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受军事冲突和地缘局势紧张加剧影响，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激增。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达到2.4万亿美元，较2022年实际增长6.8%，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同比增幅。然而，地缘政治风险却日益恶化。各国的高额军费投入并没有换来世界和平，全球陷入了一个似乎难以破解的安全困境。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众所周知，国家预算的投向和比例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发展目标和所处环境，而军费是一个国家购买安全产品，建设和使用军事力量的预算投向。军费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就是实现国家利益始终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很明显，军费开支情况直接体现对本国所处安全环境的综合判断结论。由于每个国家自身安全环境不尽相同，军费开支情况似乎也应该各有区别，但相关统计情况显示，过去30年全球军费开支变化情况，呈现出了某种高度一致性，充分说明这种变化不单纯反映各国安全需求变化的内生因素，而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外部操控和影响。
研究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此次公布的数据后，我们发现从冷战结束到今天，全球军费开支情况大体上经历了一个“W”形的变化：第一个下降阶段出现在1992年到1999年，第一个上升阶段则是自1999年到2011年；第二个下降阶段只有短短的三四年时间，从2015年开始全球军费开支明显快速递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曲线变化，因为几个关键的转折点对应的恰恰是1999年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及2015年美军高调打击所谓“伊斯兰国”。也就是说，全球军费开支的变化情况，与美军海外军事行动直接相关，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个“W”曲线的斜率变化与美国军费开支情况高度一致。简单而言，当美国开始缩减军费开支，全球军费开支也同步下调，当美国开始增加军费，全球军费开支则相应增加。当然，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国有各国的条件，不可能都在按照美国的安全判断结论进行各自的军力建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趋势，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军事霸权直接刺激和牵动着全球地缘政治动荡与冲突爆发期。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军费始终是全球头号，军费开支常年维持在GDP的3%以上，2023年军费开支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0%，2024财年国防预算更是高达886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近300亿美元。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提交8952亿美元的2025财年国防预算草案，比2024财年又增加90多亿美元，直逼9000亿美元“大关”。这个数字超过紧随其后的9个国家军费开支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
一国军费是其他数个主要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在全球军费开支中占据绝对优势，而这个国家又自诩为世界头号大国，决不放手其他国家正常发展。正是在这种人为制造的焦虑氛围影响下，各国安全恐慌四处弥漫，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安全几近稀缺资源。毫无疑问，美国谋求霸权，追求绝对军事优势，是导致全球军费开支激增的直接动因。
在自己增加军费提升国防生产能力的同时，美国还蓄意制造集团对抗，刺激区域安全危机升级，不断“拱火”俄乌冲突，“偏袒”中东矛盾中的当事一方，以此来控制和诱压盟国与美国军工产能对接，倒逼他们继续追求军事硬实力。于是乎，在美国同盟体系下的“小伙伴们”争先恐后， 2024年18个北约成员国军费开支将达到GDP的2%标准，北约欧洲国家新签署的国防工业合同价值近百亿美元。东翼成员国为获得美国的永久保护，和提升自身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甘愿充当北约“马前卒”，国防支出增幅更大，个别国家甚至已达3.9%。而亚洲盟国日本，则一边怕自己“掉链子”，一边借机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计划5年内军费增至720亿美元。
这些情况事实上造成了欧亚地区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军备竞赛”态势。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军备竞赛只会增加风险，最终导致的结果也只能是对抗步步升级。很明显，西方策动的这种跟风式军费增长，其动力意愿并非来自缓解安全困境，而是在打造阵营对抗。
实际上，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的这种激增，本身就是安全困境、发展困境的直接体现，充分说明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和平发展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个别国家以一己之私，绑架其他国家牺牲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与民众福祉，乃至挤占对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领域事务的投入，这是不得人心的。只有去除霸权主义带给全球的风险，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是各国破解困境实现发展的正道。（作者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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