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在中国农村，包产到户至今已有40年了！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好得很”，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似乎把田一分，大家就自然富起来了；第二，包产到户是农民的发明创造，是底层群众的呼声，是国家在不得已的条件下对农民要求做出的回应。对此，也有人认为这两个表现都不成立，包产到户谈不上提高了生产率，也不是农民群众的自发运动，并非简单一句“好得很”所能概括。
10月13日，在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系任教的许准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讲座，题为“包产到户四十年，中国农村怎样了？”。本文是对许准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讲座中许准老师通过批判性地分析传统官方话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尝试为我们还原包产到户政策实行以来的历史真相：
★ 包产到户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 包产到户有没有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做出贡献？
★ 包产到户是不是农民的自发运动？
★ 包产到户发生的国内国际背景是怎样的？
★ 为什么包产到户这场巨大的改革没有像国企改革一样遭遇大规模的反抗？
讲座时间：2018年10月13日（本周六）19:00-21:00
主讲人简介
许准论述包产到户的著作《从人民公社到资本主义》
许准：现任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包括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他长期研究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变化，其关于包产到户的论著《从公社到资本主义》刚刚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他近期的研究成果发表于《每月评论》、《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世界发展》、《激进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刊物上。许准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立大学，之前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自1978年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按下手印时算起，包产到户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但它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依旧对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如何看待包产到户关系到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基本立场。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思考历程：在以往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包产到户被表述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少有的让人心情愉悦的事件。课本中即便讲述到“土改”这类让人振奋的历史事件，到最后也总要加上一个所谓“左的错误”的评价。在这类话语表述下，包产到户、改革开放拥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包产到户好得很！这个“好得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似乎把田一分，大家就自然富起来了；另一方面，包产到户是农民的发明创造，是底层群众的呼声，是政府在不得已的条件下对农民要求的妥协。从高中到大学，这种历史观一直主导着我的思考方向。我读大学的时候，听过林毅夫的课。林曾在国家农委系统工作，后来在美国读了博士，他一直鼓吹包产到户这个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贡献。由于他的文章在国际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当时也觉得他的课很有说服力。
然而，后来当我面对现实的变化，包括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群众自发的斗争等等问题，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些历史事件。这些思考导致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对毛时代的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影响来源于我对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一书的阅读，后来我把他的书基本上都通读了一遍。韩丁亲身实地见证了中国的土改、文哥（谐音），八十年代之后他又多次回到中国，他对中国农村改革有着非常客观和真实的评价，这对我的触动很大。而正是韩丁的书又促使我去阅读毛主席的相关论著。我的新书《从人民公社到资本主义》（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只是为毛主席、韩丁的书添加一些脚注而已，他们其实已经将很多基本问题论述清楚了，我所做的只是对一些细节进行补充。
包产到户还是包干（gān）到户？
在正式开始讲座之前，我们先辨析一下这次讲座的题目，事实上，“包产到户四十年”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包产到户”并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主线，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包产到户。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的改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包产到户只是其中的一种，比如当时还有包产到组。所谓包产，指的是生产队或者更高一级的上级给农户个人或者生产组分配一个生产任务，比如今年要生产一万斤粮食，生产出来的这一部分交给社里面，超过一万斤以外的就可以按照其他方式分配，比如自己拿50%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包产到户，但包产到户的真正问题是——谁来包？从历史上来看，是农村集体来包，因为很大程度上历史预设了一个完备的集体经济的存在。
