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中国经济学界需要解放的一些思想

　　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从哪些思想中解放出来呢？

　　一、需要从一些名人的思想羁绊中解放出来

　　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些名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有的名人长期研究一个问题，看似专家，其实方法论从一开始就错了，并且坚持了下来。如有人长期研究比较优势，有人长期研究广义价值，有人长期坚持需求规律，等等。在我做学生的时候，看到这些名人，也是虚心学习，想要学到一些东西，可是，总是难以学到。后来，学习了、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从那些名人那里学到什么。他们只不过由于某种因缘际会，在学界获得大名，似乎如鱼得水。然而，他们的观点不仅是对国家不负责任，而且对年轻的学子不负责任。他们在马克思面前不值一提，即使碰到真正厉害的学者，也只能自取其辱而已。我们的学子有许多可以说求学无门，甚至在博士阶段也极为彷徨。在博士阶段有许多发表成果的，甚至借此获得很好就业机会的，实际上也并没有学会做真正的研究。为什么？因为他们并没有读过或者没有怎么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更不可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他们有些人是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但没有读进去。如果有人说，他在博士阶段就深通马克思主义了，只能是吹牛而已。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浸泡十年，就不可能联系中国实际，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在我们国家日益以工业化模式生产经济学博士学位、所授课程又以西方经济学为主的时代，你又怎么指望学生们去花大量时间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呢？有些同学买了《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放在身边，已经是很有灵性的了。他们不少在三四年中要发表两篇高等级期刊论文，才能获得博士答辩资格。我们的学生在本科和硕士培养阶段所受的研究训练很少，既不敢有太多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又不可能对现实有很多很深的了解、理解，又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博士阶段的两三年时间里写出真正具有价值的论文来呢？为了培养学生，夯实我国的学术，我们国家是需要推出真正有才学的教授的。可是，真正有才学（深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再加上较为深通国际实际）的教授又是少数，又常常不屑于、不擅长忽悠，不善于搞关系。因此，中国的学界被一些所谓的大佬滥竽充数的现象绝非少见。当然，我这里是以很高的标准来做此判断的。——想必当年马克思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师，去看当时欧洲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授，一定也是这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否则，马克思本人就不可能成为大师了。

　　我这里不是说自己是大师，我深知，像马克思那样写出《资本论》那样的作品，对我应该是不可能企及了。这主要是我在儿童和少年时期没有接受如童年和少年马克思那样好的教育，也没有马克思所生活的那种环境，也没有机会如年轻的毛泽东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没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实践机会。这就如同一个人若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没有接受很好的数学教育，就不可能成为数学大师一样。这个规律对于所有人都是成立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做的，只能是追寻伟人的思想，尽力地学习、尽力地吸收、尽力地继承、尽力地有所开拓，就已经很不错了。然而，我发现，学界的不少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学习，不是为了表达真理而研究，而是为了发表而学习，为了发表而研究。而当他们有了一些所谓的顶级发表之后，就感觉自己可以高高在上了，就可以目中无人了。他们没有想到、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顶级发表实际上是一堆垃圾。中国的大学甚至在鼓励着这种垃圾的生产。我怀疑，中国的大学是颇为无奈的，它们可能只是希望它们的制度在催生出一些垃圾的同时，也能够产生出一些重要的作品来。就如今天中国的投资界，投资十个项目，捌玖个亏损，只要有一个大赚就行了，就是投资高手了。我们就没有更好的大学制度吗？我们就没有更好的投资战略吗？当然是有的。我想，如果中国大学多几个如毛泽东那样的人，我们的大学制度会好得多；如果中国的投资界多几个如毛泽东那样的人，我们的投资战略会好得多。不是吗？任正非不就是努力学习毛泽东，办成了华为这个世界企业巨子吗？可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有多少人如任正非那样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呢？不仅没有多少人如任正非那样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反而有不少人反对毛泽东，比如那些公知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公知猖獗那么长时间呢？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列宁斯大林的一生、毛泽东的一生，与错误思想做斗争，都是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多种所有制并存作为一种基本国策。但这种国策一出，就有人只支持私有制了，甚至就反对公有制了。他们甚至走到完全私有化的极端，打着创新的旗号走到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极端。可是，面对这种理论上的进攻，在我们的大学，敢于直面亮剑的人只是极少数，而且他们在不断老去。直到十八大后，才有一定数量的年轻人起来。老实说，我们大学的许多教授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创新的。所以，一些年轻人从西方趸来一些思想、一些方法，教授们一看，还比较新，就发表了。这些年轻人这样就受到鼓励了，就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就把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创新了。而别人也有样学样。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被侵蚀了，侵蚀得距离颠覆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是十八大之前中国意识形态面临颠覆性风险的一种微观机制。有人坚持自己错误的理论在十八大之后依然不收手，让这些人改也是很难的。

