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十”飞机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2014年11月在人大、北大、北航等七所高校的巡回演讲报告

　　任治侯

　　我是上海飞机制造厂的退休职工，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运十”飞机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运十”飞机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种研制成功的大型客机，是我国迄今为止飞得最高、最远，载客量最多的大型客机。“运十”第一架飞机出厂已有整整38年，第一次试飞成功距今已整整34年。趁此机会我向大家汇报毛主席的伟大决策及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而形成的“运十精神”。

　　一、上海研制“运十”飞机是毛主席的伟大决策

　　1、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直对新中国实行围堵、封锁、制裁。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修正主义集团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对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进行封锁和战争威胁。1969年，苏联侵略我国珍宝岛，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指挥下，粉碎了苏修的进攻，保住了珍宝岛，但苏联仍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于60年代下叶在航空航天领域投入巨资，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8年，美国波音公司研制成功波音747飞机，这是世界上第一架可以直接飞越太平洋的大型飞机。

　　1969年，美国实施阿波罗航天计划，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美国在实施阿波罗计划的同时，向全世界宣布，全世界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其他国家都可以有偿收看阿波罗登月的电视实况转播，这是对中国的公然封锁和挑衅。但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中国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全国人民群策群力，使我们对帝国主义和苏修集团毫不畏惧。在60年代，我国氢弹爆炸成功，歼八战机和轰六中程轰炸机也试飞成功，09核潜艇即将试航，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卫星也发射成功。我国有了原子弹、氢弹，但远程轰炸机、空中加油机当时还没有，战略武器的远程投送能力还很差，而研制大型客机、大型运输机正是实现远程轰炸机远程投送的关键环节。这样的时代背景，毛主席比我们谁都清楚。

　　2、毛主席决策上海造大飞机

　　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他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从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在上海造大飞机，是毛主席他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形势，考虑国内的生产能力及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并且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作出的决策。

　　1972年1月15日下午，中央军委在军委招待所第七会议室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上海飞机制造厂（当时叫空军第五七零三厂）关于运十飞机设计方案的汇报。当时一位同志在会议的开幕词中说：1969年国庆节前毛主席路过上海，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了上海工业生产情况，我们还向毛主席汇报了造火箭等方面的事情，安排了上天的事情。当时毛主席问：“有没有造飞机？”这位同志继续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起造飞机的事，是毛主席出的题目，并非作为上海请战。

　　1970年7月下旬，毛主席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又提出这个话题”，毛主席说：“上海工业技术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空四军政委当时是上海负责人之一，他于1970年7月23日向空军司令员报告了毛主席讲话的内容。空军党委，上海市委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雷厉风行，立即展开了行动。7月26日国务院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向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提交《关于上海、广州地区制造飞机问题的请示》报告，7月30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同意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的请示，并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27日联合批复发文：原则同意上海市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并纳入国家计划。该项目定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为“运十”。在这个批复中同意上海造“运十”飞机。由此可见，“运十”飞机是毛主席提议，周总理批准、国家计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立项的国家项目，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具体体现。

　　3、落实毛主席指示，确定设计方案

　　毛主席关于上海造飞机的指示及国务院的文件传达后，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各路英豪奔赴上海飞机制造厂，同上飞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成立了七零八工程设计组，轰六副总设计师马凤山同志任设计组技术负责人，熊焰同志任设计组行政负责人。当时工厂党委的指导思想是：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早日把大飞机造出来，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出国访问时乘坐我们国产的飞机。党委充分发扬民主，对造出什么样的飞机的问题上发动大家献计献策，讨论方案。

　　【“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

　　老实说，中国当时设计这样大型的飞机确实困难重重，各种标准、特种材料、加工设备、各种工艺同“头号”帝国主义都有很大的差距。在这关键时刻，可以说是天佑中华。1971年冬，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302飞机（这一型号同美国总统专机为同一型号），在我国新疆昌吉州阿维脱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机头受损，无法再飞。上飞厂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往考察，认为机头虽受损严重，但可以作为我们设计和制造的参考。1972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办公室会议，同意上海翼吊四台发动机设计方案，同时同意将巴基斯坦在新疆损坏的波音707划给上海。从此，“运十”飞机的研制大幕正式拉开。