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包干到户（大包干），也就是将土地分给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分给个人，没有任何人下达生产任务，也没有任何集体协调，说白了就是爱干不干全归自己。有些历史材料里面会提到“双包”，指的就是包产和包干，但是最终作为一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强制推行的是包干到户。很多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都存在偏差，我当年在人民大学教课的时候，就跟同学们讨论过什么叫“大包干”（gān），但很多学生直接就把它念成“大包干”（gàn）。这么读就好像大包干是一种独特的生产制度，好像承包了之后就让你赶紧干活，生产效率特别高的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的“干”只是把东西分干净的意思。
除了“大包干”一词之外，许多学生甚至不少农村研究学者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概念也存有误解。他们往往根据教材，想当然地认为联产承包对应着中国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联产代表着集体、统一，承包的意思则是分到户。但是这个所谓的“联产”其实是当时的笔杆子在鼓吹改革的时候创造的一个术语，联产的意思是收入联系产量，干多少就能收入多少。在他们的叙述当中，当时老的人民公社的问题就是不联产，你的收入跟你的劳动贡献并不能挂钩，而他们认为有效的改革方式就是让收入联系产量，建立一套收入联系产量、土地承包给个人的生产制度。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跟集体调控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彻底的分田到户。之所以要玩这个文字游戏，我的猜测是，因为当时宣传部门希望借此能跟社会主义扯上一点关系，避免大家的反感。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出于大家的习惯，我就继续使用包产到户的说法，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它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大包干”。
包产到户真的能够解放生产力？
包产到户是不是真正地解放了生产力？对于官方而言，这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官方话语将其不加批判地视为一个全新的模式。它不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农村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并非个人所有，而且也不允许土地买卖。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快速资本化的过程。当下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已经跟90年代的完全不同了。根据我的估算，中国目前有四千万的农业无产者，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从农村家庭收入来看，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都来自工资，已经超过了传统小农的农业收入。在农村商品化发展起来的领域中，分化的现象也很严重，大的农户主导了农业生产流程。比如生猪生产领域，2015年，中国大规模生猪饲养场有90多万个，这些大的饲养场每年的生猪产量比剩下的4600多万个小农场的产量总和还要多。换算成比例的话，就是前1%比剩下的95%的产量都要多。这说明生猪生产进入了被大规模生产者垄断的时代，具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因此，不管官方如何给农村改革的起点定性，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国农村在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虽然官方宣称包产到户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从粮食、棉花、油料等作物的产量统计数据来看，很难看出包产到户有特别的效率。举一个例子，在从1956年建立起高级社到1980年集体经济开始被瓦解的这一时期，粮食单产每年平均增加2.79%。而从1984年整个农村改革完成一直到当下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单产效率的增长却是非常缓慢的，单看粮食的话可能年均增长率只有1.3%。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这个包产到户对提供生产率是有效果的，那么只能看1980-1984年的数据。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增长，粮食单产每年增长超过7%，即便跟1969-1973年期间年均5%的增长相比也毫不逊色。导致这个增长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跟很多国内外学者一样将其归因为包产到户，那么这个论证过程就完结了：包产到户的前四年，中国农业高速增长，原因就是包产到户制度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
然而，有批判态度的人都会质疑这个论证过程的逻辑是否完备。美国学者利斯金(Carl Riskin)在80年代进行的一个研究认为，中国农业在1980-1984年的产量增长是因为1984年彻底取消人民公社，地方上公社时期的粮食储备一下子被农户瓜分了，而这个被瓜分的部分也被计算进了当年的粮食产量中，所以1984年出现了如此大的增长。尽管利斯金的研究也不能被证明为完全正确，但是他启发我们质疑这种论证逻辑。
从农业的生产条件方面来说，1984年前后许多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化肥产量翻了一番，化肥质量有了很大的进步，70年代末期杂交水稻的推广，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整体风调雨顺，受灾面积非常小，气候条件十分适合农业生产。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当年的粮食产量。但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化肥的普及与杂交水稻的培育主要依靠的是毛时代的积累。化肥设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逐渐缓和时通过“四三方案”进口的，但到了70年代末期毛主席去世之后，这些设备才真正投产，才开始推动农业生产。我们知道农业绿色革命有三个要素：化肥、良种（对化肥、农药有反应的种子）以及水利设施。但这生产条件的进步靠的都是毛时代人民公社的积累，只是到了这些积累开始发挥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的时候，人民公社反而已经被瓦解了。
