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我的妈妈是越南新娘，我要让她感到骄傲”

　　张正敏1996年出生，在去往她家之前，通过断断续续的交往，我大致知道她的情况。2016年11月的一天，正敏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我看到了一张明亮而灿烂的脸，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

　　正敏来自广东F学院劳经系，和我教过的冉辛追是同一个专业。我没有给她上过课，和其他孩子的拘谨不同，初次见面，正敏大方而坦然，她向我讲明了来意：妈妈是越南人，小姨和婶婶也是越南人，她从小在越南人堆中长大，从小就感受到了外界对越南女人的成见。进到大学，她想和同学申请一个课题，研究村庄的越南妈妈。正敏说，她看过我写的东西，认定我是全校最适合指导她的人，希望我能做她的项目导师。

　　我想都没想，答应了她的要求。这样，因为写作的机缘，我意外多了一个走得很近的学生。正敏聚焦的对象是越南新娘，其中包括自己的妈妈，在我看来，她选定这一群体，本身就隐含了回望和梳理自己成长经历的隐秘动因。在正敏的描述中，我大致能勾勒出她成长的若干轨迹：一家四口，妈妈来自越南，爸爸是粤西山区的农民，哥哥初中没有毕业，她是村里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学生，也是小学班级唯一的本科生。

　　2017年12月1日，离期末考试还有一段时间，正敏和我难得都有空闲，在他们课题进行大半的时候，我终于找到机会去他们调研的村庄走走。

　　裸露的家

　　爸爸知道正敏要回来，早早去镇上买了一只鸡，此刻正在厨房忙上忙下。刚进门，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映入眼帘，花白的头发稍显凌乱，他回转身，见到礼彬和我，腼腆地一笑，没有说一句话。正敏放下行李，走近灶台，麻利地点燃一些竹片，柴火立即燃烧起来。不到一个小时，饭菜便端上餐桌，爸爸明显松弛下来。

　　直到坐下来吃饭，在简陋而阔大的椭圆形餐桌旁，我才留意到正敏家房子的层高，远超一般住房。屋内几乎没有任何装修，墙壁裸露出原本的砖红色，砌得极为平整、结实。通往二层的楼梯，没有装扶手，可以看出预制板的底色，安全起见，边上稀疏地竖起了细细的钢筋和木条。房子的布局，在当下的小镇极为常见：长条形，纵深长，宽度仅五六米。因单层面积有限，正敏和哥哥的房间，都安排在二楼。整栋楼，除了正敏的房间有一扇旧门，其他房间还是毛坯状态。

　　整体而言，房子又高又瘦，墙面整洁、挺括，地面干净，简陋到极致。“裸露的家”。厨房是家里唯一能看出装修痕迹的地方。洗手台保留了原始的预制板，烧火的灶台上，贴了暗红色瓷砖。正敏曾经提起，“我妈外出了几年，觉得不妥，回来搭建了一间厨房，说是要将家里的火生起来再说”，由此推断，厨房的装修，是妈妈刻意而为。

　　火生起来了，妈妈走了。妈妈走了，家里到处都是妈妈的影子。正敏和爸爸、哥哥一样，七八年来，依然被妈妈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房子庇护。这个家，妈妈再也没有回来，家里有她已经长大的两个孩子。置身屋内，我第一次体会到“家徒四壁”的含义。当正敏告诉我，面前简陋而坚固的房子，从地基到屋顶、从砌墙到厨房的装修，全部由妈妈一个人徒手完成，我内心唯有震撼。

　　我突然理解眼前的女孩此前和我说过的很多事情。我也突然理解，相比男生的爽快，她在邀请我去家访时，为什么总有更多的犹疑。

　　是正敏的信任和坦诚，让我拥有机会，感知到她这样的孩子，其生命的底色和艰难。

　　第二天，按照计划，我们准备前往正敏调研的主要村庄——她出生的小水村。

　　小水村位于陂面镇北面，距离镇中心大约十三公里，离阳春市约六十公里，山地面积占到百分之七十，四面高山环绕，仅有一条马路与外界相通，村民大多以种植橘子、丝瓜、茄子、苦瓜等农作物为生。

　　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小水村（图片来源：新华社新媒体)

