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高校政客压抑学术争鸣之罪与罚

　　2024年6月，唐山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孙贵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河北省纪委监委纪律隔离审查，此等高校政客何以退休之后才被查出来？人大前教授张鸣曾说：“大学现在的风气是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这样的比喻尖刻而生动，但对高校政客的批判还不够具体。

　　“学术行政化”催生高校政客的主要症候可归纳为四条：第一，学术官僚数量庞大，等级森严而缺乏民主：根据学校一把手的行政级别，大学分为副部级、正厅级与副厅级。“姑且不论学校众多的党政机构，一个学校分校、院、系三级，层层上级任命，多数大学，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力都没有。”第二，按行政管理的模式来管理与组织学术事务：“高校评职称就是势力范围争夺的政治斗争”。“学院所有的事都由院长副院长决定，院长还私下将自己的弟子聘成院长助理参加院长办公会”。“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是由院长决定的，即便如此，这个委员会一般没有事做，三年能开两次会就不错了”。第三，行政官员垄断了资源分配与学术评价“现在官大学问大，谁评谁都是官。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第四，各种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学术与教学方面的评估检查妨碍学术自主“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评审，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将大学紧紧地绑到部属政治的战车上而动弹不得”，“教学评估工作行政主导的倾向性太强了，导致很多大学弄虚作假”。许智宏、温儒敏与许章润三位教授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批评高校学术行政化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演讲时也着重指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高校里政治与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有绝对的优势，但那时的高校基本是清水衙门，在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官学冲突主要是人事冲突。但近年来国家经济不断增长，政府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策略。由争夺政府投放的资源起步，大学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产生了新一轮较量。张鸣的《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一文指出：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而教育部是发动机与火车头。“211”与“985”工程的提出与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211”工程资金185亿而“985”工程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由于这两个工程的启动，教育部掌握了数百亿资金的分配权，而且工程本身就要求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教育部加强行政控制顺理成章，高校大跃进试图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个档次。丁学良认为：如果这个体制很好，你投入的越多，产出的效果就越棒或在有限的投入下产出的效果都会很好。因为没有把体制理顺，钱投入了很多却产生不了他预想的效果，而且很多方面投入的钱只能引起腐败。高校行政权力学术化即身在高校却觊觎权势的学者“学而优则仕”，一旦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就兼任校长院长等主要的行政职务。这类学者先通过学术权力谋取行政权力，再用到手的行政权力巩固其学术权力与攫取利益。邹恒甫声称藐视张维迎的学术，张维迎则利用行政权力驱逐邹恒甫。无论是张鸣事件还是邹恒甫事件，处在斗争上位的都是有学者身份的学术官僚，左右逢源“又红又专”。当事人把一个内部事件变成公共事件往往是因为内部解决的渠道已被堵死，爆发者在缺乏正当申诉机制的体制中处于弱势，试图通过舆情影响更高层决策者并为对手制造被动局面。公众对高校资本化进程下的教育垄断既厌恶又无奈，利益诉求无法表达而长期积聚的反体制、反威权的情绪会自动集结到体制的批评者那里，而学术权力微薄的青年教师与饱受行政权力压制的非研究型院校的高校教师才是沉默的大多数。邹恒甫与张鸣不但早已具备了抗争的资本，而且实质上是既有体制的获利者，但这样的体制安排并不一定是这种人都能接受的，更不是通过若干民意沸腾的网络辩论就能轻易改变的。陈丹青认为：“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之后，我认为最妥善的办法是以主动退出为宜”。学术权力要求与行政权力保持距离，与整个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亦有着密切的呼应关系。公众热衷于批评高校的另一个原因是泛泛地批评某个半事业、半商业的公共机构不会给自身的言论带来任何政治压力，国人都知道说哪些话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真正的行政官员是不能公开批评的，教育评论的言论自由度似乎仅次于足球评论与娱乐评论。但葛剑雄认为将大学当靶子是找错了对象，“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如此”。如果单纯把这些事件解读为行政官员压制学者而把解决之道视为用学术自由来驱除行政干预则未免失之轻率，学术与行政其实是孪生兄弟。现代大学既是从事研究的学术机构又是服务社会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组织，而要适应外部社会的要求与维持庞大系统的高效运转就必须有相应行政架构与职业管理人。于是现代大学系统亦不得不分为两大相对独立的系统：由教师组成的研究教学系统与由行政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系统。这就难免形成两种权力的共生模式，学术权力看重的是学术对话与学术创新，行政权力要求行政服从与行政绩效。学术自由被学人视为大学精神之核心，职场与官场中的等级科层制在大学运行中一样占据充分的合法性。由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都会参与学术管理活动，二者又有不同的追求目标与行动逻辑，于是校园中的权争与角力无可避免。一般而言，以学术研究为重心的大学的资深学者较多、学术权力较为充盈，以职业教育为另一极的高校的行政权力则牢牢处于支配地位。但国内近年历次所谓的“学术反抗行政”的事件都发生在名牌大学里，这些大学里学术权力尚有一席之地，还能发出抗争的声音，教师在学术研究较弱的高校中没有话语权而鲜有反抗的余地。回溯中国传统，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并不多见，读书是为了致仕而治学是为了治国。不仅太学与国子监这类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皆诞生于官学之胚胎，近代形态的大学之开端（京师大学堂）也不离官学之初衷，学术自律原非本土化大学最初的题中之意。没有学术自律，学术自由与自治也就无从谈起。由于大学结构与功能的变迁，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现代大学中的对立事实上不可消解。大学由职业管理者按科层制的方式组成行政结构，将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分开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也便于让学者专心治学，避免行政学术化与学者利用行政权力来排斥异己；现代大学不再是纯粹研究高深学问、处于社会边缘的象牙塔，而是与市场、社会与政府互动密切。布尔迪厄认为，当今的大学形态在于知识的生产、流通与分配都已深入地被权力与金钱控制，因而学校如同企业，大学教师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也必须接纳工作效率的规范并将之作为衡量学者成就的标准。学术行政化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是指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部门将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并废除学人的学术权力，最近十年以来则是通过行政权力主导各种资源配置而诱导学术权力听命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大学的市场化转型中从早先的对抗因势调整，逐渐在某种程度上结盟成为利益共同体。问题之要害不在于“行政压倒学术”而在于我们高校中的行政权力是带有计划经济与专制文化的陈规陋习的行政权力。