　　二、 “运十”飞机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示上海造飞机，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零批次“运十”飞机共制造三架，第一架用于静力试验，第二架用于试飞，第三架用于改进定型，进而在80年代形成年产十架的能力。今天是个好日子，1976年的今天第一架“运十”飞机出厂，运往陕西省进行静力试验（也称为全机破坏试验）。1980年9月26日，第二架“运十”飞机在上海试飞成功。至1976年国庆节，第三架“运十”飞机完成了65%的工作量。第一架“运十”飞机在陕西的静力试验中，机身达到105%的设计载荷，机翼达到100.2%的设计载荷，也就是说完全能够满足安全系数。“运十”飞机上飞机本体原材料100%国产化，包括所有的高强度钢材，铝合金板材、型材、大型锻件，起落架完全国产，机载附件95%国产化。这四大指标已保持了38年，展望未来至少还要保持十几年，可达半个世纪之久。

　　1972年1月15日，中央军委批准“运十”飞机翼吊四台发动机方案，至1976年9月第一架静力试验机出厂，中国仅用了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同欧洲空客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空客的制造速度。

　　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呢？

　　答案就是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鞍钢宪法，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每一个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毛主席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上海飞机制造厂所取得的成绩，同党委书记吕广杰同志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吕广杰同志的命运同“运十”飞机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1973年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以上海为主研制“运十”飞机，而此时“运十”飞机的研制进度不尽人意。在这关键时刻，上海市委果断决定调吕广杰同志任上海飞机制造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吕广杰同志到任以后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迅速扭转了局面，开启了“运十”飞机研制的新征程，使“运十”的研制进度提前了再提前，质量提高了再提高，具体做法是：

　　1、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

　　在吕广杰来上飞厂之前，工厂干部职工的思想较为混乱，内耗比较严重，因此“运十”飞机的研制进度比较缓慢。吕广杰同志来后狠抓党委班子建设，狠抓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用主席的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他采用对干部严，对群众宽，对亲者严，对疏者宽的方法，对干部队伍中的不正确思想既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又每晚主动找被批评的干部谈心至深更半夜，同时他更支持干部大胆工作，这让被批评的干部心悦诚服，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位党委书记批评干部的目的是教育干部、教育群众，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要上海造飞机的伟大战略部署。经过党的传统和党性教育，全厂职工迅速抛弃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相互间的恩恩怨怨，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干“运十”。

　　2、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党委和吕广杰同志清楚地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他们对我们实行封锁、围堵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运十”飞机的研制是国家的战略利益，其中的先进技术帝国主义是不会给我们的，即使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攻克“运十”飞机技术难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实行由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攻关小组，进行技术攻关。全厂先后组织了350多个三结合小组，每个攻关组都由支部书记挂帅，先后攻克了虎克铆钉、环槽铆钉、抽芯铆钉、高强度螺栓、超高压无扩口接头、大型镁合金机翼壁板浇铸、装载50吨航空煤油整体油箱、不锈钢超薄壁（0.4mm）大口径（150mm）管道的弯制、超长大梁的机械加工和热处理、各种表面处理（如化学铣切、硬质氧极化镀镉钛除氢处理）、大型锻件加工，起落架锻打、焊接、探伤、总装及试验等等，特别是对重庆西南铝厂的铝合金板轧机进行改装，使该厂在1.5米的轧机上轧出了1.7米的大型铝合金板。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在各项技术攻关中，吕广杰还直接担任梳状接头攻关组的负责人，这350多个攻关组至1975年底基本解决了“运十”飞机在研制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这些项目有的得到航空部、科技部的大奖。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为“运十”飞机研制的三钉、高强度镙栓、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当时已达美国标准。可惜的是铆钉生产线现已没有，厂房变成了房地产，使我国支线飞机及C919飞机的铆钉依靠进口，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现已用在了我国新型战机、海军、深潜等领域，先进程度已达到或超过美国。“运十”飞机研制成功雄辩地说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三结合进行技术攻关，是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有效方法。