　　正敏原来的家，位于小水村的一个偏僻角落。陂面镇的房子，尽管极为简陋，在正敏心中，却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正是因为妈妈的坚持，十岁那年，她终于离开了偏僻的大山，来到了便捷的小镇，她上学的时间，从步行一小时的山路，变为步行五分钟的水泥地面。

　　正敏家的房子，掩映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从山顶往下看，因常年不住人，房子早已被缠绕的杂草和树枝吞没，到处爬满了青藤，“我家的老房子早就被树啊、藤啊缠住了，房子都塌了”，面对无处下脚的路，她本能地提防随时蹿出的蛇。在正敏记忆里，小水村的旧居仅有三间房，一间厨房，一间杂物房，一间卧室。卧室里放了两张床，正敏和妈妈睡一床，爸爸和哥哥睡一床。实际上，自从离开村庄，正敏几乎没有回过家，她很难相信，自己生命中的最初十年，竟然在此度过。爸爸将手扶拖拉机开往小镇后，这个比之陂面镇更为简陋的家，已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尽管早已搬离，村里依然有正敏的亲人。1992年，妈妈被姐夫的家人骗到中国贩卖后，正敏的爸爸以两千八百元的价格将她带到了小水村。对于广东越南新娘，我曾从李沐光那儿了解到一些信息，带正敏做课题后，我才知道，除了台山，阳春也是越南新娘的重要聚集点。

　　2018年7月5日，正敏爸爸中风，妈妈远道回来照顾，在返程外出打工的途中，因没有身份证，妈妈买不到从镇上到广州的汽车票，正敏只得叫一辆顺风车将她送到学校。这样，在广东F学院，我和她妈妈见了一面，她很自然地提到当年被卖到广东的情景。

　　从1992年算起，正敏妈妈来中国已经二十五年，她实际出生于1975年，到中国时仅仅十七岁，但在正敏记忆中，妈妈出生于1973年。妈妈的故乡在下龙湾的一个渔村，家里十姊妹，在越南人眼中，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邻国，不啻寻梦的天堂。她一直想去中国打工，姐夫的姐姐得知她的心愿，以此为由骗她离开家门，其实早已暗中联系好了买家。哪料在路上，两人都被同伙卖掉，最后辗转到了广东阳春的大槐农场。因年龄小，身板瘦，她在农场经受了三个月语言不通、身无分文、担惊受怕的煎熬，被正敏爸爸带回家。

　　阳春的小水村，比越南的故乡还要穷，“我以前从没挨过饿，但这里大米都没得吃”。习惯海鲜的胃，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就木薯配稀饭。妈妈过不惯，天天都想逃跑，“但跑不掉，一个人跑，全村人都去找”，此后，家里一直派人跟踪她。直到生下正敏和哥哥，妈妈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她抓住一切机会干活，甚至学会了犁田，和她同时来到中国的好几个女子，生完孩子后，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再也没有回来。

　　从时间看，1990年代初期，正敏妈妈算得上小水村的第一批越南新娘。不少人生完孩子回家探亲时，会从家乡带一批姑娘过来，这样，2000年前后，小水村形成了越南新娘聚集的第二个高峰。妈妈多次偷渡回家，共带回三个姑娘，其中就有自己的小姨。小姨嫁给了邻居，其他两个，一个嫁给正敏的叔叔，还有一个嫁到了镇上。

　　玛格南镜头：独自等待的越南新娘（图片来源：IC photo）

　　如今，正敏一家早已搬离村庄，但婶婶和小姨还居住在原来的地方。正敏从小在越南女人堆中长大，跟随妈妈知道她们的很多秘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曾经熟悉的越南话，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在做课题的过程中，正敏统计到小水村共有十六位越南新娘，知道彼此盘根错节的关系。2017年8月，正敏去当地派出所，想给妈妈弄个户口，从政府回复的消息推断，陂面镇像妈妈这样的越南女子，多达一百一十位。

　　不管是身份歧视，还是留守儿童及单亲孩子的聚集，无不显示了这一历史沉疴，在经济贫困与孩子教育维度所面临的危机。每次看到哥哥、堂弟和堂妹，很多时候，正敏会恍若梦中，她很难想象，自己竟然走出了如此闭塞的村庄，来到广州成了一名大学生。

