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司马南老师视频节目整理,内容有删改)
著名的文艺评论家陈先义先生有一篇文章,标题为《三千个县委书记与我们党执政根基的稳固》。
陈先义说,最近,他读到北大博士冯军旗在河南新野县挂职两年时写的一个调查报告。
这篇调查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国县级基层官场的真实情况,利用丰富而具体的事例,为我们揭示了基层问题的核心所在。冯军旗所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引人深思——县级基层一手遮天,恶性循环,造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城市却越来越臃肿,这加速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现状。
陈先义认为,不管从那个角度说,冯军旗都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他在文中不仅提出了这些问题,还对中国基层现状有分析。
陈先义先生是河南人,他指出这些问题,不仅在河南,在相当多的农村都是客观存在。比如,县级政权家族化的问题,即县委政府至各部门均被家族势力所垄断,权力在亲戚间流转。如此来看,请问这个县的治理是否会存在天大的不公?
而且最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个刚刚脱贫的县,是一个连政府日常性开支都成问题的穷县,可是抓到的贪官,居然可以贪到千万甚至上亿,河南多个县已经抓出不少这样的县级干部。
我们党中央和政府的所有文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注广大百姓的福祉。这些文件经过省级、市级的层层传递,最终都需落实在县级层面。县作为直接与老百姓互动的基层单位,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基层群众,因此县级政权的构建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实基础。
陈先义先生曾提出,若这一基础发生动摇,将如同地动山摇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日常纷繁复杂的工作,其核心目标都是为了底层百姓,若这个底层百姓发生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政权会不会不稳固?
关于冯军旗的报告陈先义先生也看了一个大概,他列举的那些问题说是毛骨悚然也不为过。
为什么呢?
因为转来转去,县里执掌权力的都是几家亲戚。
家天下的政权,怎么给老百姓服务啊?再重要的问题,几家一串通,问题就解决了,集体的财产就可能变成一小撮人私有的。老百姓有的不满,有的冤屈,你如果上访,那随时可能成为钉子户,被列为社会不稳定之因素。
尽管乡村中确实存在少数喜欢闹事的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乡村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但是这些人以及他们的麻烦和问题一旦进入县级干部眼里,甚至影响了县级干部的晋升,这些人便会从此不得翻身。
这些家族式治理者掌权一个县域的现象,在中国县级社会里是带有普遍性。记得河南有个县级干部作为典型人物、大众榜样去世了,这是共产党人的一个榜样,这本应是该县继承其精神品格的契机,但是这个县的地方政府为了向上级表示对这个典型的巨大重视。采用什么方法呢?采取的居然是把他的孩子们大多提拔为县里的领导干部,使这一家子都成了官员。如果这个老领导还在,他活过来,能理解这事吗?这是对他个人的安排,还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呢?
最后据说这些孩子们也不争气,在其位便开始贪腐,吃拿卡要,群众反应极大。
这些问题,如果表现的是河南极个别的县,那还不足以影响大局,然而,一旦它们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程度轻重,都将严重阻碍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惠民方针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民众中。
全国三千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中,绝大多数是尽职尽责、为民服务的。但即便只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如同冯军旗所描述的那样,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陈先义先生认为,管好三千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极其重要的一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一警示对各级干部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现在乡村上访问题多,不是像有的干部所说是刁民太多,而是不负责不担责的干部太多。
陈先义先生提到前几天那些跪哭开封包公祠的百姓,他就根本不认为那是个别现象。
若无深重的冤屈,百姓又怎会在包公像前如此悲痛欲绝?他们选择向包公倾诉,实则是借历史人物表达心中的不满与苦楚,这无疑是对政府官员的深刻讽刺,所以千万不能听有些官员对这个事情轻描淡写的随意淡化。因为据说后来四面各省来这里哭包公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值得各级官员深刻反思,不能随意给群众扣上一个闹事的帽子便一扣了之。
陈先义先生说,河南叫豫东,大部分的县都脱贫了,但是只有老百姓明白,县委书记也未必不清楚,这些脱贫的县绝大部分靠的是外出打工挣来钱,而不是靠自身发展取得的成果。
这几年,沿海省份容纳不下那么多劳动力了,很多打工族还得返回故乡,返回故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防止返贫。如果不能重视这个发展趋势,那么农村问题便成为突出问题再次摆在我们执政党面前。
陈先义先生的文章很长,最初发表在“红色文化网”,后来“昆仑策”也转发了。希望大家去读一读,联系一下实际,看看你老家的那个县是不是这样,或有些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现在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谈论抽象问题,发牢骚的人也很多,可是研究问题的人少之又少。
参考文章|陈先义
责任编辑|胡言 王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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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司马南,独立学者,知名社会评论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