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满：最近关于莫言的争论或许还有更大的意义

　　最近，围绕莫言的争论引发网络舆论大潮。历史地看，莫言的文学观其实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文化界发生的全盘西化一幕有着重大关联。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部电视政论片，这是一部彻底否定黄河文明、中国龙、万里长城、黄皮肤、黄种人、中华民族而希望中国全面拥抱欧洲蓝色文明的电视政论片，中国也在这次最彻底的文化否定大潮中走到了最危险的崩溃的边缘。

　　与此同时，莫言及莫言们走上了中国文坛，只不过那部电视政论片最后被否定，那种彻底否定中华文明的思潮得到了遏制。但莫言及莫言们、方方及方方们仍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甚至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某种象征，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作为我们社会的标杆，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反思。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授予莫言文学奖时的颁奖词是：“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感觉，情爱、欲望和残酷，并且经常超越社会和政治的层面。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言的色彩，它们既是人的寓言，也是当代社会的寓言。”“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莫言创作了一片魔幻般而又真实的世界，这是人类某一存在方式的反映。这一存在方式描绘出了人类难以形容的生活状态。”

　　这段颁奖词通篇都是用西方式的政治语言来赞美莫言的作品，其中不乏“历史及其谎言”、“政治虚伪”、“剥夺后的贫瘠”、“快感”、“揭露黑暗”、“情爱、欲望、残酷”、“人类难以形容的生活状态”等等，如果我们去读一读莫言那部送给他母亲的作品中的“母亲”与西方传教士做爱的赤裸裸的性爱描写，就会知道什么叫莫言式的“快感”、“情爱”和“欲望”，他笔下的“母亲”通过与西方传教士的做爱完成了人性的救赎。正如李敖所说“你不出卖自己的祖国，你就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换在莫言这里，这句话可以变成，你不出卖自己的“母亲”，你就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的作品充满了淫邪、阴郁、愚昧、丑陋，他本人并没有经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段历史，但他却将那段历史当作了信史来写，充满了对侵略者的同情和对中国人的蔑视，更令人不齿的是，他的作品充满淫秽不堪的性描写，特别是用这种笔墨去描写“母亲”，这不仅是一种亵渎，更是一种污蔑。

　　莫言说：“文学就是要揭露黑暗的，就是要批判，不能讴歌。”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史，从诗歌源头的《诗经》到屈原的《天问》再到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全都美好而不淫邪，光明而不黑暗，到唐诗宋词，更是有各种赞美山水、爱情、亲情、家国情，即使是汉乐府、杜甫的三壕三史、明清小说《二十年目睹官场之怪状》、《儒林外史》有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但也充满忧国忧民之情，而且揭露也只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小部分，绝不能说文学只能揭露而不能讴歌，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中即使有揭露也绝没有邪淫，淫邪绝不是也从未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更重要的是，莫言对中国是只揭露只批判，不讴歌，对日本却不揭露不批判只讴歌。

　　莫言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的丑化是他那一代作家中的集大成者。鲁迅无论怎么描写我们国民的麻木愚昧，却总还有期待，有善良，有光明，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莫言的作品中充满了彻底的失望与黑暗，他不是揭露黑暗，不是批判现实，而是要向外界展示一个非真实的变态的黑暗、丑陋、肮脏。

　　那个年代的莫言并非他一个作家如此写作，而是有一大批作家如此写作，他们充满了对我们民族和国民的鄙视和嘲讽。可以说，这种阴暗心理影响了一代甚至两代作家，那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伤痕”，而且是一种文学灵魂的沦丧，他们想要制造并批判这个民族及国民的污点，来实现自己文学和灵魂的救赎。

　　当我们走过那个年代，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当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开始复兴，当我们不再以一种鄙视的眼光、阴暗的心理回看我们国家、民族和历史的时候，便会重新审视曾经令我们无限仰视、无比崇拜的西方文化，我们就能从整个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中发现，那些所谓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武器，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并不是真的具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而只是具有政治属性的文化工具，正如诺贝尔和平奖也并非都是授予维护世界和平的人，而是授予那些维护西方价值观的人。中国作家何其多也，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为什么独独要将这一奖项授予刻意以魔幻主义方式丑化中国社会及国民性的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的价值体系中，政治是前提，文学只是后缀。诺贝尔奖评委会选择莫言，只是因为恰巧莫言的作品能够充当西方丑化中国的工具。