　　背后的妈妈

　　正敏曾用两句话概括自己的求学过程，一句是“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另一句是“我能上大学，都是因为我妈妈”。她小学二年级在小水小学读，三年级到六年级在陂面小学读，初中上的合水中学，高中到了阳春市，然后到广州上大学，历经了一个农村孩子最为常见的求学路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意外，都会中断求学过程，正敏之所以能从偏僻的小水村来到广州念大学，离不开妈妈的强大支撑。

　　正敏六岁时，妈妈坚持一定要回越南看望家人。“她走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怕她不回来，我追着摩托车哭，一路跑一路哭，那个场景永生难忘，好像和妈妈生离死别一样。”庆幸的是，半个月后，妈妈说服家人回来了，同行的还有外公。

　　生下孩子放弃逃跑计划后，妈妈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活。在山村，家里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种橘子，二是爸爸开手扶拖拉机运木材。种橘子的收入不稳定，好几年，将成本和人工去掉，根本没有太多盈余。正敏至今记得，小小年纪就随家人去到各个山头，拖着两三百米的软管，在橘子树的杂草中喷洒农药的艰辛。在正敏六岁前，妈妈除了正常的家务劳作，一直兼做副业外出砍竹子，每天傍晚，她和哥哥最开心的事，就是在知了的叫声中，听到妈妈回家的摩托声。

　　2005年，家里的橘子获得了意外丰收，加上砍竹子的积蓄，妈妈的第一个念头，是带孩子们离开村庄。她并非意识到村庄的教育质量和镇上日益拉大的差距，离开村庄，纯粹是不忍心孩子们往返校园的艰辛：“两个孩子太可怜了，上学走那么远、那么辛苦，早上拎过去的粥、饭，到中午变馊就不能吃了。”爸爸不愿离开，父母协商不成，“妈妈一意孤行，到镇上去打听，得知有人出售老房子。她拿着身上仅有的两万块钱，东凑西借，筹够了三万多，逼着爸爸去签字买下了隔壁镇上的老瓦房”。正敏由此离开了小水小学，来到了离家五分钟的陂面小学，对她而言，这是从“最农村”的起点，向上前行的关键环节，“至今我仍旧感激妈妈当初的决定，因为她，我才能够接触到更好的学习资源，才有今天的我”。

　　直到今天，正敏回想起镇上求学直到初中毕业的经历，她对学习上面临的挑战始终无法说清，但围绕一个贫寒之家经济来源的窘迫细节，却让她刻骨铭心。妈妈带领全家搬到陂面镇后，正敏和哥哥上学方便了很多，但生活条件并未获得太多改善。爸爸依旧进山打理橘树，刨去成本，收成最好的年份不超过一万元。妈妈则马不停蹄地找了一家鞭炮厂，每卷一百根鞭炮，收入三块五，一个月最多能赚三百元。与此同时，她还找了两份散工：一份稍稍固定，每个月4号、7号、10号去饭店打杂；另一份则为随叫随到的建筑小工。

　　2012年，隔壁家的房子要重建，正敏家的墙壁与之相连，这就意味着住了七年的老房子必须拆除。面对刚刚还清的购房债务，十几万的建房款犹如天文数字，让全家人发蒙。爸爸骨子里怪罪妈妈，面对迫在眉睫的难题，他没有选择分担，竟然袖手旁观；妈妈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为了省下高昂的人工费，她根据工地积累的经验，亲手建房。

　　越南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剧照（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2018年，我在学校和她见面的时候，曾经聊过建房子的细节。妈妈记得自己买砖、买水泥、买钢筋的任何一笔开支，记得自己跟着隔壁的砌墙师傅，学着挖地基、和水泥、一寸一寸将墙垒起的过程，“整栋房子，都是我自己做的”。她唯一的心愿，“是希望家人有一个地方住下去，有一个地方不遭风吹雨淋，其他再慢慢打算”。房子做到一半，没有钱建屋顶，她不顾体力的极限，选择外出打包装废纸，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月，换回五千元，屋顶装好后，房子终于建成。

　　正敏曾经细数过妈妈干过的活：种橘子、上山砍木头、为纸厂砍竹子、卷鞭炮、织蚕架、去黑工厂打小工、去饭店当服务员、到工地搅拌水泥、打包废纸装车、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场顶着烈日采茶叶，多年的足迹，遍及阳春、肇庆、福建和浙江。这所有的工作，没有一件可以持续、稳定地为妈妈提供过得去的收入，因为没有身份，散工、高强度、不确定，成为她职业的明显特征。