　　3、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集中力量大打歼灭战

　　大家知道，制造飞机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一般需要经过四个阶段：一是设计、试验阶段，二是地面设备制造及厂房跑道建设阶段，三是飞机本体制造阶段，四是试飞定型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工作量最大。而地面设备需制造12500副模具，全机身的型架，工装，夹具、刀具、量具等，还要建造10万平米的厂房，对跑道进行加宽、加厚、加长，工作量十分浩大。面对如此浩大的工作量，党委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全体职工攻坚克难。

　　在吕广杰同志和厂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厂7000名职工20个月的奋战，至1975年国庆，全厂完成了模具12500副，完成了全机的型架制造；完成了首批三架飞机的铆接工作，具备了总装的条件。同时经过工厂和建设部门的努力，大场厂区也初具规模，1975年10月三架铆接好的“运十”由龙华运入大场厂区，工人又及时组织了总装大会战，各路英才汇集于总装厂房，进行认真、仔细、周全的总装及测试。1976年8月至9月，在第一架飞机上进行各系统的总装演练，获取了大量数据，特别是大口径管道的走向、转弯半径这些数据的取得，为总装第二架“运十”飞机打下了基础。1976年9月23日，第一架“运十”飞机在全厂职工和家属的祝福声中，装上火车，隆重出厂。第二架飞机进入了总装线。

　　从1974年初至1976年10月，全厂共进行了12次大的会战，使“运十”飞机的研制进度提前了再提前，年人均劳动生产率比1973年增加了300%以上，全厂义务加班工时达2200多万工时，相当于1万名定额工人1年多的工作量，形成了“独立自主、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不断创新”的“运十精神”和企业文化。

　　吕广杰同志十五岁参加革命，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电信局，沪东船厂还是在上海飞机制造厂，他都牢记毛主席的领导，像种子一样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所到之处都战功赫赫，他为我国的造船工业、海军建设、大飞机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抗日寇灭蒋军为开国将士，他制巨轮造雄鹰为强国英豪，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红色企业家。目前在家卧床养病。30年后的今天，广大老职工仍然十分想念着为“运十”飞机作出首席贡献的老领导，称他是“活着的焦裕禄”。

　　4、全国大协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大飞机项目历来是世界强国皇冠上的最大宝石，“运十”同样如此。据统计，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3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参加了运十飞机的研制，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为新中国历史所罕见。上海飞机制造厂为主机厂，上海航空发动机厂承担涡扇8发动机的研制，上海航空电器厂承担大飞机起落架的制造，上海电动工具厂承担飞机反推力装置的研制，如此等等，难以尽说。

　　研制各种新型材料、各种复杂机载附件的厂家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协作中，发挥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各单位接到任务后都由党政负责人亲自动员、亲自负责，组成三结合攻关小组，攻克了许许多多技术难关，许多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例如电机恒速装置由南京511厂研制成功，使电机转速保持在每分钟400±2转的超高水平上，上海电子物理研究所研制的航行气象雷达能看到250公里以外的气象条件，783厂研制成功了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其他厂家研制的各大附件也都先后取得了成功，有的产品现在正广泛应用于歼击机、直升机，有的项目还得到国家的奖励。

　　从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十飞机研制过程真正做到了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厂一件，百厂成线。每个厂、每位职工都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作出自己的贡献。