　　二、需要从一些被误导的理念中解放出来

　　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的理念。有的同志总体上是不错的，但他们可能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坚持公有制，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会产生私有制？言外之意，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产生私有制有必然之理。这看似也是马克思说过的观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曾经表达过一种观点：既然生产力落后，阶级就必然产生，也就是私有制必然产生。马克思更是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毛泽东更具有辩证思维，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主要看重的是生产关系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也是在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才有大发展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现在看，毛主席的这种观点是对的。中国的资产阶级缺乏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因而很难形成系统的有效的斗争能力。如果中国经济由资产阶级主导了，中国可能再次战败。因此，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会产生私有制，而是绝不能产生私有制，即使产生，也不能让它做大。它要产生，你就斗争。你斗争足够了，它就产生不了了。即使斗争不够，产生了，也可以加强斗争，防止做大。你不斗争，它就必然产生了，而且必然发展了、做大了。特别是，如果如毛泽东当年设想的那样，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私有制必然产生。这是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就可以得出的结论。既然毛主席能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我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呢？有人说，那是因为初级阶段。难道1949-1976年时期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初级阶段的一个特征是生产力水平低。正是因为要解决生产力低的问题，才不能搞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才要搞能够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公有化。所以，初级阶段理论不是搞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理论依据，而是搞公有化的依据。一旦搞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不仅生产力发展受阻，整个国家必然腐败成风。因为既然私有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必然降低。而且，国有资产的唐僧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得上的，结果只能是官商勾结、“政府-企业-银行”三位一体、道德沦丧，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由低生产力推出应该主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恰恰是背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中国生产力低（不但生产力低，而且一穷二白），就搞较长时间的资本主义。毛泽东恰恰是掌握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有多少人认可毛主席的这个逻辑呢？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搞活经济”。列宁曾制定了新经济政策，但大约两年之后，就明确提出停止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太强大了。一旦开了口子，发展一段时间之后，仅仅靠党派控制，就不可能了。党都被污染了！所以，斯大林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被后来人大大忽视了。

　　这里还有一个理念问题：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社会主义当然需要改革，去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是改革。但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改所有制结构了。朝鲜、古巴为什么没有动？我认为，他们是很懂马克思主义的。一动所有制，就形不成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了。因为这时，人们开始更多地直接听命于资本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会出问题，但资本主义化的问题更大。改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矛盾会更多、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改革方向非常重要。我们在80年代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否有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无处无时不在。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就搞私有化的改革。解决矛盾是要时间的，罗马非一日建成的，乱改革反而更建不成了。假设中国资本主义化了，就必然给美国收割中国的手段了。比如，美国已经利用中国私人企业经营手段（内保外贷）、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知识产权等等收割中国了，而且收割很多了。中国是要开放，但开放也有不同的方法。现在，中央已经提出了高水平开放的理念了，也已经提出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了。

　　三、需要从一些错误的逻辑中解放出来

　　有同志认为，分工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没有分工，哪儿来的交换？没有交换，哪儿来的价值？马克思早就明言，交换只是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价值之所从来。价值就是来自于抽象劳动。还有同志认为，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范畴，言外之意，它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等其它社会形态。马克思当然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提炼和运用了价值这个概念。但只要有劳动，就应该有价值。在封建社会，也有价值，只不过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明确、确定。古代丝绸之路和明清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所获得的利益很显然也可以用价值来解释。而且，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资料作为人类存在的基础，而主要的物质资料（如粮食）的生产离不开劳动，所以，认为在分工并不发达的古代也有价值范畴的观点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认识到古代也有价值范畴，再考虑古代的劳动分工是很少的，就可以质疑把分工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我知道，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分工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只要人需要活着，就需要劳动，就会有劳动价值。所以，中国古代君主非常关心人口的多少。人口多了，生产的粮食就多了，价值就高了，与分工没有多大关系。进而，我认为，分工只是价值实现的一种条件。

　　由此可以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也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不管有无分工，劳动因为内含了抽象劳动，就一定形成价值。比如，你不能说，某个非常细分的行业内部的劳动不形成价值。只能说，这个行业的存在和运转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转需要分工。西方经济统计学有一种归算价值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之下，家庭妇女的家庭劳动甚至不算是社会劳动，但也有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也就知道，价值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范畴了。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也要谈价值。

　　四、需要从片面重视数据的迷思中解放出来

　　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学界有一种错误的但在近期正在得到纠正的倾向：过于重视数据。这种错误倾向被一位学者概括为“非计量不学术”。理工科研究需要数据，但也非尽然。比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并不依赖大量数据，而是仅仅依赖如光速数值这样的基本的数据。经济学当然可以研究数据。但（基于计量经济学的）数据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就成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如此之多，如此之大，根本不需要什么数据，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计量，就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了。与这种计量研究相比，我认为，更高价值的研究是理论研究。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我做的基本上都是理论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只需要一些大面上的数据就行了。毛泽东的许多研究也不是数据研究，而是分类研究。大领导们也不会纠结于具体的数据。他们只要做好宏观的把握就够了。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学界已经开始重视理论研究了。

　　在西方的方法论中，有一个表达，理论是压缩数据的。理论就是数据的抽象化。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专家也认为，大模型是压缩数据的。这些观点都不把数据研究作为唯一重要的经济研究。更不用说，我们国家流行了一二十年的数据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重大问题了。

　　五、需要从对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药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在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理论界和政策界，有一种对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药方的迷信。这种迷信以为，只要找到好的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当前，这种政策迷信发展到有人认为，只要有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稳增长。更有人认为，只要继续放松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就可以稳增长。然而，正如一位清华学者所指出的，“当前非公经济面临的困境不是国家政策造成的，也不是我们反对剥削造成的”，“松绑并不能解决非公经济发展的问题。非公经济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像华为、福耀那样走高技术发展的道路，另一个就是与国有资本融合，逐渐向国有经济方向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西方经济学中，虽然也有对政策重视的理论，然而，西方经济学极少有阐述科技发展规律的，即使有，也没有占据主流。西方经济学中更是很少有支持公有化的理论，相反，盛行的却是支持私有化的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他们最主要的政策指向是公有化。与之相反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批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消失了。这难道真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意蕴和政策指向吗？

　　中国亟需从对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药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六、结 论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没有在经济思想上的上述五种解放，中国内需不足、两极分化、环境保护、社会团结、普遍的抑郁、坚持党的领导、经济学话语体系、理论的建设等许多问题是难解的，甚至是无解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