　　高中每年的学费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个月的生活费需要五百元，为负担这些硬性的开支，妈妈必须外出打工。爸爸对女儿念书的态度非常消极：“跟我呢，我不能保证有钱给你读书，跟你妈，你就等于把你妈妈卖了拿钱读书！”留守小水村的叔叔，也曾旁敲侧击地追问正敏的成绩，总是向她灌输，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希望她早日放弃高中的学业。在极大的学习压力中，正敏不但无法从父亲这边获得经济上、情感上的支撑，还要花很多心力对付这些负面情绪的干扰。更让正敏烦恼的是，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从她念高中后，得知妈妈在支持她读书，开始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

　　和正敏交往多年，她几乎很少谈及高中学业的紧张和辛苦。结束当天的走访，我和她回到房间休息，正敏突然郑重地和我说：“老师，我拿点东西给你看。”她熟练地打开一个旧柜子，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先是拿出上面的奖状及证书，最后从底部掏出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知心”牌圆珠笔，当红红的奖状、证书堆满一地，空管的圆珠笔呈扇形摆放在地面时，就如听到房子是妈妈徒手建成，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电击般的触动。我仔细数了数：获奖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圆珠笔接近两百支。

　　在两代女性之间，妈妈徒手建起的房子，正敏无意识保留的空管圆珠笔，就是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山里走向城市念大学，在世间打下的真实烙印。

　　从小水小学到广东F学院，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但跨越这三个小时，却要一个母亲隐匿起来从事无数种卑微的职业，需要一个瘦弱的女孩竭尽全力优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父亲与哥哥

　　正敏爸爸1963年出生，当年全家凑满两千八百元，支持他从大槐农场去买一个越南新娘时，他已经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大龄青年。从年轻时的照片看，爸爸高高瘦瘦，尽管眼神胆怯，长相还算周正。爷爷去世早，爸爸兄弟几人窝在闭塞的小水村，全靠奶奶拉扯长大。除了大伯适龄结婚外，其他兄弟都是单身。和妈妈比起来，爸爸从事的职业要简单很多。结婚后，他人生的目标，不过因循祖辈的路径：从事传统的劳作，守住村庄几间泥巴房，生儿育女，度过一生。妈妈的想法和他不同，从落到村庄的这一刻开始，她的人生目标就是逃离，在生完孩子放弃独自逃跑后，她的人生愿望，变成了通过教育带着孩子们一起逃离。

　　2005年，妈妈执意前往小镇购买三间瓦房的举动，暗中拉开了全家人离开小水村的序幕。对妈妈而言，这是她的主动选择，对爸爸而言，离开山村去适应小镇，则成为他必须面对的人生挑战。他从来没有想到，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偏僻的山村，他人到中年后，还得顺应大势，被动融入城镇化大潮裹挟的流动性变迁之中。

　　在小镇定居的前两年，爸爸的生计，依然是回到村里种植橘树，但收入终究不抵支出，最后只得无奈放弃。好多年，爸爸一直没有固定职业，全靠妈妈四处打散工支撑生计。直到因建房导致两人彻底决裂、妈妈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后，爸爸才随着小镇工厂的增多，在附近找了一份工作一直干到今天。

　　正敏理解爸爸的辛劳，但也不否认对他的心结。从上高中到念大学，爸爸没有出过一分钱，让正敏难受的是，妈妈离家后，好几年时间，爸爸始终逼迫她站队，仿佛妈妈的离开，正敏洞悉其中的秘密。他不认为女儿读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高二寒假临近过年时，哥哥经常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带回家，喝醉胡闹，严重影响了正敏的学业，以致她不得不去小镇的旅馆躲避，而爸爸始终一言不发，并未制止哥哥的行为。

　　央视纪录片《姐姐》剧照（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更让正敏恼火的是，高三那年，每次月考前，爸爸都会打电话过来，论调和叔叔一样，宣称女孩子不用读书。正敏考上大学后，爸爸毫不掩饰，希望女儿早日毕业，尽快挣钱将家里的房子装修好，帮助哥哥成家立业。爸爸对大学的理解和想象，依然停留在八十年代，他以为女儿只要手握大学文凭，就能解决家里的一切问题。