　　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是什么崛起？是文化崛起，是文化自信，是夺取文化话语权的主导权。诺贝尔文学奖真的只是文学作品质量高低的评判？绝对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是西方文化在文学领域占据的话语权高地，是他们制定文化和文学标准的文化霸权。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作品符合西方所需要的对中国发动文化战争的需要，符合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标准，并不代表他就是中国作家中公认最厉害的作家，也并不代表他的作品是中国作家中公认写得最好的。

　　当我们所有作家都追求、趋同这种范式、这种标准进行创作的时候（中国电影界的某些代表人物也曾为了在西方获奖而拍摄这种类型的样式的电影），所丧失的不仅仅一个作家的风格，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作家的良心。中国虽然一度很贫穷、落后，中国人虽然一度很卑微、普通，但绝不丑陋和下贱，中国人始终是善良、坚毅和纯朴的。我以为中国作家就是要讴歌这种善良、坚毅和纯朴，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刻意夸大中国人的贫穷和落后，刻意暴露中国人的丑陋。文学最终是人学，是作家内心的观照，莫言的文学观可以存在，但不是社会主义文学观，不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观，如果我们放弃具有中国风骨的文学观而都去追求莫言式的文学观，那么中国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低贱最丑陋最无存在价值的一群人。

　　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文化的沦丧是最彻底的沦丧。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中学课本曾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的一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小说讲述的是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强行割让的一所乡村小学在上着告别自己母语的最后一堂课，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来展现整个沦陷区的屈辱和对自己故土的深切的思念。是的，征服者踏上被征服土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屠杀那些反叛者，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改变被征服者所使用的语言。西方殖民者踏上拉丁美洲之后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消灭拉丁美洲这块土地上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现在拉丁美洲人使用最多的语言是殖民者的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这就是最彻底的文化征服。当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也同样是推行日语，学校里必须使用日语而不是汉语，这种对语言和文化的征服才是最彻底的征服。

　　中国文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沉沦的？我们不能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曾经发生过的剧烈动荡的一幕，那部彻底否定黄河文明、中国龙、万里长城、黄皮肤、黄种人、中华民族而希望中国全面拥抱欧洲蓝色文明的电视政论片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莫言、方方只是其中的代表。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想要彻底摒弃中国文化、中国道路而拥抱西方文化，走西方式道路。所幸的是，中国在最后一刻及时刹车，守住了最后的阵地。

　　虽然中国并没有走上那条极其危险的道路，可那股全面否定中华文明、中国文化、肤色、种族的暗流并没有消失，直到今天，那种仰视跪拜西方文明、贬低否定中华文明的思想仍然刻在我们某些中国精英们特别是一些知识精英、文化精英的骨子里，如同在他们的思想上打上了一枚钢印，三十年多过去了，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并没有抛弃对西方文明的盲从与跪拜，我们国家、民族仍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自信，西方也从来没有忘记要像搞垮苏联一样搞垮中国，击毁中国，分裂中国，消灭中国。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被其它民族、其它文化打上思想钢印，就再难去除那枚思想钢印对我们的影响和束缚，当新的八国联军对中国发起新一轮文明战争、文化战争，我们仍然难以挣脱那枚思想钢印的影响，仍然难以摆脱我们一些人曾经跪拜的西方文化的束缚，仍然难以重新建立起对自己国家、自己民族、自己文明和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今天，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复兴中国文化，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仍然是对我长江黄河文明的坚守，所缺的仍然是对生生不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坚守。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极为恶劣和严峻，我以为相对于国门之外的虎狼强盗，我们更应该担忧的是国内的文化沦陷和文化自信的丧失，是国内的一批文化奴隶、文化汉奸。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明自豪，丧失文化主权，我们即使拥有再多先进武器装备、拥有再强大的军队也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文化战场相对于军事战场更危急，更紧迫。

　　我们所面临的其实是一场文化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我们能打赢这场文化战争吗？我想，这次我们所需要的是大众而不仅仅是知识精英的觉醒和参与。

　　从这个视野和这个角度看，关于莫言的争论是有益的，必须的，及时的，但这只是我们文明复兴、文化自信进程中的一个点，未来仍然道阻且长。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李光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