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想起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四个大字

　　“节制资本”，是孙中山先生与“平均地权”并列的民生主义两大经济纲领之一，其要旨是借助国家力量遏制私人资本的膨胀和垄断，以“发达国家资本”，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孙中山先生这一思想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既“有善果，也有恶果”，吾人应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做到既开发富源、振兴实业，又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流弊。孙中山先生这一思想的提出彰显了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的政治智慧与大胆革新、引领历史进步的革命气概与胆识。这一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0年的时间，在这100年里尽管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它并没有过时，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作用。

　　一、孙中山“节制资本”之要旨

　　“节制资本”，是孙中山先生与“平均地权”并列的民生主义两大经济纲领之一，其要旨就是借助国家力量遏制私人资本的过度膨胀和垄断，“发达国家资本”（这里的“发达”即“创立”与“发展”之意，以下同——笔者注），振兴实业，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

　　追溯历史，“节制资本”是孙中山先生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正式提出的，而作为一种思想，其萌芽始于20世纪之初。1905年孙中山先生就曾指出，民国一方面要仿效西方，“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孙中山先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既“有善果，也有恶果”，吾人应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做到既开发富源，振兴实业，又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流弊。这就是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思想的最初体现。

　　“节制资本”，其要旨意在于限制私人资本（当然，在更广的意义上也包括西方列强在华企业，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所以如此，孙中山先生指出：“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他还指出：“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出“节制资本”的根本性理由。

　　如何“节制资本”？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首先体现在经营范围上的限制。1911年4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明确指出：民国“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即“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几乎在同时，他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作演讲时也强调，他的民生主义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财源”，故要实行“土地及大经营归国有”，社会财富为人民“公有”，民生主义就是“排除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当然，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国有”、“公有”和“自由”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框框中的东西，与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国有”、“公有”和“自由”有着根本区别。但不论怎样，这总比那种为极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和资产阶级的极端专制，是一种多么大的进步。

　　为了限制私人资本，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这是“节制资本”又一重大举措。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中提出，“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总之“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归国家经营”。显然，孙中山先生主张就是要把一切操纵及可能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大事业统统交由国家经营管理。继而，孙中山先生又把这一主张写进了1923年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其中指出：“凡国中大规模之实业属于全民，由政府经营管理”，以“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求社会经济之调节”。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节制资本”的“要旨”是“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同年，孙中山在广州作“三民主义”的演讲中阐明“节制资本”的具体内容时指出，它包括“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这样两个方面。

　　此外，为了限制私人资本，孙中山先生还提出了修订税法、制定与实施劳工法、改善劳工生活条件等举措。这些举措尽管还是被限制资产阶级民生主义的框框内，但仍不失为一种重要之举。

　　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思想，体现了他取资本主义“善果”，避其“恶果”，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的鲜明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拒绝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客观要求，表现出了一位资产阶级卓越政治家、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大胆革新、引领历史进步的革命气概与胆识。然而，很遗憾，孙先生的这一主张还没有来得及实践，他就与世长辞了。这个历史重任，毫无疑问地，只能由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

　　二、毛泽东对“节制资本”的实践与超越

　　孙中山先生由于去世过早，他提出的“节制资本”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然而真正将其付诸实践的是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毛主席将其付诸实践，并不只是作为孙中山先生遗志的继承者之所为，而是肩负更高的历史使命、秉持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无产阶级所指引的“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宗旨之担当。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成立之初就把“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血与肉为代价为之奋斗了数十年，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民族和人民的新生。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内政外交各方面工作作了谋划与部署，提出了新中国的施政纲领与各方面的政策举措。

　　在经济方面，他肯定了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政策主张的适应性与积极作用。为此，他结合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作出了规定。

　　首先，没收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因为这一部分资本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它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是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一样腐朽的生产关系。不没收，它们将会继续掠夺和压迫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甚至还可能会变我们的新中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另外，没收这些资本，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发展新生产力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一部分资本虽说其产值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但它却极为集中，是当时中国现代工业的代表，“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建立起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核心与主导力量。

　　其次，“利用”与“限制”民族私人资本。毛主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民族资本不能只利用，同时还需要给予必要的限制。所以，毛主席又同时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

　　怎么限制？为此，毛主席提出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各方面加以限制。他指出：“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如此等等，等等。

　　有限制，必然就会有反限制。毛主席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在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限制”，是“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不能是死的、僵硬的。所以，他又指出：“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在如何利用与限制的问题上，毛主席的思想及其所提出的各项具体政策充满了辩证法，彰显了他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卓越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党很好地贯彻持行了毛主席提出的这些正确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使我国被长期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可靠基础。从1953年开始，我国便进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通过3年的紧张工作，到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此，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建立，使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上述可见，真正成功地把“节制资本”付诸实践，既充分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其消极作用，真正将其引导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轨道上的，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实践充分证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所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关于“节制资本”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虽然可以把它看做是源自孙中山先生的，但是，它比起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来内容更丰富，即它不仅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主张，而且还提出了更多与之配套的具体政策与举措，并且付诸了社会实践，取得了完全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毛主席还将“节制资本”与“改造资本”作了无缝衔接，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

