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美式“民主法治”社会的西洋镜

　　公元2024年7月15-18日，地球两端，人类文明的两种主要代表体系，分别召开了两次会议。中国召开的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另一个会议是美国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完成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唯一的实质性结果就是提名特朗普去合法地内斗。现在，美式的“民主法治”社会理念在中国已经不再受到吹捧。然而，我们还必须发扬鲁迅先生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认识清楚它的本质。

　　一、美国“民主法治”理念的阶级属性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西方的“民主法治”理念就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领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阵地，风靡一时，随着我们自己渐进地解除思想武装，人们开始淡化并最终忘记了“民主法治”的阶级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资产者之所以必须在法律中使自己得到普遍表现，正因为他们是作为阶级进行统治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14页。）失去了对民主法治的这一根本理解，就将背离马克思主义根本的阶级立场，就不难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模糊与动摇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态度充满矛盾。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向无产阶级许下了平等自由的诺言。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在获得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只能用一些虚伪的做法，安抚无产阶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故此，资产阶级特别需要幼稚简单的民众，以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需求和为资本盈利创造最合适的社会氛围，特别是为资本创造自由的运作环境。

　　美国政治正在愈来愈明显的帮派化，甚至世袭倾向都暴露无遗。美国总统选举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一阶级左右手控制的两个木偶，目的是愚弄社会，推卸社会管理责任。上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家族的一枝独秀，80年代延展至本世纪初的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的双雄会，都反映了资本政治的世袭倾向。现在兵强马壮的特朗普家族正在崛起，可能成为第二个肯尼迪家族。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被一声莫名其妙的狙击枪声拉开序幕，特朗普宛若一个神仙下凡，极为罕见的弹道轨迹，让特朗普死里逃生。这使得特朗普平添了巨大的勇气与能量，把自己粉饰为上帝下凡，救美利坚于水火，向其政敌发起最后的冲锋，并有资格在选民眼中树立其“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往事不堪回首，当年杨秀清假托“天父”华丽出台，直接就把假托耶稣弟弟给治得服服帖帖，但可别忘了，事到最后“天父”是被“天弟”的打手一刀宰了。

　　一切的私欲和贪婪都有着“崇高”的理由：特朗普受枪击之后，不失时机地宣称“我为民主挡了子弹”；拜登被逼宫退选之后，拎出一块遮羞布——“民主制度最重要，个人的前程（ambition）是次要的”。拜登无奈选择汉献帝式的退选，据说白宫团队当时哭声一片。这也难怪，甚至可以说是情理之中，个人崇拜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利益链。布林肯是拜登的老跟班儿，沙利文是希拉里托孤给拜登的“赵氏孤儿”，现在，哈里斯莫名奇妙地接到了一张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儿，他俩的政治前途都烟消云散，必须准备自己的简历，找到一个可以供养他们的地方，去了此残生。

　　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西方民族，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不可磨灭的印记和传统，在美式“民主法治”理念中，当然从不缺席。新近出炉的共和党党纲，就是一个可供信手拈来的例证，梦想着制造业回归美国，重现上世纪前半叶的辉煌，但从来不去考虑美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也从未想到过金融业对于实体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作为美式“民主法治”的重要实现手段，民意调查这一过程，也被玩儿得彻底无奈。我们暂且接受那种虚无缥缈的“调查者没有偏狭”的虚伪假定，现在的民调只看机械的数字，完全不计对于活生生的人性的认知，平日里美国人在回答调查问题时，各个冠冕堂皇，政治正确，然而到了投票日，站在小布帘后面的那一刻，内心深处的小魔鬼就会显灵，人也变得和平日判若泾渭。不能不“佩服”很多中国的公知，完全不了解真实世界的美国，仅凭流连于常青藤的影背之下，而且有些哈美公知从未去过美国，就可以狂赞美国而不知耻也不知止，足见其被西方先验论与形而上学荼毒地入骨入髓。