从生产积极性的角度来说，7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大量提高普通粮食收购价格。如果农民生产的粮食超出了上交国家的份额，那么他剩余的粮食（“议购粮”，即超出统购粮份额之外的粮食，其价格受市场影响较大）的收购价格被提高了50%，这是非常高的增长幅度。并且，国家同时还下调了农村粮食的统购数量。这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即便你的粮食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都会增长；当然，你生产的更多收入自然也就更多了。这是对农民的大规模补贴，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对农民的收买。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随着粮食的流通越来越市场化，粮食进入流通的份额也在增加。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80年代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大量因素共同发挥着作用，推动了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因而导致最后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根本原因。
当文字叙述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时，我们还可以借助统计学，当然统计学模型也并不一定能够给出正确答案。我们前面提到的林毅夫九十年代曾经用统计学方法论证包产到户政策提高了中国的农业产量。他从国家部委拿到了第一手数据资料，了解到当时各个省的具体生产情况，包括有多少公社实行包产了，有多少面积，有多少机械、牲畜投入，复种指数是多少等等。根据这些数据，他做了一个统计研究，结论是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这其中有一半是包产到户的贡献。这篇文章奠定了学术界对包产到户的基本理解和定位，这也就是西方媒体常说的中国解决了好几亿人的贫困问题，其中包产到户占了一半功劳。
林毅夫著名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1992年3月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
图片来源：www.jstor.org.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其论证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问题之一就是林毅夫使用的包产到户数据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指标。因为按照惯例统计都是在冬天进行的，比如在年末有多少地区已经完成包产到户了。比如，1982年的数据实际是1982年12月31号的统计结果，但是当时很多情况是秋收之后，生产队才实行包产到户。这意味着，1982年的生产数据名义上是包产到户之后的产量，但是实际上当年1至10月的生产主体却都是村集体。如果我们将林毅夫的统计数据滞后一年，也就是把1982年12月的统计数字放入1983年的数据里进行分析，这样可以确保避免将集体误认为个人。经过调整之后，最后的结果就会发生变化：模型当中的其他系数、变量、标准差都没有改变，只有包产到户这一个变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系数变得很小，从统计学上说它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不迷信任何统计模型，但是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调整，林毅夫的数据结果就消失了，这至少说明他的论证不可靠，我们无法根据这样一个模型得出“包产到户提高了中国农业的产量”的结论。况且，按照统计结果，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化肥。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化肥生产主要依靠的还是集体时代的积累。
因此，合理的结论应该是：包产到户之后农业增产依靠的还是农业集体时期的遗产，没有这些积累，所谓的奇迹不会发生。虽然我们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增产，但这也不排除某些生产队的个例，可能它就是之前集体经济搞得不好最后包产到户之后，农业产量真的就突飞猛进了。但是对于人民公社建立得比较好的地方而言，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西方学者Louis Putterman等对河北大河镇的研究，Chris Bramall对于四川盆地的研究，韩东屏对山东即墨以及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他们都得出了包产到户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增长的结论。
包产到户真的代表的是农民的意愿？
官方常常将包产到户宣传成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自然而然地推广到全国，政府似乎处在一种妥协的状态。这种观点背后有着这样的意识形态：市场越自由，效率就越高，农民就越幸福。效率与自由似乎在目前的制度中能够得以完美的结合。那么包产到户的过程是不是真如官方宣传的那样呢？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我们只要查阅当时官方出版物，便可以在其中看到这样的表述，即明确而自豪地宣称包产到户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因此，包产到户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且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征。
判断政治化主要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因素是是否存在中央政府、党组织的直接干预。关于这一点，地方志的记录都很直接，那就是一般包产到户开头是推行不下去的，都是上面来人之后推动才得到执行的。所谓的自发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一种政治想象。第二个因素是包产到户是不是群众的自发意愿。当时似乎流行过一些民谚，譬如，“上面盼，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些都成为当时官方证明包产到户是民众自身意愿的证据。问题是为何每个省都创造出了同样的民谚？难道全中国农民在创作民谚这件事儿上想到一块去了？这显然都是杜润生所指导的农委秀才们想出来的话，硬生生套到基层农民的身上。这些是政治宣传的惯例，将中央政策推行不下去的责任推到了干部的身上。
那么，是不是基层干部在阻碍包产到户的推行呢？1980年小平同志直接表示“包产到户要搞一搞”，当中央都明确表过态后，干部还要对着干，坚持不搞包产到户的话，这分明就是政治自杀。但感人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很多干部宁愿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坚持反对中央的决议。譬如，上海当时明确提出“不分田，不分口粮田，不搞分产单干”，当然最后被上面批评之后，上海取消了所谓的“三不”。云南与上海的情况类似，被批评之后紧跟政策，开始搞包产到户。北京的例子更有意思。在人民公社时期，北京、上海的城市郊区，江苏、东北和新疆等地区的集体建设都发展得很好，因此北京大部分公社是坚持不包产的。全北京只有一个所谓的“冰棍队”，因为集体经济搞的很差，没有做出什么成就，就在北京率先落实了包产到户的政策，成为了北京包产到户的起点。胡yao邦看到了这个案例后立刻批示：“据我看北京郊区还有些干部对责任制不通，甚至以各种借口来抵制，这一定要教育过来。”北京的包产到户是靠着冰棍队和胡的指示才推广开来的。还有吉林省，当时吉林也不愿意搞包产到户，1980年万li副总理去吉林视察，在吉林直接说人民公社制度不好，要改革。但是很多吉林的地方干部都意识到如果搞了包产到户，把大机器、大骡马、积累下来的家底都分掉了的话，自己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就太大了。很多老党员当时讨论大包干责任制时甚至表示：“没有集体就没有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怎么实现共产主义！”
