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尚小明事件还会发生

　　一、学界牛人

　　今天在座的都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既然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期刊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那么我就不揣冒昧，谈谈社会科学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注1)。

　　社科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涉及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社科期刊在形式上的高质量发展;另一个是社科期刊在内容上的高质量发展。

　　社科期刊在形式上的高质量发展，进展如何?诸位都是经历者。

　　现在已经普及的期刊编辑数字化(比如编辑过程的数字化和“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运用)，以及期刊载体和发行的数字化、网络化，就是期刊形式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我记得若干年以前，很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除非迫不得已，基本上不会去应聘学术编辑工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卷来卷去，期刊编辑现在已经卷成了学界公认的牛人。

　　不过且慢高兴。

　　否极泰来，盛极必衰。已经迎面而来的“人工智能+”，对期刊形式的高质量发展会有什么深远影响?会不会让学界牛人躺平或者下岗?

　　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拭目以待。

　　社科期刊在形式上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我就不展开讨论了。下面，我谈谈社科期刊在内容上的高质量发展。

　　二、尚小明事件不是个例

　　社科期刊在内容上的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可以用“三个提升”来概括：一是政治站位的提升，二是学术水准的提升，三是学术境界的提升。

　　所谓“政治站位”，也可以称之为“学术立场”。

　　有人说：“学术不是政治，学术是中立的，哪来的什么立场可言?”

　　这不，一听见“政治站位”， 饱学之士就哄堂大笑;不笑，说明你不是“饱学之士”。

　　其实，社会科学不可能没有立场，所谓“学术中立”也是一种立场。

　　别说社会科学了，即便是自然科学，也做不到完全中立。比如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观察者的观察结论要受到观察视角和观察仪器的制约，不可能中立。

　　那些自诩为“秉持中立”的社科学者，那些讥笑“政治站位”的饱学之士，难道他们的脑袋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道他们那硕大的脑袋都悬在空中，完全不受自己的屁股支配不成?

　　果如此，岂不成了青面吊死鬼，专门出来诈尸唬人么?

　　北大教授尚小明的辞职事件(注2)，就是社科学术一点儿也不中立的注脚。

　　其实，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师生都心知肚明，马政经专业名称早就被贴上了“左”的标签。以至于在18大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马政经专业的某些师生为了洗白自己，争先恐后地站在马克思的对立面，从此与《资本论》划清界限。

　　所以，尚小明的学生被贴上“左”的标签，从而被打入另册，并不是个例。

　　有立场很正常，选边战队也并不奇怪。问题是，要有正确的学术立场，要有正确的政治站位。

　　三、水准与境界

　　所谓“学术水准”，抑或“学术水平”，不论如何定义，本质上是一个“比较概念”。

　　对于同一个学术问题，人们的认识深度和广度是否有所提升，只能通过比较才能鉴别。

　　比较的含义，就是看后人的论证和论点，比前人的论证和论点是否有了新的认识，或者是否有了边际贡献。

　　所谓“学术境界”，我认为就是“问题导向”。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呢?因为问题导向不同，学术境界也就大不相同。

　　比如现在不少经济学期刊的问题导向，不是聚焦于“真问题”，而是聚焦于一地鸡毛的“伪问题”;其标准做法，就是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去证明某个妇孺皆知的常识。

　　“伪问题”的盛行，已经把学术导向了马克思一再批判的“庸俗某某学”的境界。

　　但凡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境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把热衷于在一地鸡毛的现象层面兜圈子的经济学，称之为“庸俗经济学”。

　　除了“庸俗”，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这样的经济学了。

　　四、拒稿没商量

　　社科期刊在形式上的高质量发展，与在内容上的高质量发展，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可悲的是，当下社科期刊的发展，其形式和内容已经出现了严重失衡，即：期刊“内容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已经被期刊“形式高质量发展”的势头甩了好几条大街。