　　“民主法治”的确是美利坚民族的核心理念，是互为犄角的两根支柱，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其影响力极大，其重要性足以成为理解美国意识形态的钥匙担当。2000年的布什vs戈尔案，在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特区，上演过一场总统选举大战，民主党控制的佛州最高法院和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最高法院，对同一案子做出了相反的判决，从而决定了美国总统的归属。这一奇案惊醒了许多曾经对美国法治社会顶礼膜拜的、善良天真的中国人，同样背景资历的一帮吃法律饭的人，对于同一案情，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要是仅仅律师这样也就罢了，连法官也不能免俗。此次民主党换马的具体过程中，也是一群大佬们在暗箱操作，连自己本党粉丝们的法定投票结果，都被忽视掉了。

　　二、由于阶级局限性，美国“民主法治”在技术层面也是问题多多

　　《美国宪法》曾经被公知们奉为经典，顶礼膜拜，但《美国宪法》却是一部非常粗糙和简陋的法律文件。北美十三州在同意成立联邦政府的时候，根本就没把联邦政府当回事儿，宛如一个自由市场订立一个市场公约，选一个管理员。正文只规定了联邦政府的形成方式，紧随的《第一修正案》也只规定了联邦政府不得侵犯的若干项公民基本权利，其它问题均交给议会和最高法院去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个成系统的原则都没有。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联邦政府的职能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由于国际化浪潮使得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才不得不让最高法院承担起进一步完善《美国宪法》的职能。

　　这种临上轿再扎耳朵眼儿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做法，为后期的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稳定留下了巨大隐患。最高法院那几个大法官，也是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是由总统任命的，总统和各相应党派对于他们个人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如此一来，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大法官们很难脱离具体利益的纠葛。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总统豁免权的解释，就给了特朗普继续胡闹的机会，政治上倾向于民主党的少数派大法官，已经在“不同意见”这一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不过，还是要理解这个解释的苦衷，最高法院真心还是想拯救美国的“民主法治”的，他们希望避免“韩国模式”，不想让所有的总统下台后都走进监狱。最高法院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新战场。

　　起草《美国宪法》的人，完全没有对于今天局面的超前思维，所以，无心插柳地为后世埋了很多雷。总统任期不能超过2届8年，这一做法起初只是惯例，后来经过修宪程序，成为《美国宪法》的一个条文，但仍然留下很多问题。做过两届总统的人能不能再被选为副总统？副总统是总统的法定接班人，这种副总统能接着当总统吗？如果可以，能当多长时间？如果不能，谁来接任总统？《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届时如果副总统和其它后顺序的议长之类，不是一个党的，那就又会酿成宪法危机。打官司的话，会造成政权空白期，修宪又难如登天。宪法本是万法之母，宪法如此，整个法律体系可见一斑。

　　在美国的法治文化中，双标的做法根深蒂固，法学院进行的就是双标教学训练。对于任何一个法律条文，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词，到了考试的时候，学生们分别拿到不同的正反位置，然后就开始分别对同一法律原则做出不同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辛辣地讽刺这种双标做法：“我们应该在这里向读者揭露我们这位圣者的一个巨大秘密：......当他在讲到权利（作者注：原文译作‘法’，下同）的时候，权利却从他那里‘溜跑了’，而只有当他谈到完全另一件事，即谈到法律的时候，他才重新把权利抓回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第一版）

　　这种做法不仅仅反映在法律领域，在美国的民族性里，这种双标表现的无处不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NASA向中国索取月壤这件事，就是双标的活报剧：想封锁你的时候，国会的法案就是禁止合作；需要你帮忙时，法案就没有禁止规范。在美国航天局长口中，底层逻辑几乎就是：法案并不影响私下交流。这种偷鸡摸狗，上至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间到法务从业者，基层到交通执法，无所不在。这种双标带来的繁琐的程序正义，也是美国GDP增长的重要推手之一。

