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分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位王姓老学者的讲话视频。这段视频不太长，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讲五四运动提倡了科学和民主，这是好的一面；另一个是讲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太过极端，这是不好的一面。听了这段视频，感觉有些问题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准确地说，提倡科学和民主本身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这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所做的事情。严格地说，这跟五四运动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确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更直接的关系应该与说起五四运动，还是跟巴黎和会，西方列强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才引起中华民族的极大愤慨，才产生了五四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日本早就觊觎德国在山东青岛所获得的中国的权益。一战爆发后，日本多次要求德国撤出青岛，而且把胶州湾无条件交给德国，德国没有理会。日本于1914年8月对德国宣战。日本宣战之后，立即准备出兵山东。日军不顾中国政府在山东划定的“中立区”，9月2日在龙口强行登陆，并背弃了自己原来提出的“县划界”的要求，挥师西进。最后，于11月7日攻陷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全线。

　　1915年1月，日本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为独霸中国准备条件。日本还要求中国政府对“二十一条”绝对保密，不得对外透露。由于日本要价太高，北洋政府也深感为难，就想利用舆论对日本施压，把“二十一条”相关内容透露给一些报纸。日本要求谈判保密，主要是担心欧洲列强及美国插手干预，对日本不利，而北洋政府把消息透露给媒体，也是希望欧洲列强及美国能够对日本施加压力，减缓北洋政府所受到的压力。

　　“二十一条”内容的外泄，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各地政党、商会、教育会，以及国内学生，留学日本的留学生，以及海外华侨社团及学生社团，纷纷站出来，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反对北洋政府对日本的妥协卖国政策。

　　由“二十一条”内容的透露而起之爱国反日运动，成为其后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预演，有人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股风气继‘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后的一次更大爆发。”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正是承辛亥革命启五四运动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的口号中，所针对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都是当年涉及“二十一条”与日方谈判的北洋政府的官员。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中，愤怒的学生要求惩罚这三个北洋政府的官员，而且还把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给烧了。这个现象也就把当年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与五四运动联系了起来。

　　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这个性质，在新文化运动中体现得并不充分。所以王老学者所说，五四运动的好处是提倡了科学与民主，不好的地方是伤害了中华文明。且不说这样的评价对新文化运动是否恰当，但新文化运动毕竟与五四运动没有直接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在今天看来，是需要划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在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对西方传来的科学与民主的观念做了大量宣传和启蒙的工作，而且也算是卓有成效。在我看来，这个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依然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部分。从西方传来的科学观念，是基于还原论的一种思维方法。而从西方传来的民主观念，也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里传播过来的。这种虽然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传来的，但对于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西方这些观念的中国的中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当时普遍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尊孔的儒家文化，是阻碍中国发展和进步的落后与守旧的思想观念。所以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些知识分子，必然要猛烈抨击儒家思想孔家店。而那些拼命要维护传统儒家文化的老一代儒学知识分子，肯定要进行猛烈的反击。在这个情况下，“打倒孔家店”与“维护孔家店”必然势不两立。

　　为了传播科学与民主的新观念，对于传统旧文化中的陈腐与保守代表的儒家文化进行尖锐的批评，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不略有一点过正，这个枉也很难矫正过来。只有要允许一定程度的过正，矫枉的效果才可能比较明显和突出，才有可能达到矫枉的效果。如果要求在矫枉过程中完全不允许过正，那么想要真正达到矫枉的目的，估计就很困难了。

　　对于儒家文化，当然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在我看来，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是否改朝换代，都没有忘记要继承中国的文化大统。这是儒家文化的优势，也是儒家文化部对中华文明能够不断延续，对于中华文明一直成为中国的文化传承的基本骨干，是有功劳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儒家文化在维护中华文明能不断传承的过程中，也在维护着封建专制王朝有某些无道的统治。这本身对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对于中华文明的兼收并蓄又是有条件的，有的时候还是有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只尊儒术而废黜百家的蛮横做法，本身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极大伤害。因此，尽管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同时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来。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表现出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热忱。陈独秀和李大钊非常热心地介绍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的工作。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只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工人、商人、市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9年6月3日之后，全国很多大中城市，纷纷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活动。这代表着全国人民对救亡图存的觉醒，也是学生运动与以工人为代表的群众运动的结合。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开创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意义要远超过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更像是一个启蒙运动，而五四运动则是在启蒙基础上所开始的革命实践活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这都不是传播科学与民主所能相提并论的。

　　这里需要要特别说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观念，当然，对于同样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概念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它更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和向导。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体系。西方的科学理论，虽然不像是其他意识形态那样，有着强烈的阶级属性。但是，西方科学思维对于其他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都不尊重，例如对于中医，不仅极为蔑视，而且还妄想从根本上消灭中医，并企图彻底取而代之。西方科学的这种思维由于牵涉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就显得非常狭隘。西方的民主观同样也很狭隘，也是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我们不否认，我们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观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原来我们并不太多地了解它们存在的片面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科学和民主也并不完美，有很多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从他们的范畴那里重新起步，而且应该有所超越，这才符合人们在认识上的不断进步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