　　我举一个例子。

　　众所周知，自从有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之后(注3)，期刊大大降低了抄袭、剽窃行为的发生。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我注意到，“不端检测”在降低“复制比”的同时(注4)，却把不少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挡在了门外。

　　比如，很多学术论文在论证过程中需要引经据典(必须注明出处)，这本来是研究范式的规定，也是学术素养的展示。

　　基于文献的重要性，即便是有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也还是需要编辑对观点剽窃和文献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边际贡献，做出审慎的甄别。这虽然花不了编辑多少时间，但却要求编辑必须具备专业的鉴别能力。

　　然而很遗憾，某些期刊却不加区分地将文献引用以及文献分析一股脑地计入“复制比”，然后拒稿没商量。

　　五、“复制比”成了创新的前提

　　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几，各个期刊对“复制比”的规定五花八门。以至于在期刊界的眼里，好像“复制比”越低，期刊就越上档次;“复制比”为零，庶几成了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

　　请问在座的同仁，难道3%的“复制比”就一定比10%的“复制比”更有创新吗?难道期刊高质量发展必须追求“复制比为零”吗?

　　不分析文献，不挖掘文献，不引用文献，你如何做学问?有没有超人能做，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了的。

　　不是说引用文献越少，学术论文的水平就越高;引用文献越多，学术论文的水平就越低。

　　我的学术经历告诉我，一篇“复制比”为零或接近于零的学术文章，只能是一篇无迹可寻、不知从何而来、自说自话的天外来客。

　　六、可怜的“学术范儿”

　　不怕你们笑话，为了降低“复制比”，我曾经也不得不按照编辑的要求，将引用的马克思的经典文献的原文(请注意是“原文”)进行文字修改，直到改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

　　有博士生告诉我，为了降低“复制比”，他们甚至使用专门的软件(不知道是不是chatGPT)来修改文字。难怪现在不少学术文章读起来晦涩拗口，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越有知识，就越不好好说话”。

　　据说，这样的文字才有“学术范儿”。

　　这样的“学术范儿”，真的很可怜。

　　自从有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之后，期刊形式上倒是“高大上”了，可是内容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在意的只是形式上的高质量(注5)，而内容却越来越乏善可陈呢?

　　责任当然不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而是在于使用系统的期刊以及编辑。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与其高度关注期刊形式的高质量发展，不如关注一下期刊内容的高质量发展;与其高度在意数学模型够不够复杂，不如认真推动一下期刊编辑素质的“三个提升”，即：政治站位的提升，学术水准的提升，以及学术境界的提升。

　　七、关键是方法论

　　政治站位的提升，学术水准的提升，以及学术境界的提升，除了要求社科期刊的编辑要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方法以外，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论，社科期刊编辑才能在政治站位、学术水准以及学术境界上不断得到提升。

　　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或科学的方法论，饱学之士怎么看，我不知道。就我自己的学术经历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才是指导社科研究的正确的方法论。

　　社科期刊编辑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是另一个话题。

　　说句得罪人的话，如果继续屏蔽、矮化、歪曲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且不说什么“三个提升”了，我在这里打个赌：尚小明事件肯定还会发生。

　　注释：

　　注1：这是笔者提交给《天府新论》2024年6月16日编委扩大会的发言文稿。

　　注2：据北大教授尚小明发文披露，2024年6月，尚小明教授的博士生D同学的毕业论文：《英国对太平天国的政策研究》，因文中有“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的话语，便被历史学系学位分委会某些委员贴上“左”的标签，并落选学校优秀博士论文。为了以示抗议，尚小明教授愤而辞去历史学系学位分委会员。

　　注3：“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作为全文比对数据库，为用户鉴别学术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提供检测平台。

　　注4：所谓“复制比”，是指学术论文中引用文献所占论文总字数的比例，也被称为“重复率”。

　　注5：比如不少经济学期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数学模型的复杂程度是衡量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这种业内人士戏称的所谓“炫技”，其实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