　　5、运十的试飞。

　　1976年9月，第二架运十飞机推上了总装线，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使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受到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上飞厂按原来制定的计划，兵分二路，一路由副厂长汪万年同志带领去陕西耀县对运十飞机做静力试验，另一路人马对02架飞机进行总装。由于上级迟迟不将试制经费发下来，03架运十飞机处于停工状态。上飞厂广大干部工人克服种种困难，把02架运十飞机总装好，在试飞站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检查和各种试验，1980年9月26日首飞成功，在上海多次试飞后，先后飞去北京进行汇报试飞，以后又飞至广州、昆明，并以最大的起飞重量110吨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运十满载中央各大媒体记者、上海市有关领导、试验人员，于1983年11月4日上午8时57分从上飞厂起飞，巡航高度11000米，航程3600公里，逆风耗时4小时48分，回程顺风仅用了3小时42分。验证了运十巡航性能良好，所有系统工作正常，实用航程完全可以达到8000公里。试飞情况大家在报纸、电视中都已看到了。下面我讲讲运十飞机七次货运拉萨的部分情况。根据试飞大纲，运十飞机没有载货试飞拉萨的项目，1983年12月国家经委要求处于试飞状态的运十飞机执行货运拉萨的任务。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是世界屋脊，是试飞禁区，另外拉萨贡嘎机场根本不具备接纳大型飞机的条件，该机场没有加油车，没有为大飞机充电的车辆，但试飞机组为了亲人解放军，为了藏族同胞，冒着极大的风险特别是英雄机长王金大同志稳稳地操纵飞机降落在周边地理环境极为恶劣的贡嘎机场上。从1984年3月9日至16日，先后7次为驻藏部队藏族同胞运去急需的物品。由于该机场没有相应的加油和充电设备，飞机上午到贡嘎机场，发动机不关车，在卸货后下午立即离开贡嘎机场返回成都双流机场，在7次货运拉萨的飞行中未产生任何故障和事故，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运十飞机是世界上第一架在试飞阶段货运拉萨的飞机，它经受住了考验，为毛主席争了气，为社会主义争了气，为中华民族争了气。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运十飞机在货运拉萨的过程中发生万一，这个巨大的责任会落在谁的头上呢？不言而喻。

　　三、运十飞机研制成功的重大意义和成功经验

　　运十飞机研制成功的重大意义，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讲得比较多了，但成功的经验还没有人总结，我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研制方针

　　在运十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党委始终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体职工的思想，用党性抵制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全厂职工高度团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为早日造出大飞机做无私奉献。同时大家又清醒地认识到高端技术，特别是涉及军事和国家安全的科学技术，外国人是永远不会卖给我们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洋为中用、取长补短、自我创新才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最有效方法。运十飞机中的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成品都是坚持这一方针的成果。无扩口技术学自美国波音飞机，现在已赶上或超过美国。上世纪90年代，我国某重点工程请美国专家来解决无扩口技术问题，结果很不如人意，航空部派人持航空部领导亲笔邀请信来上海邀请应宝庆工程师前往解决。当时应宝庆同志已经退休，他义无反顾前往，他应用他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极强的动手能力，到现场后很快解决问题，使美国专家十分惊讶，极为佩服，当即邀请应宝庆工程师前往美国传授技艺。

　　毛主席去世后，有些人想通过与美国合作，学到对方军用飞机的技术，结果到了美国以后，连军用飞机的大门都没能进去。从1980年9月26日第一架运十飞机飞上天，之后34年中，没有一架大型国产民航飞机飞上天，大飞机研制走上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道路。实践再次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什么时候就前进就胜利。

　　2、全国一盘棋

　　参与“运十’飞机研制直接配套单位近三百家，二次配套单位近千家，分布在冶金、机械、仪器仪表、航空、化工、交通运输、设计、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各大系统。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各参战单位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不拜孔方兄，不考虑个人和小团队的得失，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一方有难、各方支援，不管是直接配套单位还是二次配套单位，都以国家需要为己任，使上飞厂机所需要的各项材料、附件能及时得到，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运十”飞机的全国大协作，各有关单位的无私奉献，使我们进一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全国一盘棋的巨大威力。