当时还有一些说法认为，很多干部反对包产到户，是因为干部们害怕失去对农民的控制。这些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分掉集体财产对干部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在公社时期积攒的人脉关系网络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如，集体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一般都是承包给干部或其亲友，投机的干部完全可以从中大捞一笔。不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是这样，从政治生涯来看更是如此。比如河北省的白石，在包产到户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搞农村技术研究的副处级官员，但在这个历史节点中他写了一些鼓吹包产到户的文章，迎合了当时的宣传需要，于是他一路高升，直接升至省委常委，后来他还写了篇《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的文章夸耀自己的这段经历。这说明跟上形势的好处是大大的，而中间有个顶门杠的说法是讲不通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为站出来为反对包产到户的干部正名，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私人利益，而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情感，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这样的例子很多，浙江、甘肃、河南等地都有。杜润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都曾直白地提到，在很多地方都是胡yao邦这样的重要高层政治人物亲自下去推，甚至直接更换地方领导人才实现包产到户的。
另外，从对集体农业的历史评价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端倪。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做了很多次重要的政治讲话。在“团结一致向前看，解放思想”这个讲话中基本上没有怎么提农业，他主要的关注点在城市在工业上。在1981年六中全会形成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他对文哥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但说到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时，他的表述却是“实现了稳定的增长”。在一个总体上很负面的评价当中，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评价。不过，如果承认了这一时期农业实现了稳定增长的话，那后面很多话就变得不好说了，所以后来无论胡yao邦还是赵zi阳，在十二大做政治报告的时候就改变了口径，说文哥时期，农业是停滞的，并且将停滞的原因归结为“左的错误”，甚至使用了“极左的错误”这种表达，换言之，他们彻底否定了集体农业的实践。
1984年之后全国农业产量出现了长时间的低迷，直到90年代初期才重新恢复到1984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吹得神乎其神的包产到户真正彻底实行之后，农业产量反倒下降了。在这一现实情况下，官方对集体农业的批判又说不出口了，开始说农业生产的增长还是依靠了之前集体时代的基础。1989年江ze民在国庆讲话上，没有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将家庭二字去掉，表述成“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传言说小岗村农民集体上书要求总书记把话讲清楚，还要不要家庭联产了，所以后来又改口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这些都只是故事。今天官方已经不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而是讲家庭农场好，土地要适当流转集中。经过这么一梳理后，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说法是大农场搞不好，中国农业太特殊只能搞小农场才有效率，但现在这些话官方也不说了，反倒是说大农场也行，土地像公社时期那么大也可以，但你要在老板的手下干，你不能是集体的。这就是政治风向的变化，不过我刚刚描述的只是现象变迁，如果要真正理解这些变化还是需要从具体的政治经济矛盾入手，尤其是要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情况。
包产到户实施前后的国内外形势
1、国内：城市工厂改革遭遇阻力
改革初期并没有把农业作为重点，当时的重点主要放在城市，毕竟按照官方的说法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指的就是工业化，学习的对象是日本、西德。但是工业领域的改革面临着很多问题，很多地方不是想改革就能改下去。1979年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工厂换了厂长，新上任的乔厂长是一位留苏的技术专家，他的爱人是厂子里的总工程师，他俩想一起改变工厂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让一千多个临时工下岗。他们希望以此提高效率，实现对工人更高的掌控，但这个改革最后陷入了僵局，因为工人群众写信向上级反映，认为这个厂长在瞎搞。这个小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以乔厂长为代表的改革派实际上很难再往前走一步。小说的结尾是上级给乔厂长打了电话，表示我们上级支持你的改革，下一个阶段安排你出国看一看国外先进的经验，回来继续改革。
我们从这个小故事中就不难发现，在经历了毛时代及文哥之后，城市的工人阶级拥有了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这时，如果按照城市改革的方案，也就是搞责任制，将权力下放给各个企业，让各个企业脱离统一的计划管理，成为相互竞争的关系来搞的话，这个改革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推动下去的，因为这系列的改革需要一个“听话的”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的情况下，将权力下放给各个企业本身，最终的结果就是企业只能不停地给工人发奖金，因此80年代早期是工人阶级待遇最好的时期。但是这么做并不能达到中央建立所谓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反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财政问题、通货膨胀、经济秩序的紊乱等等。
