制结合起来，腐败的产生就是必定无疑的。在这种执政条件下，只要处于私有资本包围和市场交换的环境中，手中握有实权，掌握着一定资源的领导干部，很容易将权力与资本联姻。一方面资本利用权力，一方面权力攫取资本。同时，权力也更容易进入市场。所以，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基础，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坚决堵住所有制私有化的路，堵住按资分配、两极分化的路，才能既堵住走资本主义的路，也堵住贪污腐败的路。

　　其次，专制是培养腐败的温床。“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这句名言，应该说是私有制社会的通则。私有制与专制结合，其发展前途绝不会是社会主义，也不会是西方那样的现代资本主义，而只能是国民党蒋介石那种最腐败的封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所以在共产党执政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有畅通有效的民主监督的渠道或途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会面时说过一段话：“我生60多年，其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他还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罢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政府“不敢松懈”，包括工作上不敢不作为和思想作风上不敢腐败。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一段对话应当是载入史册的经典文献，有人称这是世纪性对话。黄炎培提出的问题尖锐而宏大，站在了历史的高点，指出了以往历代王朝逃脱不了的兴亡规律。用“周期率”来概括，点到了问题的实质，也十分贴切。

　　毛泽东的回答不仅一语中的，而且深刻、很有见地。共产党要打破私有制下的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只有人民民主，再也没有别的任何途径。封建社会的帝王们，实际上也在反腐败，像赵匡胤、朱元璋、胤禛这样的皇帝，对于腐败可以说恨之入骨，惩处的手段也十分残酷，包括处以“凌迟”刑罚。但是，反腐效果之所以收效甚微，正是因为在私有制的社会制度里，没有人民的民主，只有统治阶级的专制。私有制是产生腐败的根源，专制是培养和纵容腐败的温床。专制制造愚民，也最需要愚民。民主，就必须提高人民群众参政素质，形成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力量。这如同当年是单纯政府抗日即片面抗日，还是全面抗日即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的道理一样。

　　纵观历史，“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面上反映的是不断重复的政权更迭，实质上是人民群众不断选择新的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发扬民主，谋求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发扬清正廉洁的本色，保持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跳出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稳定执政。正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我们党始终认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总之，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戒除专制主义，是从实质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

　　腐败的产生和蔓延不仅仅是个人品质一种因素，反腐败也不仅仅是纪委一个机关的责任，只有全党、全体人民都参与，走群众路线才能奏效。回顾党的历史，将日本人赶回老家的，最终是人民战争；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战胜血吸虫的根本经验，就是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也可以说，最后战胜新冠病毒的，也是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人民一旦发动起来，腐败分子无处藏身。实事求是地说，腐败分子不完全怕纪委机关，但是他们绝对怕人民，怕觉悟起来的人民，怕人民的监督、举报。有人说，人民群众不举报怎么办？原因有两条：一时举报了没有用；二是举报了怕报复。

　　第三，“官吏即商人”是个腐败的大坑。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利用老子的权力经商办企业，这是腐败的一个大坑，它要比贪污受贿来得更快、更多、更猛，负面影响更大，也更恶劣。也许有些领导干部及家属子女会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呀”，有没有利用权力说不清，这无须证明，只能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毛泽东在谈到国民党因腐败而垮台时说过：“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页。）毛泽东认为，“官吏即商人”，是蒋介石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原因。

　　1949年1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隐退，李宗仁作为代总统出面搞“假和谈”、真“南北分治”期间，即1949年1月19日下午，已经深感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召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到黄浦路蒋介石官邸谈话。他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和谈，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蒋就一个一个地问。吴铁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的局面，就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委来讨论一下？’蒋愤然地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此话一传出去，南京市面上马上就有人反映：‘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蒋某人打倒的！’）最后，蒋介石说：‘好了，我决定采用第二方案……。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之障碍！”（王相坤：《毛泽东完胜蒋介石》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7页。）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在日记中总结了“信仰缺失”和“腐败蔓延”两条原因。应该说，这两个问题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据历史的教训，一个政党、政权从开始出现败象到真正垮台，一般需要几年、十几年以致几十年的时间。满清政府自慈禧垂帘听政到晚清垮台，用了47年（其中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她携光绪皇帝西逃，到1911年垮台，用了11年）；苏联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台“新思维”，到1991年苏联解体用了6年（从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到1991年苏联解体只用了4年）。所以，居安思危，不能等到危局出现之后再企图挽回，那时已经晚了。蒋介石垮台的时间更短，从“三大战役”结束到败退台湾，只有1年多的时间，真所谓“亡也忽焉”！

　　说到蒋介石分析的“信仰缺失”的问题，他本人为了与宋美龄结婚，由开始信仰三民主义到信仰基督教，这不是信仰的缺失，而是信仰的改变。蒋介石作为一国领袖，信仰说改就改，国民党员、国军将士，也就难以坚守三民主义信仰。至于腐败，首先也是从蒋介石自己开始的，中国当时财产聚集的“四大家族”，他名列第一。蒋介石是“官吏即商人”的第一人。蒋介石总结的这两条，都是他自己所为。