　　在整个运十大会战中，没有黄、赌、毒、贪，没有铺张浪费，没有乌纱帽的自由市场，只有无私奉献和不断创新。

　　3、坚持走“三结合”道路

　　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工厂坚决贯彻三个“三结合”，即“设计、工艺、工人”三结合，“设计院、工厂、用户”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研制初期，工艺员就进驻“七〇八”设计组，充分了解设计构思和要求，设计人员充分听取工艺人员及有经验的工人师傅的意见，使设计变得合理。工艺师、工人了解了设计意图，及早制造了工装，进行了工艺准备，既大大压缩了试制周期，又保证了制造质量。用户及早进驻（王金大同志在1970年底就进驻上海飞机制造厂），参与设计、制造，试验过程中又得到用户的大力支持，设计更加可靠和适用。各附件、标准件生产厂家、研究单位都实行三结合，成立“三结合”攻关组，保证了各种资源有效利用，攻克了技术难关。

　　4、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工人群众中迸发出极高的热情，他们大搞技术革新。郑元俊等同志硬是用木榔头敲出了合格的发房前缘，厂党委及时发现这一典型，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因为他的这一“敲”，解决了“运十”的难题，至少使进度提前2至3年。工人又向全厂职工发出倡议：“加班不补休，人人争上游”。这一倡议在全厂得到大力支持与推广。人人要求义务加班，人人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攻关，人人大干苦干，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

　　5、有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

　　上飞的职工队伍是一支过硬的队伍。他们在党和部队的多年教育下，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精湛的技术水平，良好的身体素质。

　　在政治觉悟方面，他们完全把工厂作为自己的家，爱厂如家，视自己为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丝毫没有雇佣与被雇佣的观念。领导干部多为部队转业的老干部，他们同工人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岗位是分工不同，但地位相同、目的相同，所以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攻克难关，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无私奉献的忘我劳动。

　　在业务技术方面。上飞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多为哈军、北大、清华、北航、复旦、交大、南航的毕业生，是中华民族中的精英力量。工人队伍多数人员是空军技校及上海市劳动局技校毕业的学生，有一部分还具有大、中专学历，有的是从空军飞行维修部队退伍的战士，他们进厂后虚心向老师傅学习，特别是“两航”人员，他们把自己几十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无偿地传授给年轻人。1971年10月上飞厂招收了许多70届、72届青年同志充实工人队伍，这些同志进厂后，苦练基本工，钻研各项技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飞厂的钳工、车工、铣工、磨工平均技术水平在上海市名列前茅。钣金工、铆接工，热处理、表面处理的水平在全国领先。以王松林、陈廉芳、林松茂、董龙海、徐慎华、陈景德为代表的一批同志，他们并没有高等学历，但他们为我国航空、航天、军工、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可以设计产品，绘出很规范的图纸，又能以高超的生产技术解决问题，他们人人身怀绝技，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完全可以胜任博士生导师的岗位。上飞厂的工人经历制造“运十”飞机的锤炼，目前都成了生产支线飞机的技术骨干。吕广杰同志离休后，他评价上飞厂职工队伍是“思想觉悟高尚、技术水平高超、组织纪律严密”的队伍，能和这支队伍一起工作是毕生的荣幸，这支队伍给了他最大的快乐和安慰。中国正因为有这支过硬的队伍，才迅速地把运十飞机优质地造了出来。

　　在身体素质方面，上飞厂多数职工经过部队的锻炼，普遍有较好的身体素质，他们吃苦耐劳，能打大仗、恶仗。

　　这支队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修理队伍的第一主力，他们非但制造了运十飞机，还为我国之后研制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卫星发射、99主战坦克、导弹发射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贡献了力量。

　　进入21世纪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退休，但他们仍十分关心工厂，为工厂分忧解难。2004年，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在龙华厂区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工厂因土地开发，厂房被拆，具有先进水平的液压车间、热处理车间、机加车间、大件车间、中心试验室不复存在，看到厂区残垣断壁，他们心如刀绞，老泪纵横，瘫坐在地，望天长叹，为上飞厂、为“运十”飞机而可惜。可见这批老同志对上飞厂、对我国的航空工业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呀！