　　在资本的疯狂操作之下，法治的严肃性消失殆尽，民主的神圣感荡然无存。不用看太远，即便是放在2016年以前，两位总统竞选人，一位自己被法院判决有罪，另一位儿子涉嫌重罪，正在被法院审理，继续参选几乎是天方夜谭。可是，现在不仅发生了，最后还出来了一个检察官，煞有介事地把竞选政治搞成“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这应当使更多人读出美式“法治社会”就是一个大笑话。法治被政治武器化，使得美国的民主法治都一同走下神坛，以后，谁出来选举，都要粘上刑事调查，再想找到没有涉嫌甚至被判定有刑事罪的候选人，都难上加难。更为滑稽的是，谁当选了，就可以赦免自己，而同时将对手送入监牢。美国有个说法：如果你不能击败他，就把他关起来（If you cannot beat him, jail him）；现在要改成，如果你能击败他，就把他关起来（If you can beat him, jail him）。

　　前一段特朗普被纽约地方法院判定有罪的时候，有人煞有介事地说，特朗普宣誓就职的下一秒就会被逮捕。想多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的当日，特朗普的秘密文件案就被驳回了。特朗普在纽约那个案子的判决，现在悄然无声了，不知道法官会怎么处理这个烫手山药。也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判特朗普像当年上海刚刚解放时，黄金荣手持一把扫帚，在大世界门前扫大街。不过不用担心，美国法律的双标最后最有可能导致的是这样一个结果：特朗普要么选不上，要么不服刑。美国《宪法》并不禁止服刑犯当总统，于是乎，走进监狱或许将成为未来的一种竞选策略，特朗普自从被判有罪之后，激起基本盘的热情，捐款量暴增。美式民主法治社会理念，貌似保持技术上的公平和专业，试图与政治影响进行最大程度的隔离，以实现其对于整体社会运行的支撑作用。这是要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地球，在实践中真实发生的事实是，一个地区级别的检察官，12个不懂法律的人，就可以左右全国政局，其最终结果是可能引发全国不满、动乱，乃至内战。

　　三、程序正义对于道德标准的致命打击

　　当民主法治成为一门生意，程序正义成为牟利手段之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也就水到渠成了。早前，美国政客有着很高的道德惯例，由于是公众人物，且承担着某种社会管理责任，政客们普遍还都能端着，甚至从小严格要求自己，以期成为“道德楷模”。但自从尼克松打开山门，克林顿顽强地努力，直到特朗普的出现，美国政客的道德标准终于被拉到九地之下，带动着拜登这样的“老派政客”也跟着往下九流的路子上走。人们更加无法相信哈里斯和万斯这些人能够实现道德复兴，竞选过程中的相互攻讦，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你是骗子，其实这正说明双方都是骗子。

　　特朗普为扯开美国政治的道德遮羞布，殚精竭虑，以身作则。特朗普折戟纽约法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特朗普律师团队明显在效仿上世纪末的OJ辛普森一案，试图集中以关键人物的可信度为突破口，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亨，证明他是一个小丑、骗子、盗取特朗普财物的小人。然而，法官自己已经有了很强的预设倾向，特朗普团队低估了纽约人对于同城老乡特朗普的厌恶，什么人用什么人，科亨有问题，说明特朗普自己有问题。特朗普嘴太大，一而再再而三地藐视法庭，对法官不仅仅缺乏起码的尊敬，而且大肆攻击法官本人。民主党也为了配合选战，把老迈年高的拜登抬出来，在明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提出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只是借用民主党基本盘对于最高法院在堕胎权上的偏狭立场，来间接打脸特朗普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的做法。利用司法改革以达到政治目的而实现竞选目标的做法，也是一种道德堕落。

　　资本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一切意识形态工具的商业化和浅见化，“民主法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成为了生意场，全面泛化了黑猫黄猫理论，使得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理念，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一直被认为是美式民主法治社会的看门狗，现在完全撕下了过去曾经标榜过的“独立公正”的面具，开始参与下河摸鱼。为了或是金钱或是对金主意志的顺从，他们抛弃专业客观立场。在拜登极为糟糕的辩论之后，CNN刚开始依然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隐瞒真相的卑鄙，仍然在为拜登辩护，直到金主现身才改变立场。拜登长期身体状况不好，一般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CNN从未对此进行揭露，肯定是失职。FOX和CNN对于同一事实的报道，也是南辕北辙，让人困惑于哪个是真的。主流媒体已经完全商业化，完全可以借用美国当时攻击前苏联塔斯社的言辞，再来说一遍美国主媒的已经当然无存的可信度。