　　直到今天，正敏都无法确认爸爸是否爱自己。我在家访时，曾当面问爸爸，是否去广州看望过女儿？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时间”。正敏不知道爸爸最远的足迹曾经去过哪里，在最近的血缘关系中，双方好像从未在同一轨道并行，“从小到大，我不能理解他的很多举动，而他可能连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都说不清，更不知道我在哪所大学念书”。

　　正敏的哥哥，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第一天到达正敏家，当天的晚餐，哥哥并未出现，直到晚上快九点，一个身材瘦削、头发吹得高高的年轻人，伴随轰轰的摩托车声音，在街灯的映照下，从进深极长的门廊一直走进饭厅。

　　对正敏而言，“借钱”是她和哥哥最深的关联。初中辍学后，哥哥一直没有好好干过活，也从未意识到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他行踪不定，要不突然去外面待两个月，要不突然身无分文地回到小镇。在外面打短工时，只要和老板、同事有一点点矛盾，就二话不说收拾衣服回家，连本该领取的工资都懒得理会。回到镇上，能干的活，也无非是偶尔帮小学的同学装装不锈钢门窗，或者帮忙去外面讨点债务，运气好，讨回了债，当天就会去镇上花完。

　　没有稳定的收入，哥哥认定的开销，却一点都不能含糊，手头紧张时，他会将目光投向正在求学的妹妹。得知妈妈打工的收入主要拿来供正敏念书，从上高中开始，哥哥更是理直气壮地找她要钱，到正敏上大学，哥哥变本加厉。

　　大一时候，哥哥借车驾驶途中出事，一筹莫展中，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逼迫妹妹拿钱，正敏拿出仅有的生活费，很生气地交涉，“我给你这两千块，我买断跟你的关系，以后别来找我！”可事情没有任何改观，考驾照，找妹妹要钱；想换手机，还是找妹妹要钱。正敏帮爸爸缓解过一次迫不得已的债务危机后，哥哥仿佛看到了妹妹的能量，每次遭到拒绝，便声嘶力竭地怂恿妹妹找别人借，“每到此时，我内心特别害怕，充满了恐惧，总感觉爸爸和哥哥，在拼命将我往下拉”。

　　正敏曾鼓励哥哥去外面打工，让他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她通过朋友的关系，在宁波帮他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哥哥一句话就将她戗回：“去那么远干吗，有便宜捡吗？”我后来才知道，在到达她家的第一天，正敏爽快接受哥哥的邀请去歌厅，是希望我能借此机会，不动声色劝说哥哥去外面打工。

　　在正敏看来，通过自己的大学老师和哥哥交流，也许效果会好一些。

　　多年来，面对爸爸情绪上的干扰和哥哥不断借钱的压力，正敏坦言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底洞，“这样下去，我以后怎么嫁得出啊？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三点钟，我以后怎么办啊？”在切身感受到家庭持续、细密的压力后，正敏彻底理解了妈妈的选择并庆幸她的逃离。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妈妈尚且有逃离的机会，而自己作为女儿和妹妹，压根没有办法躲避家庭隐匿的暗礁。

　　逃离生命的暗礁

　　如果说，妈妈的支持，给了她通过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和可能，那爸爸和哥哥的牵扯、妈妈“越南婆”身份让她感受到的不公，则构成了正敏成长过程中看不见的暗礁，而她主动逃离生命暗礁的行动，则让我从教育要素的层面，看到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起点出发，一步步往前走的坚定勇气，更看到了正敏充沛的“个体能动性”，对原生家庭魔咒的成功破除。

　　哥哥将自己的不求上进，归咎于妈妈的离家出走，正敏从小目睹妈妈的努力和挣扎，认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哥哥怪罪妈妈的离开让他没有心思做事，正敏反问：“我和你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样子，你却成了那样子？”

