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久前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一系列商品加征关税后，有美媒就此称拜登政府对华经济竞争战略已经成形，并将其描述为“三条腿的板凳”，即关税、技术补贴和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限制措施。相关分析同时承认，该战略还面临“缺失的一环”，即美国始终难以拉拢盟友形成对华“统一战线”。说美国对华经济竞争战略已经成形，显然是美媒的一厢情愿。但确实，拜登政府一上台就开始构建相关遏压战略，并主要从防御性、进攻性和合作性三个层面加以实施。
第一，防御性措施。美国实施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电信和电子许可制度、签证禁令、制裁等一系列措施，试图从产业链供应链层面限制中国的发展。一则通过立法和设立相应机制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战略产业和领域的技术与知识产权。比如，《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出口管制改革法》两大法案，重点就是限制中国对美国高精尖、支柱性企业的投资并购。二则以所谓“不平等贸易行为”为由对一些中企增加关税等，试图推高中国制造成本，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三则在国家层面渐进立法，降低对华进口依赖，尤其是摒弃被认为可能削弱自身战略产业自主的所谓“高依赖性”项目。拜登政府关于《建立供应链弹性、振兴美国制造、促进广泛增长》的报告，认定美国在半导体、药品及活性药物成分、稀土等关键矿物和材料、大容量电池四类关键产品的供应链上存在漏洞和风险，称要采取更多措施提升美国“供应链弹性”。
第二，进攻性措施。美国制定更多产业基础设施战略，以期促进关键产业发展。一是制定《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等，既着眼于传统的道路桥梁，又投资新能源、信息技术设施和人力基础设施，兼顾软硬基建。二是为研发提供资金支持，以维持和恢复对战略产业的技术领导地位。《芯片与科学法》大规模投资美国半导体制造，不惜大行单边保护主义以促进美国半导体的研发和生产，确保美国在汽车、电器、国防系统等基础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加速未来产业发展。三是通过实施直接补贴、税收减免、进出口配额、制定有利于美国企业的标准等方式，激励本土供需双方加强协调与配合。比如《通胀削减法》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领域投资高达369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用于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的投资税收减免。
第三，合作性措施。美国还试图通过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经贸科技合作来推动对华“脱钩”。一是确定盟友有能力提供目前“对华战略依赖”的商品。拜登政府注重寻求“伙伴支持”，除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建立“可信供应链”、协调技术规范和标准，还试图建立关键原材料联合库存和采购，以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二是在盟友间构建新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以减少“对华依赖”。乌克兰危机加剧以来，美国利用相关国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加紧炮制并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将供应链问题意识形态化，推动与盟友间达成重置供应链的共识。比如加速美欧供应链合作布局，以美欧技术和贸易委员会（TTC）为平台，推动减少对所谓“有能力扰乱其经济或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力国家”的关键材料和产品依赖；同时加快拉拢日韩等构建芯片联盟，强化先进蓄电池的供应链合作等。三是试图拓展与印度、印尼、越南等“印太”国家的合作，加快搭建叠床架屋的各种小多边机制。美国推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同时又加快推进“美墨加协定”落实，提出“重返美洲”倡议，鼓励美企把在亚洲的生产设施转移至墨西哥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
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遏压看似紧锣密鼓，进展却并非如美媒所说的那么顺利。一方面，美国追求技术绝对领先与全球领导地位两个目标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美国对华进行经济遏压，既要在关键前沿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优势，防止美国技术转移至中国，又要通过强化资源整合和协调国际制造来塑造美国领导力。但两者间的矛盾在于，若美国追求绝对技术领先，就需进一步加强管控，要求欧盟、日本等盟友停止与中国的技术和贸易合作；若美国追求维持全球领导地位，则需放宽管制，避免美国企业的国际参与度降低，避免损害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它应接受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大市场并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合理化改革。但事实上，美国至今无法捋顺两个目标间相互矛盾的关系，因而难以避免在战略层面陷于混乱。
另一方面，美国相关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因而也受制于盟友。美国对华遏压越来越多地与欧盟、日本等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事实反复证明，美国根本不会考虑盟友的利益诉求，相关盟友经常被迫承担“美国优先”操作带来的风险和成本。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面临愈发多变的内外政治和战略环境，尤其越来越难获得其他盟友支持，这使美国在合作性措施上的瘸腿难以补足。（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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