　　道德标准的自由落体下落，离不开资本经年操纵的愚民运动，美国民主法治的堕落，也是上下联动，一起发力，高层政治正在全面“失速性”庸俗化，总统的表现是选民认知水平的反应。大多数民众都根据自己的本能利益偏好，选择接受或表面化地反对，自己的价值判断纯粹来自于自己简单的政治立场上的选边站队。总统候选人关心的政治问题，都是一些生活琐事，特朗普在共和党竞选大会上，把不再就小费征税（no tax on tips）这种具体问题，拿出来当成大事儿来说。并不是说这类具体的民生问题不重要，但是过分夸张这种具体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回避了人民利益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就是邀买人心，实为作秀。在辩论台上，两位耄耋巨婴竞选人，恨不得在辩论中，表演一下手劈砖头、枪刺咽喉。

　　哈里斯基本上是政治小白，自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原本只是作为一颗政治网红给拜登做陪衬的，现在被匆忙拉出来救场，但一下子就提高了民主党糟糕的支持率，足见，美国总统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几无实际意义。民主党的基本盘选民唯一的期待，就是“只要不是特朗普，谁都可以”。政治小白不容易被对方抓住短板，因为她就没有政治经历，有望成为没有错误的完人，这将使美国政治更加幼稚，选上来的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新手。

　　对于司法和其它权威的堕落，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场官司的结果，影响不到己方阵营中的基本选民，特朗普被判有罪，影响了摇摆州的10%的中间选民（本身最多10%），这还没算因为对美国法治丧失信心翻转过来的选民。在国际社会中，对于美国总统大选，与其说是关注，不如说是冷漠和无奈，但大家明白美国的总统会越来越不重要，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好应付，美国国策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执行力更不可同日而语。

　　四、腐败导致社会结构脆弱

　　资本主义就是腐败合法化，是腐败现象的根本源头，从我们的实际经历上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力度和腐败的猖獗程度成正比，腐败现象的终极结果就是社会结构脆弱。

　　拜登退选的最根本原因是民主党内大佬们和金主的暗箱操作，哈里斯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一样。拜登已经募集到手的资金，只有哈里斯出来接手，才能最为顺畅迅速地继续使用。在金钱与大佬面前，民主党初选的结果被一个小指头就推翻了，“一人一票”就是这么脆弱与虚伪。特朗普原本赢的希望很大，似乎等着落袋为安了，但是，哈里斯彻底搅了特朗普的局，原本煮熟的鸭子就这么翩翩起舞地飞走了。背后的“影子政府”（deep state）对特朗普很不放心，一是他难以控制，常常荒腔走板，二是害怕特朗普当选之后，2020年贿选的案子被再次翻出来。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最大任务变成了，如何遏制住哈里斯给民主党重新注入了投票乃至做假票的动力。

　　特朗普的选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柳明花暗式的新挑战，不少民主党的拥趸们都在窃喜。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白，对美国而言，特朗普败选比胜选更可怕，特朗普选不上比选上了，麻烦更大。如果特朗普再败，那些头脑简单且武装到牙齿的红脖子，将酿成一场比“1·6骚乱”更大的内乱。如果特朗普胜选了，肯定会追究2020年的大选舞弊案，毕竟，即使在美国，选举舞弊现象也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腐败现象。届时，法院会为特朗普就纽约判决翻案，民主党会被追诉，陪审员会被清算。法律面前人人还平等吗？法律面前就是这样人人平等吗？到了那一天，如果公知们仍然感受不到美式民主法治的讽刺意义，脑残，无药可医也。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美式民主和法治理念定位错误，将一个具体问题，错位到了根本问题，所以，从根本上无法弥合全民族的裂痕，相反，只能加重分裂。原来还是两党基本盘之间的分裂，现在出现了基本盘内部的严重分裂，特朗普对共和党，拜登对民主党，都无法展现起码的内部团结整合能力。美利坚的民族性格是斗争，是向外用力，攻击对手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与反躬自省式的自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事哲学，把美国文化中天然弊端，表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反复强调一个主题：失控点（breaking point）。这个点就是美式民主法治功能的极限，接下来，就是国家内乱和社会结构崩塌。