　　正敏刚上大学时，看到小学的好几个同学，年纪轻轻便生养了几个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运轮回的恐惧，忍不住审视自己的家庭：“我爷爷那样子，我爸那样子，我哥又那样子，那我哥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对命定的结局毫无感知，意识到哥哥缺乏摆脱现状的认知后，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想起来，正敏的真正觉醒，源自妈妈越南人的身份，总是无端受到亲戚、邻居甚至陌生人的轻贱。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搬到陂面镇没多久，隔壁一个老头总是八卦妈妈的事情，甚至当着爸爸的面煽风点火：“这样的老婆要来有什么用？”爸爸没有维护妈妈，一旁的正敏怒火中烧，她冲到老头面前，指着鼻子回击：“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家怎么样，关你什么事？”老头被正敏吓住，从此不敢正眼看她。

　　对于爸爸的糊涂和懦弱，正敏也不是一味忍让。初中时，哥哥常在学校打架，爸爸的方法不是管教，而是不顾家庭的实际情况，让他放弃寄宿，每天花一个小时用摩托车接送，正敏对此表达了明确的不满。尽管爸爸对哥哥的宠溺从未改变，但在正敏成绩明显领先哥哥的状况下，对于妈妈外出打工供正敏念书的选择，他并不敢有任何怨言。事实上，在重男轻女的氛围中，正敏的功课，始终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爸爸从没管过我，全靠自己悟”。在尝到优异的成绩可以被别人称呼为“越南阿香的女儿”后，正敏觉察到“让妈妈骄傲，是一件幸福的事”，通过学习回报妈妈，成为她滋生力量的根源。

　　在答应带正敏做课题后，我才知道她进入大学内心所面临的风暴。此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乐观大方的姑娘，在熬过中学阶段的种种艰难后，从踏进我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就将对妈妈及其背后更为庞大人群的审视，当作了大学阶段自救的开端。

　　央视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正敏坦言，进入大学失去高考目标的牵引后，那种因逃离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状态。说到底，正敏面临的挑战，和我教过的很多女生一样：入学的兴奋期一过，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总是很容易将她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来，不过一个无物之阵，就算能够幸运地走出村庄和小镇，能够来到广州，她依然无法掩饰以往过多防御性行为带来的伤痕。过去的日子，终究让她看清了内心的残缺，事实上，多年来，正敏一直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在她求学时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总是说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害怕一个人在山上的橘树林中无助地拖动柴油机；害怕男朋友知道家里的真相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提出分手；害怕家里的亲戚随时随地对妈妈的蔑视和轻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渐衰老的父亲、无所事事的哥哥成为她一辈子的负荷和放不下的牵念。

　　而今，当正敏迈进大学的校门，她没有想到，当初给妈妈带来骄傲的“上大学”，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压力。一方面，相比妈妈的处境，正敏时常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仪的老师聊专业，可以随时参加同学策划的周日活动，而远在异乡的妈妈，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过着“滚石砸脚、蜡烛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现实中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她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他们整天想着玩，也不干正事，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认真地学习，很认真地实习，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毕业之后，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成绩，大学期间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

　　对正敏来说，她大学期间所处的精神困境，源于一名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增强后，对个人经验的清理、对生命来路的正视。只不过，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在中学阶段，因为有大学目标的强烈牵引，年轻人的情绪暗礁，容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实际上，据我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尽管到了大学，但她们并未化解掉中学时代留下的暗伤，以致大学毕业后，依然背负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会。而如何找到一个巧妙的契机，剥离掉这种负面的牵扯，让“大学”成为滋养年轻人成长的坚定力量，是我一直琢磨，但并未解决的问题。

　　无论如何，这次意外的邂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正敏通过与家人的重新链接，不但学会抛开个人的情绪，重新理解了爸爸和哥哥，也重新理解了背后的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看到了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每个家庭成员正在遭受的流动性命运。

　　课题结束后，正敏进一步确信了自己对于文字的热爱，她决定通过考研，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跨向新闻传播专业。2019年，她调剂成功，顺利入读西南某大学的硕士。妈妈的命运，因为女儿勇敢而真诚的书写得以改变，来到中国三十年后，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越南新娘这个隐匿多年的群体，也因为正敏的书写，被更多人看见。

　　2022年，正敏硕士毕业，和男朋友落脚南方，和我在同一个城市寻梦。

　　我想起家访过程中，正敏和我描述的人生梦想：买套两房一厅的小房子，养一个妈妈，养一只猫。我还想起正敏透露给我的，妈妈最大的梦想，是以合法的身份，早日回去探望日渐老去的父亲。

　　我相信，这些曾经的蓝图，不会仅仅停留在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