　　此外，毛主席关于“节制资本”的思想较之孙中山先生，还有许多本质性的不同，科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国情的高度统一。

　　第一，毛主席把没收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作为“节制资本”重要内容与首要之点。孙中山先生讲“节制资本”主要是针对私人资本的，而没有明确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资本。所谓没有明确指向，就是说他没有直接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资本。如果要说孙中山先生有所涉及，那就只能从他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中依稀看到，但并不明确。而毛主席却是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自己所作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和本次党的决议里。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

　　第二，毛主席“节制资本”的思想，如上所述不仅有限制的意思，并且还有改造的意思，这就既包含了其量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还包含了其质的转变。即不仅遏制住了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与野蛮生长，而且还逐步将它们引导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为此，毛主席还特别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贡献。

　　第三，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毛主席，“节制资本”都包含了“发达国家资本”或“发展国有经济”的思想，但是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发达国家资本”是归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其物质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这种资本或企业，说到底，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即“集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是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而毛主席所要建立与发展的国有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归全社会劳动者所共有、为全社会劳动者利益服务的。两者之间，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可见，毛主席的“节制资本”思想比起孙中山先生，不仅内容更丰富，而且还具有全新的质的规定。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无法与之比肩的。

　　三、“节制资本”与当代中国

　　“节制资本”的思想，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到如今已经过去整整100年了。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整个世界，还是我们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我们中国来说，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赶走了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新中国诞生后，我们又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遵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再加上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进行，使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及剥削制度在中国基本消失。

　　然而，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发展我国生产力，我们又重新建立起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这样，在我国，不仅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且还有以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主的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存在。而且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得到了迅速扩张与发展。时至“十三五”规划进行时，它们已经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这就是人所共知的“5、6、7、8、9”这一基本事实，即所谓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当然，作为与国有经济相区别的“民营经济”，其中也应包括集体经济，但实际统计中主要是私营经济为大头的非公有制经济，甚至还有人把外资经济也混入“民营经济”范畴。）根据我国现行政策，今后非公有制经济还将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而公有制经济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整个国家经济基础的结构和性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不可能不让人担忧。

　　既然有如此庞大的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那么就一定会有一个如何加强监督与管理的问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接着指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这里提出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和“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等等，是不是就是一种节制？此外，特别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也为此发表过重要讲话。他指出：“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笔者认为，这是在从外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基础上，又在那些资本所有者内心世界里增加了一个“红绿灯”。由此，笔者还认为，这种在那些资本所有者内心世界里设置的“红绿灯”，也应该算是一种对资本的“节制”，并且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节制”。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更应该充分认识“节制资本”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根据我国现在的新情况、新特点，找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把这项的工作做好，让各类资本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上述事实表明，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尽管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但是，它并没有过时，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首先，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思想至少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即在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时候，不要忘了它还有许多消极作用，而必须对此有所节制，“避免其种种弊端”，使之“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忠告，我们应该时时想起，一刻也不能忘记。对此，或许有许多朋友并不认同。但是，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难道说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连100年前的一个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都不如吗？100年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主张“节制资本”，难道100年以后的共产党人还要无限制地放纵资本野蛮发展吗？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如此下去，我们一心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吗？

　　另外，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以“发达国家资本”的方式来达到“节制资本”目的，对我们今天也是极有启示意义的。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排除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进而才能改变因“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的结局。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能深刻地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这难道对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一点触动都没有吗？我们不应该从中悟出一点什么道理吗？现在，有不少人一心与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过不去，一提到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什么“产权虚置”、“效率低下”、“独家垄断”等等的大棒就不停地挥过来，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甚至提出“人间正道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当包袱甩，等等。面对这样的一些胡言乱语与违宪行为，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吗？试想，如果没有了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能正常进行吗？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还能顺利实现吗？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富裕与自由全面发展还有可能吗？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我们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还能巩固吗？！

　　面对此，我们必须振作精神、鼓起斗志，拿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同一切否定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种种言论与行为展开严肃的政治斗争，让他们无立足之地与藏身之所。否则，昔日苏联的历史悲剧就可能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重新上演。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曾经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如今还剩下几个国家？那些已经消失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消失了？这里尽管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是，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的被否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最令人痛心的痛点！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必须记取。我们决不能重蹈历史覆辙，也决不能让数千万革命者的献血白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就一定要牢记我们党诞生之初许下的“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历史承诺，一定要用我们的辛勤劳动与顽强斗争将这一承诺变成美好的现实！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