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他们亟需找到一个突破口推动改革开放，这个时候他们很自然地找到的一个点就是农村。相比于城市工业来说，农村确实面临的问题更多，虽然整个毛时代中国农村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很快，但人口增长得也很快。文哥时期虽然已经有了温和的计划生育制度，有了各种人性化的宣传，譬如“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但由于人口基数很大，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总产量在增长，但是人均产量增长得不快，甚至很多年保持持平的状态。除此之外，很多地方的农业机械化相当不足，农民无法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如果具体地去看各个地方的集体化案例，无论是杜润生还是韩丁做的调查都认同“三分法”，也就是地方上三分之一的公社做得好，三分之一公社一般，还有三分之一的公社不好。这些做得不好的公社就成了可以“突破”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毛时代人民公社在经济上实现了生产关系变革，但政治上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化，人民公社的等级化问题依旧存在。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农村就成为一个可以“突破”的口。此外，为将改革推行下去，政府还借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民具体金钱上的优惠等举措收买农民。我认为，这一系列的做法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自上而下的、有意为之的行为。
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对包产到户的宣传也颇有讲究。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是分田单干，反复强调只是对社会主义的改革，依旧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针对这一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就爆发过好几次争论，记者吴象（曾担任万li的秘书）就说，“当时很多同志提出意见，说包产到户如果搞不好，就会滑向分田单干，就会倒向资本主义”，他一面说，“这些同志的担忧是正确的”，但另一面，他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一旦到了具体的问题上，说法就又变成了一定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重中之重等等。这就是当时宣传的一贯手法。
那么，包产到户到底产生了哪些政治后果呢？首先，农业生产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消失了，被打散了的农民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言了。在以前农民群体还是一个需要被慎重考虑的对象，但是现在农民群体就已经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其次，工农联盟被打破了，农民告别人民公社之后就成为了工人的竞争者，于是作为城市工业改革硬骨头的工人阶级的地位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改革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何官方要将包产到户塑造为农民自发的、纯经济的、代表群众呼声的行为，我认为，这是对他们真正目的的掩饰。
从对农村的直接影响来看，包产到户导致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即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人均收入比例一直在上涨，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是2.2，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就到3.1了。据说近几年数据上已经实现持平了，可能还有一定的下降，但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另外，政府对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减少得非常明显。在70年代，政府的农村支出当中有40%的支出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1990年下降到22%，到了2010年也不过25%，这远不及集体时代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从中央财政对农村的开支来看，下降趋势也非常明显。
2、国际：世界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去革命化的浪潮
包产到户的中国故事并非中国特有，而是过去的一两百年间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经历的事情。单看二十世纪，从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到六七十年代坦桑尼亚，再到2000年的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这其实都属于同一波的改革。其核心是土地的再分配：把地主等不劳而获的人的土地剥夺过来，分给实际上在土地上耕种的人，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就是第一波的农村生产关系变化的主线。这是一个将落后的、反动的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变为现在更进步、现代的农村生产关系的过程。
将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现代的生产关系主要三种历史路径：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路径，出现了农业资本家和无产者，形成雇佣关系；第二个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集体，大家共同劳动，消除剥削；第三个实现小生产者，也被称作“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走民粹主义的路线，这一路线认为农民小生产者本身可以形成一种生产关系稳定下去，既不搞集体，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存在阶级，农民就是农民。这三种观点在土改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通过土地革命将旧的土地关系变革掉，但在土地革命之后三派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如果搞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鼓励土地集中、农民分化、市场竞争等等；如果要搞社会主义，就要像毛主义说的那样把农民组织起来，一起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如果是民粹派的话，则认为大家都太着急了，最好要等一等再看。
