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

　　收缩期：对于目前的经济情况我使用这样一个模糊表达法

　　疫情结束之后，对于当前的经济，人们脑子里有很多问号：为什么经济反弹不如预期？目前的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为什么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有的收效甚微？

　　对于当前的经济情况，人们用不同的说法加以概括。为了方便讨论，我使用一个模糊表达法，将其称之为经济收缩期。这个经济收缩期，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可以概括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能够模模糊糊、隐隐约约感受到的那些东西。

　　2017年年底，我第一次使用收缩期的概念，当时主要是从人口的意义上使用的。2018年，我提出，在经济收缩期，我们需要有一种收缩型思维。这里讲的收缩，已经不是人口意义上的收缩，而是经济意义上的收缩。2022年，我提出，我们也许要经历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

　　收缩期这个概念，可以包括多重含义。第一，经济增长在低位徘徊；第二，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第三，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第四，社会预期变差，表现为信心不足；第五，最麻烦的问题是存在一种下降螺旋的压力。

　　面对经济收缩期，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保增长，使经济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第二，化风险，特别是房地产和地方债方面；第三，促转型，即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为迎接下一个增长阶段做好准备。

　　和平红利结束时代的国际环境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改开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中国的GDP在改开前是1977年是3250亿元，上个世纪末达到将近10万亿。本世纪，从将近10万亿起步，2022年超过120万亿。在这两个阶段中，第一段主要是靠改革，第二段主要是靠开放。

　　加入WTO之后的开放与上个世纪的开放不同。上个世纪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包括技术、资金和管理等。加入WTO之后的开放，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融入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世界市场为依托的巨大产能，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中国是全球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现在的情况在发生重要变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试图用大拆解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和分析）？第二，产业链的转移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如果有，这个临界点到没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不会受到挑战？第三，中美关系有缓和的可能吗？

　　此外，欧洲未来的走向特别值得注意。如果特朗普上台，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少，欧洲就会被逼到了一条窄路上，欧洲需要独自面对俄乌战争的问题。马克龙最近关于参战的话，我们不要不当回事。这样一来，欧洲会对与之有关的问题更加敏感。这个因素将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

　　注意几句话：1、新加坡外长维文说，二战后的七八十年，全球享受了“和平红利”，但现在已经结束了；2、一些媒体的说法：防止中国的通缩输出；3、布林肯：你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里，两种解释；4、原来是我们把门从里面锁上，自己想开门门就开了，现在是人家把门从外面锁上了。这几句话对于我们理解国际环境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

　　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因为这时候后发优势已经用尽了。

　　199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明显下滑，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农民工失业。同时，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受此拖累，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大幅上升。这标志着，过剩取代匮乏与短缺，成为中国突出的问题。

　　有人说，为什么企业现在不贷款不投资，原因是企业家的信心问题。我承认信心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我还是要说，就算信心的问题解决了，你让他去投资什么？现实是，房子房子过剩，汽车汽车过剩，家用电器家用电器过剩，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过剩。举目各个行业，不过剩的行业有几个？

　　还有人说，为什么居民消费不踊跃，是因为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问题。这话我也同意，但我还是要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超前、过度、透支的消费之后，一部分人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另一部分人因预期问题不敢消费，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无力消费。

　　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要能够将人类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必须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商业革命、消费革命。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是：我们赶上了世界上机电技术革命大规模转化为一系列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消费革命的过程。现在，这场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且，技术上正处于全面内卷状态，我们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潮可以重来。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基于正常消费基础上的发展模式。

　　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中国发展的潜力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潜力成为现实。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短缺，供给是最主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供给显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由此形成的是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而到了今天的全面过剩时代，逻辑已经完全反了过来。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相反，消费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制约因素。

　　如果我们转得早一点，在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少一点，在民生和产业升级上投入多一点，现在可能要主动多了。但当时的情况是，太想要这个速度了。于是就把钱过多地用到投资。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债台高筑，二是社会的消费能力没有提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关键是增强社会整体消费能力。这里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在资源配置上，要解决新二元结构的问题，使经济发展能惠及整个社会。第二，在宏观分配上，要解决财富在政府和居民间分配的问题，藏富于民，建立一个殷实型的社会。第三，在微观分配上，要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保障。

　　增强我们的见识：如何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生存

　　这是一个企业家容易会集体犯错误的时代。以房地产为例，那些曾经成功与辉煌过的房地产商，哪个不是精明过人？难道在10年前，至少在7、8年前，他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开始过剩，已经接近转折点了吗？但诡异的是，你可以看到，就在这样的时候，精明的房地产商就像排着队一样，一个一个义无反顾地在往坑里跳。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在历史的转弯处，周围来自各个方面的信号几乎都是误导性的：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出错误的信号、消费者通过过度消费发出的虚假购买力信号、政府通过种种政策发出的扶持与救市能力信号等。

　　但事情也有例外。对此，人们经常举李嘉诚和潘石屹的例子。如果将李嘉诚、潘石屹与王健林、许家印等一众房地产商做个对比，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是在企业管理的能力上？是在经商的能力上？可能都不是。关键的差异，是见识。而见识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弱信号的敏感以及准确的判断上。

　　【文/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原载个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