　　三、“运十”的夭折及损失

　　1、“运十”的夭折

　　毛主席逝世后，开始有人质疑毛主席决策的正确性，上级再也不发下用于总装第三架“运十”飞机的经费，上飞厂职工一方面用有限的资金对第一架进行静力试验，对第二架做试飞准备。全厂7000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研究项目，去生产煤球炉子和一些民用产品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运十”飞机首飞的前夜，一位副部长询问试飞领导小组负责人：“明天飞不上去怎么办？”这位负责人用手做出了掉脑袋的动作，并反问这位副部长“飞上去如何？”副部长回答：“如果飞上去......”，接着他也用手做出了个人头落地的动作。第二天一早，这位副部长悄悄地回北京。根据现在披露的资料，这位副部长早在1980年4月就知道上边的意图，要让“运十”飞机停下来，与美国合作总装MD-82飞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由国家划拨的资金还是不能到位。上飞厂迫于无奈于1980年12月22日越级向国家领导人写报告，反映“运十”飞机取得的成绩，反映了研制大型飞机对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请求经费上给予支持，把研究工作做完。1981年1月12日和2月11日，国家计委国防局和三机部分别向国家财经领导小组打了报告。两个报告均认为，“运十”是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大型客机，现已建立起一支大型客机的设计研制队伍，初步形成了研制大型客机的基地，现在样机已进入验证性试飞，在国内现有条件下，取得这样大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继续研制下去，如中途停下来不干，损失太大。同年4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作了批示，要求组织一个专家论证组对“运十”飞机的研制问题进行全面论证。1981年6月18日至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三机部联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运十”飞机论证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国最著名的航空老专家，时任上海交大校长范绪箕先生，北航教授王俊奎等一批著名的航空、冶金、化工以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共55人。专家们经过充分论证，一致认为“运十”飞机造出来不容易，停下来损失太大。于是，他们向国家建议：研制工作不要停，队伍不要散，成果不要丢，他们还建议国家对民航工业实行保护政策。1981年8月13日，上海市政府和三机部联合向国务院和薄一波上报了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但未得到任何批复。

　　1981年12月8日，“运十”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南苑机场进行汇报飞行，机组在北京进行了二次飞行，汇报飞行十分精彩，得到空军、海军、三机部领导及首都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众人异口同声高度赞扬“运十”飞机，首都各界人士4400多人排着长队上飞机进行参观。“运十”飞机在北京停留期间，多么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参观一下呀，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直到12月25日，薄一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进京汇报代表，他十分无奈地说：“我是支持你们的，但经费问题我是决定不了。”“那个报告（指上海与三机部“8·13”报告）我批示不了，要计委去办，报国务院批”。进京代表十分沮丧地回到了上海，满腹牢骚地说：“我们像猴子出把戏，飞完了，演出完了，拿着锣鼓收钱的时候，竟然没有拿到一分钱。”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像这样的大事，政府首脑都要到场祝贺的。例如空中客车380下线，英、德、西班牙、法国四国首脑亲临现场剪彩。1983年初上海市计委和国防工办再向国家计委作了报告，请求立即恢复和继续完成第三架“运十”飞机的总装研制工作，并表示上海愿意承担一半的经费约为1100多万元的费用，但报告无任何回复。这时“运十”飞机就像诞生不久的健康婴儿在摇篮之中嗷嗷待哺，但除了“不拨经费”还是“不拨经费”。“运十”飞机连购买航空煤油的钱都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上飞厂决定让“运十”飞机机载八吨蔬菜去哈尔滨进行贩卖，以赚一点小钱来购买航空煤油，继续进行各种科目的试飞。