　　因为蒋介石自己是“首富”，也是“首腐”，别人的腐败他就管不住、管不了了。以至于派蒋经国去上海整顿经济，以金圆券代替法币，挽救经济崩溃局面悻悻而归。蒋经国到上海后，一出手便整倒了上海的好几名“大亨”，其中还包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并将杜维屏关进监狱。杜月笙也不是无名鼠辈，当即找到蒋经国指责道：“要说上海最大的投机倒把者，当属孔家的扬子公司，蒋先生要‘打虎’，总不能盯着我杜某人一个人打！”为逼蒋经国对孔家出手，杜月笙还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称蒋经国“打虎”实际上是“假打”。此时的蒋经国，不打算对孔家出手也不行了。不久，查封了扬子公司的仓库，孔令侃十分恼火，当即威胁蒋经国：“你们想搞我，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等着瞧！”于是把宋美龄调动起来了，她当即乘坐飞机来到上海，调解蒋孔之间的矛盾。但蒋经国并没有给宋美龄面子，宋只好求助于蒋介石了。蒋介石正在东北安排军务，于是将军事问题丢给杜聿明，自己飞往上海处理孔家的事情。

　　在蒋介石的调停下，蒋经国撤销了对扬子公司仓库的查封令。而杜月笙抓住了这个关节，大力宣传蒋经国“打虎不打自己人”的消息，搞得蒋经国十分被动。眼看自己失信，上海的经济已经整顿不下去，只能乘专机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场上海“打虎”行动，最终以蒋经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这如同一部电视剧，迂回曲折、悬崖叠嶂。说明一个王朝到了病入膏肓、气数已尽的时候，任凭千方百计也无力回天。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两个总结，殊途同归。对比之下，前者分析得一针见血，后者总结得也很全面。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腐败。我们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为了吸取教训，从根本上防止共产党的腐败。

　　“官吏即商人”是党国的癌症。毛泽东认为，“官吏即商人”这是国民党垮台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产生官僚资产阶级的温床，也是其政权必然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官吏即商人”发展的结果，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从表面上看，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把它打垮的，但从问题的实质看，是因为腐败，特别是“官吏即商人”，是自己打垮了自己，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今天同样，共产党不必忧虑美国，也不必担心周边国家挑衅，主要的精力是防止自己打败自己。

　　“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官僚资本家与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的区别，前者是依靠手中的权力经营稀缺资源赚钱，后者是依靠手中的权力寻租捞钱，二者都在人民授予的权力上打主意，但前者对政权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官吏即商人”这种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值得反思。在资源短缺的中国，领导干部经商，就没有平民百姓的份儿了，也谈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公平。这往往比贪污受贿敛财更容易，也更贪婪，面积也更大，而且极难收拾，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更为深重，老百姓早就深恶痛绝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群众路线教育兰考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当官，就不要想发财。官吏就是官吏，有国家的俸禄。要想发财，就别当官，到市场上来。”这个话讲得实在深刻，也很朴实。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能贪污受贿；二是不能经商办企业。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也好，蒋介石打倒了国民党也好，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就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这是一个政治集团灭亡的规律，不怨天、不怨地，不尤人，只能怪自己，任何外力都无济于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内部攻破堡垒，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

　　尽管腐败是与共产党执政性质决不相容的现象，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在体制上确实也存在着发生腐败的温床。领导干部子女出来经商，尤其是做矿产、地产，从事私有资源等行业，其优势是妇孺皆知的。对这个问题老百姓和知识界早有议论，并且极为关注。早在80年代初，那时还没有搞市场经济，群众反映就十分强烈。当时有一位主要领导人的儿子经商，他面对大家强烈的反对意见，有一个说法：孩子大了，由他们自己在法律范围内独立活动，父母不予干涉（大意）。这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方面是一党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如果领导干部自己，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可以出来经商，就发生了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权力一旦和资源类投资联系起来，就会出现类似官僚资本的现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就会走上官僚资本道路，比贪污受贿敛财更加便利，也似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我国法律上没有对官吏经商惩处的条文，这只能靠纪律来约束，但党政纪律上也没有此项规定，这就为“官吏即商人”的腐败行为留出了缺口。

　　医生往往把乙型（丙型）肝炎称为慢性肝癌；将萎缩性胃炎称为慢性胃癌或癌前病变。如果全国的领导干部家属、子女出来经商，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癌前病变。已故著名作家二月河称一个国家的腐败问题为“糖尿病”。医生说：“糖尿病不算病，并发症要了命。”什么是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国家的“并发症”呢？“官吏即商人”就是！

　　第四，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在党的建设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第一人。他把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并视为一项“伟大的工程。”他认为，在中国的国情环境下，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成熟和组织上纯洁的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思想建党的核心是反对个人主义。这是在《反对自由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写明了的。他例举了自由主义十一种表现，最后归结为：“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现在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一切向钱看”，这是万恶之源，纯粹属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这是毁掉一个民族的最大的腐蚀剂。

　　对于“思想建党”，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还说，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所以领导人民取得胜利，思想建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现在，中国有14亿人口，农民占9亿多，共产党员9000多万，党被小资产阶级成分包围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如此，解决思想入党仍然是党的建设中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腐败问题大都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中，解决这些人的思想入党问题，更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现在，在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 ，有多少人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只有靠问卷（闭卷）调查了。

　　（作者系原中共泊头市委书记，原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代理书记，原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