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上的奇迹，必须是胜利！失败，可以是任何事情，但唯独不能被称为奇迹。”
作者|郭松民
01
中国有句古训：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意思是打了败仗的将军，不能再吹嘘勇敢与战绩。
这是因为，战争胜利与失败的后果具有绝对性。
战争胜利，就能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战争失败，我们就必须服从敌人的意志，失去土地、人民、财富……直至沦为亡国奴。
从历史经验看，一场决定性的军事失败，有可能导致一个民族几十年、上百年都无法翻身，甚至完全从历史上消失。
战争胜利与失败的后果如此严峻，以至于没有容纳“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空间。
但是，近一二十年来，在所谓“国军抗战”的问题上，却偏偏出现了“败将言勇”、“降将言勇”的反常现象——一大批从未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军败将、降将，被吹捧为“抗日名将”——这是对历史教训的轻薄与嘲弄，如果得不到彻底的批判与纠正，就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无情报复。
说到“降将言勇”，就不能不说到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的“衡阳保卫战”。
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有过一段比较坚韧的阶段，但最终失败。这是一个简单、明确的事实。
然而，一些主流媒体却对衡阳保卫战做了过高评价，这对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并无好处。
一曰，衡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是不对的。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进行的“保卫战”序列中，衡阳保卫战并无任何“奇迹”之处，而是和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等等一样，均以失败而告结束。
这种失败是真实的、惨痛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即：城市被日军占领，市民被日军任意蹂躏，国民党守军被消灭或溃退。
如果，一定要说衡阳保卫战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只能是更糟：负责防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在军长方先觉带领下，成建制地向日军缴械、投降了。
当然，在衡阳保卫战前期，第十军和方先觉没有像防守其他城市的国民党守军那样，还没有看到日军的影子就逃跑了，或者将城市一烧了之（如长沙），但对负有保家卫国之责的军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吗？何以能称得上“奇迹”呢？
“战争史上的奇迹”是有的，但都不是国民党军创造的。
比如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凭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用伏击战消灭日军1000余人，取得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首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淮海战役，我人民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将其分割包围并基本歼灭；抗美援朝战争的二次战役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在气候和武器装备都非常不利的态势下，在长津湖一带将不可一世的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赶下大海，“完成巨大战略任务”……等等，这些才是奇迹。
至于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就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战争史上的奇迹，必须是胜利！失败，可以是任何事情，但唯独不能被称为奇迹。
二曰，衡阳保卫战是“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这样的“称赞”，无论怎么听，都有一点反讽的味道。
莫斯科保卫战，以1941年9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发起大规模进攻始，以1942年2月，苏军重创德军38个师（毙、俘、伤50余万人），将德军驱逐至莫斯科以西100至250公里之外，完全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包围而告结束。
试问，衡阳保卫战与莫斯科保卫战，究竟有何值得相提并论之处呢？
02
衡阳保卫战的真相如此酷烈，令人难以接受，但可不可以拍成电影呢？
当然可以。
关键在于，应该如何去表现衡阳保卫战？是把失败硬拗成是胜利，把降将硬说成是英雄呢？还是通过电影这种形式，总结国民党军失败的教训，以为后人的借鉴？
前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后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毫无疑问，电影作为艺术，是可以虚构的，但历史题材的电影，无论怎样虚构，都必须有一个规定性的要求：要努力使观众更加贴近历史本质，而不是远离历史本质，甚至反对历史本质。
如果我来写衡阳保卫战的电影剧本，我会建构这样一个故事：
青年军官李国文，家在东北，本是冯庸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时，父亲被日军杀死，自己带着母亲流亡关内，为打回老家去，他愤而投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第十军担任连长，参加了衡阳保卫战。
从军校到部队，李国文目睹并亲身感受到国民党军队内部严酷的阶级压迫，上层军官的腐败无能，以及恶劣的军纪对百姓的戕害，但仍不减报国热情，他希望能够通过抗战洗清这些污秽，在驱逐日寇的同时也使中国得到进步。
衡阳保卫战打响后，李国文身先士卒，带领全连，几度出生入死，打退日军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李国文也渐渐了解了国民党军队相互倾轧，见死不救，高级将领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真相。但他仍然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刻出现奇迹。
一次战斗中，日军一支小队悄悄向李国文阵地的侧后迂回，被衡阳市民抗敌后援会顾秉光老师发现，他一面带领几个持枪的市民向日军射击，一边向李国文发出警示，终于迫使日军放弃了企图。
顾秉光和李国文成了好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经常在一起聊天，李国文情绪低沉时，见多识广的顾秉光为他介绍抗战的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令李国文重新鼓起信心。
战斗越来越激烈了。李国文指挥的连队，伤亡很大，但他仍然通过一次成功的战术反击，恢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从而引起了军长方先觉的注意。
由于李国文是“黄埔大家庭”出身，黄埔三期毕业的方先觉将他的连队调到军部附近，负责军部的保卫工作。
一天，广播里突然传出消息：重庆军委会在悲壮的军乐声中，公布了军长方先觉的遗书：“……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李国文热泪盈眶，他决心不让军长单独殉国，要陪军长一起去死，所以，也写好了自己的遗书。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李国文在军部防空洞里，目睹了方先觉先表演自杀，后下令投降的丑剧，还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
李国文失望极了、痛苦极了，“衡阳被出卖了，牺牲的弟兄们被出卖”……死了这么多人，有什么用？
他离开了军部，找到了顾秉光，希望他把自己的遗书带给的母亲，并表示决不投降，将在最后的冲锋中死在衡阳。
此时，衡阳已经遍布白旗。
顾秉光严厉喝止了他。并告诉他，此时死去是容易的，但救不了衡阳，带领仍然信任他的爱国士兵突出重围，坚持抗战，迎接最后胜利，才是有意义的。
顾秉光并且告诉他，希望在延安、在八路军、新四军。
第十军开始缴械了。顾秉光、李国文和十几个士兵，突然击毙了前来“受降”的日军士兵，在混乱中冲出日军包围，顾秉光不幸中弹牺牲，李国文则渡过湘江，登上衡阳附近的山巅，回看已无战斗迹象，但仍然弥漫着硝烟与火光的衡阳城……
这样的构思，如果在丰富了细节之后拍成电影，比之那部为降将翻案，鼓吹投降有理的电影，如何呢？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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