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评《坠落的审判》：无解的“女性主义” - 学者观点

　　“难道这就是结局吗？这就是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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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似乎是女性电影年，观众先看了贾玲的《热辣滚烫》，现在又有机会看第76届戛纳金棕榈奖最佳影片的法国电影《坠落的审判》。

　　两部电影接踵上映，这就让大家有机会做一个比较。

　　坦率地说，《热》还真不算什么女性主义电影，甚至不能算是一部电影，它只是一个减肥的噱头而已【点击阅读】。这样的噱头大规模收割中国电影票房，绝非中国电影的福音，就像当年三鹿奶粉大规模收割中国奶粉市场，绝非中国奶粉产业的福音一样。

　　但《坠》则的确是一部电影，具有一部电影所必须的起承转合，并且也不妨说就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因为它展示了一个成功女性的复杂处境，能够使观众产生观影快感，并促人思考。

　　《坠》实际上把这样一个问题劈头盖脸地抛给观众：当一个家庭“乾坤颠倒”，一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变成“女主外，男主内”，妻子占据了传统语境中预留给丈夫的位置，而丈夫则“沦落”到传统语境中预留给妻子的位置，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影片给出的答案十分惨烈：丈夫塞缪尔坠楼而亡，妻子桑德拉做为凶嫌站上了被告席。

　　随着庭审的推进，塞缪尔和桑德拉家庭生活的许多细节都被一一展开。

　　由于影片选择了庭审、悬疑片的模式，所以普通观众最关心的问题是：塞缪尔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他杀，桑德拉是不是凶手？

　　但是，年轻的女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有点不太厚道地把这个问题当成了引诱毛驴拉车的胡萝卜，一直到最后，观众也没有吃上这支胡萝卜（尽管桑德拉被陪审团宣布无罪，但她是不是凶手依然存疑）。

　　在我看来，桑德拉不是凶手。因为在家庭中，无论社会地位，还是掌控情感的能力、缜密思维的逻辑能力，她都远比丈夫优越。在同塞缪尔的关系中，她牢牢控制着全局，对一切都洞若观火，她没有任何必要动手杀人，这也不是她的长项。

　　但是，塞缪尔的死，却的的确确是和她有关的，她理应承担道义上、情感上的责任。

　　这对夫妻关系，可谓传统、古典家庭的反转版：妻子事业有成，各方面都很强势，丈夫自诩有才气，却郁郁不得志，性格脆弱，还要要负责做饭、带孩子……

　　本身就是德国人的桑德拉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用一种德国式的冷淡的理性处理与丈夫的关系。她有口无心地说着“I love you”，却不愿意在丈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用爱去支持他，反而选择出轨，被发现后又将这种行为对丈夫造成的伤害合理化。

　　在她的心目中，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理由的，而忘记了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情感，而并非一丝不苟地区分责任。

　　因为没有爱，桑德拉对塞缪尔的困境袖手旁观，她看到了丈夫身上的缺陷与阴暗面，却看不到自己身上同样有着这些东西，看不到丈夫阴暗面背后的正面需求，或者说对此不屑一顾。

　　影片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在于：丈夫的处境其实是现实中大部分的妻子正在经历的困境，然而社会早已习惯于这种对女性的无形压迫，因而习焉不察，只有当受压迫者变成男性，并出现坠楼身亡的极端后果，人们才大吃一惊，家庭内部的压迫、剥削关系，也才被赤裸裸的呈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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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呈现归呈现，影片却没有给出，或者暗示任何解决办法。

　　在片子的结尾，桑德拉被宣布无罪释放后回到黑灯瞎火的家里，她孤独地睡倒在沙发上，家里的牧羊犬“梅西”跳上沙发，趴在她的身边，填充了塞缪尔的离去留下的空白——

　　难道这就是结局吗？这就是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结果吗？这能够解决由于女性的地位逐渐强势而导致的家庭关系丕变所导致种种问题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女性主义把用“妻子压迫丈夫”代替“丈夫压迫妻子”作为解决方案的话，那么，这条路一定是走不通的。

　　当下流行地女性主义，之所以不能为女性找到一条真正获得主体性，真正通向自由、解放的出路，原因就在于，它实际上回避了婚姻制度的本质，而仅仅在话语、传统或文化中打圈子。

　　那么，现代婚姻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

　　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样，婚姻的本质是爱情外衣下的家务奴隶制。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依靠女性作为家中的无偿劳动力，承担抚育儿女和家务劳动，来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部分，“资本主义通过支付低工资来剥削男性，也通过不支付工资来剥削女性。”

　　“家务奴隶制”的主要功能，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利润率，也就是说，女性像奴隶一样从事无偿家务劳动，她们应该领取而没有领取的工资，最终都变成了资本的利润。

　　因此，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根本改变家庭作为资本再生产的一个环节的地位，根本取消“家庭奴隶制”，而不是把家庭从奴役女性的“家务奴隶制”转变成奴役男性的“家务奴隶制”。

　　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前史中，我们已经看到女性和男性同时获得解放的可能性。

　　在这一历史时期，女性的解放，内在地包含了男性的解放。也就是说，当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后，并不是转而由男性来充当“家务奴隶”，而是通过当时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国营工厂、集体企业，农村人民公社等——兴办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医院、卫生院、食堂、养老院等等，把大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