这一类似的局面也曾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毛时代，毛主席有着明确的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民粹派也会将土地改革的最终目标设定为社会主义。比如，邓zi恢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当时推进人民公社的速度太快了，虽然以后的确要搞社会主义，但是这么快，农民会不认可的。毛主席就批评了他，说他是“小脚女人走路”。刘shao奇就可以算作资本主义这派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农村应该扶植富农，发展资本主义可以先把生产力搞起来，当然他对于社会主义也有一个美好的预期，那就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我们再把它给剥夺了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也就是“猪养肥了再杀”。从五十年代早期一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派经历了好几轮斗争，但代表了普通贫农、下中农利益的社会主义这一派在历次争论中都可以站稳脚跟，并非因为他们的强大，他们的胜利取决于毛主席、中央层面的支持。然而，到了80年代，走资本主义这一派和民粹派合流，形成合力将社会主义这一派从议事议程上抹除了。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三派：资本主义右派、社会主义左派，民粹中间派。但是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派被消失之后，学术政治讨论中，民粹派好像就成为了左派。80年代之后的语境中，民粹派也不反对资本主义了，认为搞资本主义也可以，但是要注意搞资本主义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强调对农民要温柔一点、人道一点，但这并不妨碍它总体上是认可将经济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式的。
在世界范围内，情况也是类似的。在第一阶段，即使美国也会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搞土地改革，毕竟这可以避免共产革命。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土地改革就从国际机构的议程中去除了。主流话语强调，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可以很有效率，不需要再搞原来的那套土地改革了，只要有“市场基础的土改”就可足够了。毫无疑问，所谓的“市场基础的土改”实际上就是没有土改，更不可能有原先土改的进步性。在拉美，我们也可以看到民粹派的兴起，他们声称自己要搞的是独特的农民道路，但这背后的实质还是资本主义的大农场，其原因之一也是原来真正左的那一派都被排挤掉了。如果要在中国语境下找对应的人物的话，杜润生的门生周其仁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右派学者；当代左派也成为了民粹主义的代表就是温铁军，他既解构现代化大农场，反对搞资本主义大农场，但是也反对搞集体，他认为最好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他所谓的“千百年不变的小农经济”。
为何改革开放时期，农民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反抗？
90年代的国企改革侵犯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全国爆发了大量的反抗运动。但是为何被包产到户损害了切身利益的农民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反抗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70年代末期的农民群众还是相信政府相信党的，再加上前面提到过的政府强制性执行的手段和对农民的收买措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现象。
但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虽然人民公社在农业、教育、医疗上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成就，人民公社内部依旧存在着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又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
首先来看经济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当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不高，导致很多公社社员一年到头都看不到现金，到了年终结算的时候，甚至收入还抵不过支出，一直欠着社里的债。实际上这是中国当时实现资本积累的一个方式，中国要发展必须要有最初的积累。但毛时代的这个策略已经是一种最人道的选择了。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只要提高一下农产品价格，减少积累提高消费。因此，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真正不好解决的是政治问题。
这个所谓的政治问题也就是毛主席自己曾经提到过的等级问题：在社会主义工厂和村集体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得不到贯彻，如果农民和工人依旧觉得有等级，觉得自己被压迫剥削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实践是一定搞不好的。虽然生产资料已经是公有的了，经济基础已经是集体的了，但是如果生产关系不配套就会拖累发展。
我曾经采访过武汉的新四军老同志古正华，他做过多年农村调查，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湖北的一个县，一个生产队队长一大早要求一个社员去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修水坝，队长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这个社员的妻子也在场，向社员使眼色让他不要去，当时这个社员就不理解妻子为什么要阻碍他的工作，也就没有太当一回事，但是在前往水坝的路上，越想越觉得自己妻子的眼神不对劲，他就立刻回家，结果发现队长强奸了他的妻子。盛怒之下，他把队长赤身裸体地就绑起来扭送到上级，要求严肃处理。然而最终的处理结果却是上级又把队长送了回来了，给的理由竟然是因为生产指标还没有达到，我们一时也找不出能够取代他的人，我们还需要他，所以还是让他回来当队长吧。这个例子说明，在中国当时的环境里面，公社内部的等级的区分还是很难避免的，这也是后来搞文革的出发点之一。但是文革对这种等级化的生产关系的触动有多少？有的人很乐观，认为文化大革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则认为，这个运动最后只能是“风吹草”，好了一时而已。再举一例，当时有一个生产队，一个队里的全体领导在社员面前做自我审查报告，社员自由表达意见。但是审查大会开了三天之后，领导说革命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是回到日常的生产过程中，一切照旧。