　　在地方政府，三机部及广大设计师、工艺师，技师、老工人为“运十”生存而努力的同时，具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美国麦道公司亚太公司总裁美籍华人张镇中也没有闲着。他和他的主子游说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要他不要购买“运十”飞机，去购买美国的飞机。沈图在利益面前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同时上级要求上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MD-82飞机，并三令五申，多道金牌要上飞按美国FAA的要求整改，让出厂房，为与麦道合作创造条件。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名工程师联合签名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组装MD-82，建议在“运十”的基础上发展我国民航工业。

　　可惜的是这一系列强国愿望和强国建议没有得到任何采纳，发来的仍然是一道道金牌，严令按美国FAA要求进行腾清厂房，否则各级干部就地免职。在万般无奈之下，在职工的一片悲愤之中，成千上万吨的“运十”飞机的型架、工装、模具，从为“运十”飞机而建造的厂房中搬出，堆放在露天广场，任凭日晒雨淋，最后这一批凝聚航空精英无限智慧的大型型架、工装作为废铜烂铁送进了炼钢厂的炉子，熊熊烈火烧掉的是中国民航工业的基础，烧掉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制造自己的大飞机的爱国愿望，可怜的第三架“运十”飞机成了MD-82飞机练习的靶子。新工人在上面练好技术后再上MD-82操作，初生的“运十”飞机这个中国无数精英培育出来的健康婴儿，因为在摇篮之中得不到一滴乳汁而夭折。沈图又趁火打劫，从机身上拆走了四台发动机。

　　“运十”的不幸夭折，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正义的人民是极其悲痛的，而且是永远的痛，但极少数极端仇视中国人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中国共产党的顽固分子是极其高兴的。美国麦道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上毫不掩饰地说：“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由此可见，打倒“运十”，使“运十”夭折是有预谋的，是相当于为美国利益的。

　　2、“运十”夭折的损失

　　(1)使我国丧失了发展大飞机的大好时期

　　研制“运十”飞机时，人心齐，泰山移，大家一边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一边埋头苦干，使第一架“运十”飞机于1976年9月出厂，做强度试验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1980年首架“运十”飞机试飞成功。“运十”之后几十年来我国没有一架大型飞机做强度试验，没有一架大型飞机飞上蓝天，我国的民机市场被波音、空客占领，现在再研制与“运十”同样吨位的大型飞机还需苦干十年的时间，使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本已缩短了的差距又被拉大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我们学习他们最新技术的难度也加大了。再加上有丰富经验的老工程师、老工人的退休，新一代工人的技术脱节较大，要达到“运十”飞机的机体100％国产化，机载附件95％国产化，强度试验达到100.2％和105％这四项数据，还需更长的时间。

　　(2)使我国基础工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大家知道大飞机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大飞机上使用的特殊钢材、高强度铝合金、非金属材料、各种复杂的机载设备不是一年二年能研制出来的，有的甚至需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研制成功。在“运十”飞机研制过程中，我国一批重点企业，组成“三结合”科技攻关小组，经过艰苦而又卓越的努力，才攻克了许多难题，在原材料、加工工艺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走上了正轨。由于“运十”的夭折，航空工业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加工工艺的研制处于停滞状态，一批企业转产或停产，甚至被解散。工人下岗、待退休，过着艰辛的生活。

　　如果我国坚持不懈地研制到现在，我国的许多企业不致关门或解散，工人也不必下岗待业。我国的特殊钢材、高强度铝合金、高强度重量轻的碳纤维非金属材料早已定牌号成批生产，也不需现在再启动研制。美国在50年代研制波音大飞机的时候也没有7150、7050等牌号的高强度铝合金，由于从不间断的研究，才有了诸如7150等牌号的材料。而我们自己的高强度特殊钢材（如30GrMnSiNiA+Mo）材料已研制成功，性能同美国波音使用的相当，但由于“运十”的夭折，三结合的攻关组被迫解散，当初参加研制的工程师、炼钢工人、试验人员早已退休，有的已病故，如今不得不重新研制。何时能研制成功用在大飞机上还是未知数，现在生产中的ARJ-21支线飞机所使用的原材料、机载附件不得不花高价从国外进口，甚至连铆钉、螺栓也依靠进口，使西方国家掌握了中国民航飞机制造的命运，一旦翻脸，我们就很被动。