　　梦醒时分的失落感，可以把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逼疯。特朗普枪击案不像是有组织的，更像是一次独狼行动，但这就更可怕，说明美国的思想分裂与行动极端特征，已经病入膏肓。更为无奈的是，虽然特朗普成为枪击受害者，但作为个人拥抢权的捍卫者，特朗普或者共和党越发不可能禁抢，不敢去触碰军火商的资本利益。如果民主法治理念倒了，美国就会陷入恐怖，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民主法治理念的脆弱。这次枪击案可能标志着，2024年的大选，将成为美利坚历史上最肮脏、最血腥的竞选过程，而且仅仅是开始。未来的美国，能找到一块安全竞选的地方，都有些难了，民主法治在美利坚何处安身？

　　美国频繁的周期性程序化政治竞选，曾被中国公职们赞誉为“政治的自我治愈能力”，这种自觉的粉饰行径，被现实频频打脸。这种周期性轮替，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让现行制度苟延残喘，无法解决问题，把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不得不动大手术。不必太过担心特朗普或者哈里斯上台对中国的影响，他们有太多的内部问题需要解决，美式的民主法治理念救不了美国。我们大可以沏一壶茶，静等美国内斗，川普胜选，美国大变；川普败选，美国大乱。

　　五、中国自信的“立”与美式“民主法治”观念的“破”

　　中国人总是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先破后立，先立后破，在本文语境之中，其实都讲的一个意思，破就在立中。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指南，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就是了。此外，在笔者看来，这个会议给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三中全会”已经不再具有超越其他诸次中央全会的特别涵义，同样都是讲实话办实事的会议和决定，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进步。在中国，历史的进步和认识的提升，就这样波澜不惊但坚定有效地实现了。

　　就在2024年7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还在宣称，美国“永远都会是地球上最公正、最宽容、最仁慈的政府形式。有些人刻意贬低诋毁美国的民主，或是预言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逐渐式微，这样的人应该再想想。”倒是应该让伯恩斯先生再好好想想，多一点自省精神，不要总是自以为是，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美国西方民主法治是最不坏（least bad）的体制，只是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一种说法。民主法治的首要含义在于其阶级性，也就是谁是统治阶级，也就是一个民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美式民主法治只是掩饰社会治理无能的需要，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需要，其最大短板，就是无法建立强有力的中国式政权，这即是资本主义自身短板的必然，也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合理归结。

　　民主法治本身都只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无法否认也无法避免，没有抽象的人，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其阶级主观立场的影响。作为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最根本的还是阶级立场，正因为如此，枫桥经验才显得尤为珍贵。法律和民主规则都只设立了底线，要防止有人利用规则钻空子，把它做成一门生意。人心才是核心，心灵建设才是根本。民主法治是重要的，但不足以成为我们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全部，它只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混淆或倒置具体制度与意识形态，就会流于美利坚式的浅薄，很容易失去主流价值观。

　　中西文化都有各自的优秀与糟粕，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理论，最终的优劣对比，还是要看社会实践。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西方价值体系中讨论问题的话，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要忘掉孟德斯鸠、洛克等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鉴别中国传统文化的良莠，走出自己的路。法治绝非一个个孤立的条文，绝非程序正确那么简单，中国古代的法术势学说，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开拓我们的眼界；民主也绝非简单的投票，要实现真正地人民当家做主，是一个全过程而非一些冷冰冰的数字与规则。

　　至于伯恩斯先生关于美式民主法治的评价嘛，看来我们可以把前代词人写的千古名篇稍作修改：

　　新词老酒曲，去年天气旧。

　　相识燕归来，小园湿衣袖。

　　夕阳西下时，奈何花落去。

　　（原文：宋·晏殊）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