至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后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这就不是我们这次讲座涉及的话题了。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让部分农民对包产到户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似乎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能够从这种等级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再也没有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了。获得了自由、“平等”的农民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读80年代早期的一篇乡村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小说讲述的是原来村里面有个总受欺压的人物冯幺爸，分田到户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直起来了，种什么怎么种都是自由的，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在当时，这种“包产到户之后，原来公社时期的等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的观点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法。中央开取消集体农业的会议的时候，杜润生大谈公社造成了不平等，而薄一波明确说农村公社一样有剥削，言下之意就是把公社分掉就能解决剥削问题了。但从现在来看，公社集体分解之后，权力的分化和等级问题一点也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原来上级最多也就是指示你干重活，至少双方在经济上还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现在经济上的阶级分化非常严重。所以农村的包产到户并没有真正解决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面临的问题。
问答环节
问题1：目前的土地确权问题是中国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它意味着农村土地向私有化迈了一大步，有什么办法阻挡这个趋势吗？
答：首先，“土地确权”(land entitlement)很明显不是一个汉语常用词，这是很多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一个项目。它的理念是要将土地的私有化进行明确。虽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未有成功的反抗经验。很多国家的农民是分散的，在国家权力主导执行的背景下是没有办法反抗。
问题2：讲座中提到了大家对人民公社的不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关系中等级化、不民主，一方面是积累率过高的问题。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有的公社不存在干部的腐败问题？有没有干群关系良好的公社的例子？另一个问题是毛时代中国农业的积累率有多少？跟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积累率是不是真的太高了？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实际上经济单位的管理当中，社员并不期待老好人，这样的人也是搞不好集体的。公社的领导必须要有领袖气质，有权威、有想法，能够依赖群众，发动群众。我听说过一个小故事，有这么一个生产队，之前的干部特别的腐败，经济上多吃多拿，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对插队的女学生动手动脚。他们这个队搞得是一盘散沙，大家也是出工不出力。后来上面下派了一个新的干部，这个新干部坚持每天很早第一个上工，自己卖力干，主动主持村里的事情，抢在群众面前自己干，受了他的感染，村子的面貌有很大的改观。在其他生产条件都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当年产量翻了一番。后来这个干部生了一场大病，到了县里面看病住院，村里的群众都是走了一百里地去看他的。所以说换了一个领导，确实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针对第二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率的问题，如果看统计数字的话，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的分配的关系。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国家并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分配，完全都是农村自己承担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它并不在积累里面，但实际上还是靠农村的劳动力的大量累积建设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公社除了拿到的仅有的一部分收入之外，还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80年代之后农村再也做不了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农民已经组织不起来了。如果将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后期苏联的积累和消费比例中是消费的比重更大一些。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仅存的堡垒就是集体农庄，这些集体农庄坚持要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在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时候，苏联农村是最惨的也是死人最多的，但最后反而又是他们坚持捍卫集体主义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没有轻松的答案可以选。对于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要么是搞资本主义，少数人富得流油，有一帮狗腿子能够沾点好处，劳动者勒紧裤腰带，一代又一代，永无出路；要么是社会主义，大家都是劳动者，一起过平等的苦日子，而且过了最艰苦的时间，日子会越来好。搞积累吃苦是免不了的，就看是奔哪个前途去了。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会逐渐反哺农业，这个在毛时代的公社里面已经能看到了明显迹象了，比如大量发展的社办企业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高积累是必要的，而且是阶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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