　　实践证明，美国的尖端制造业发达并不是它的制度是多么优越，它的国民是多么聪明。而是他们认识到尖端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所以集中人才不断研制，才有了今天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基础十分薄弱的基础上，研制出了“运十”飞机这样的先进装备和各项先进技术，却夭折在摇篮之中，几十年的停滞，使我国的大飞机制造业又回到了原点。这是何等大的折腾啊!

　　(3)使中国财政遭受重大损失

　　对“运十”飞机，国家共投资5.087亿人民币，上海市地方财政投入0.29亿人民币，中央和地方共投资5.377亿人民币。其中3.8亿元用于飞机本体的研制，1.577亿元用于基本建设及设备采购。如今再建造相等面积的厂房、跑道、发动机试车台架等需数百亿的资金，可见上世纪70年代的一亿元资金相当于现在百亿资金。“运十”的夭折使国家财政损失了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亿资金。这些钱都是全国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呀！如今再启动大飞机研制项目将耗资上千亿资金。

　　(4)使中国综合国力受挫

　　大飞机（100吨以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大飞机与宇宙飞船的最大区别在于：大飞机需经数万次的，十几万次的起降，载着一百多名至几百名的乘客，在有阻力的空气中累计飞行十几万小时，因此对大飞机的材料、动力、制造有更高的要求。所以目前世界上只有美、欧盟及俄罗斯能制造大飞机，当然中国也曾造过大飞机。而制造卫星、火箭的国家是很多的，包括韩国、印度、以色列、巴西等国。“运十”的被夭折，使中国已有的大飞机工业基础受严重挫折，中国人民拿在手中的科技宝石又没有了。

　　(5)使优秀人才受到严重伤害

　　1970年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研制大飞机的号角，全国优秀人才从五湖四海汇聚上海研制运十飞机，建立起一支政治觉悟高、技术水平好、组织纪律强的队伍。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信神，不怕鬼，他们不唯美，不崇美。在他们手中，飞机本体100％国产化，机载附件95％国产化，造出了大型涡扇八发动机及试车台架，试飞结果良好，他们是多么希望我国首脑出访能坐上自己制造的大飞机啊!直至1984年，数百名工程师仍联合签名上书中央希望能唤醒重造大飞机的愿望。他们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梦想，没有保住“运十”飞机，没有使“运十”飞机重新展翅飞翔。“运十”飞机夭折了！他们只能为美国麦道公司打工，组装MD-82飞机。他们强烈的强国愿望和建设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设计队伍无事可做，三结合攻关组相继解散，制造能力大幅下降，部分职工被迫转行或下岗，有的被等待退休。工厂十多年不加工资，使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工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上海市平均工资，生活水平低下，对国家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失去了吸引力。上飞厂液压件制造、表面处理、热处理、地面设备制造等车间又被剥离出去，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人资产。上飞厂的厂区面积也大大缩小。大场厂区的铆接、钣金、焊接等方面的人才青黄不接。如今的上飞厂职工队伍同当时研制“运十”飞机的职工队伍在精神、技术方面已有很大差距，要达到原有的水平还需相当一段时间。

　　“运十”飞机夭折，国人感到痛心啊！痛心！痛心！并将是永远的痛！

　　错误已经铸成，时间无法倒流，我们回忆研制“运十”的艰难历程，目的是为了发扬“独立自主、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不断创新”的“运十精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

　　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上海商飞公司，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大型客机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是一个国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制造大飞机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航空梦。要力争早日让我们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这是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极大鼓舞和鞭策，国有企业应该挺直脊梁，理直气壮地承担起这一重任，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率很高的现代化大型客机一定会研制成功，我们预祝它早日飞上蓝天。

　　（作者系原上海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书记；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