　　在中国特色高校体制中，学者们不得不从政客手里讨饭吃，而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讨得到俸禄的地方，“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最可悲的处境与运命。我们这个有着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评上国家正式职称的专家、学者、教授也够多的了，而假话、空话、毫无内容的文章更是满天飞，一样都不缺，但我们独独缺却少像何清涟、钱理群、秦晖这样一类正直的学者；我们也急需这样一些紧密结合当前政治经济现实的理性分析文章……知识分子是该关怀国家的命运、关心民生的疾苦，但关怀国家的命运与民生的疾苦并不代表着要用纯粹的学术去关怀、关心，学术就是学术，有谁能说陈景润之发表《哥德巴赫猜想》是为了国家的命运与民生的疾苦？学人到了必须靠政府才能混一口饭吃时，他们已被折断了脊梁骨，只好如狗类爬着生存，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在这种情况下，学人的精神产生了变异，他们也分化成狗类与像狗类两种：一部分人被阉割了精神品格，从而失去了应有的“火气”，成为真正的狗类；一部分人委曲求全，隐藏真实的思想，靠说言不由衷的话来苟延残喘，他们像狗类地生活。在当今中国，能卷入政治漩涡的学术才是好学术，好文章。对学术界而言，卷入政治漩涡是学术的光荣，而不是耻辱。在中国，学术是由人来研究的，而人又是生活在社会里的，只要学术牵扯到社会属性的人而不是生物学角度的人，你的学术就脱不掉政治的干系，尤其是研究文、史、哲的。多少人对这个国家披肝沥胆的忠言都被当作反革命言论了，那些话是不是该听，是不是该对说那些话的表示感谢？但结果又怎么样？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一书如是总结美国南北双方对历史截然不同阐释与表达方式：“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么？政府没有这个权力。是历史学家么？他们能各抒己见，但同样没有权利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能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其实也应是我们的观点与态度，至少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看看中国的历史，参见中国特色知识史，除了政治旋涡，学术争鸣还能卷到哪里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统？从主观方面分析，附庸政治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缺乏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从客观方面分析，在我们国家，最容易搞垮一个人的手段就是从政治上否定他！这变成敏感性学术争论中最有力的武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高校中有多少教授？研究所中有多少正高职的研究员？现在随便在一个大学中数一下，教授的数量都能与国际上一流大学的数量相比。但成果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学术界向来被视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圣地，学术水平更是国家与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面对90年代以来的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众多的抄袭、学术腐败等看来似乎跟学术毫不搭界的行为都不得不提到这个敏感的话题。

　　高校政客在学术争鸣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首先，高校政客在学术争鸣中一直扮演着封建家长的角色，视学术研究者是自己的子女。他们先规定了学术应从属于政治的考量，确定了自己“家长”的身份的同时，也确定了学术研究者“子女”的身份，如早先的“二为方针”，而后也一直强调学术研究者必须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与必须遵从的政治方向，学术研究者被预先告知这种方针、立场与方向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学术研究者只可证实、接受与丰富之而绝对不可辨伪、质疑与否定之。在绝对迷信家长的威严的前提下，学术研究者才有研究学术的资格，否则就会被剥夺研究的权利，所以至今否定一个学术研究者最有力的武器首选的依然是能提供他不具备政治资格的证据。当然，听话的孩子会被家长宠着，如果在家长的认可的范围内取得了合乎家长心意的成绩就能从家长那里获得“学术权威”的头衔。不听话的子女往往会受到家长的冷落，甚至于被褪下裤子打屁股以示警戒，当年不少“右派”大概就属于不听话的这一类。“虎毒不食子”，再严厉的家长之于子女也是有温情的，所以高校政客单以家长的角色介入还是不够的，如果真碰上一个“逆子”挑战家长的权威则又当如何？于是高校政客还必须充当第二个角色：封建君主。生杀大权在握，对有“反骨”的不合统治者口味的臣子草民从灵魂到肉体一起消灭。君主之于臣民是能动用一切国家机器来维护权威的，“父”叫“子”亡的事鲜见，但“君”叫“臣”死的事例多多。高校政客与学术研究者的关系一旦成了君臣的关系就不只是能不能自主研究的问题了，而是自主研究就可能有蹲大狱、掉脑袋的危险。高校政客与学术研究者之间还有主人与工具的关系，现在一再强调的主流思想使表达了一点非主流学术思想的学者钱理群与秦晖备受压力。学术成就只应是政治太平的点缀，学术研究者只应作为高校政客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工具的特点就在于便于主人使用，而且越方便越好，学术沦为工具以后它也必定会堕入做伪与实用的泥潭中。高校政客决定施行计划经济时就要靠一批学术研究者证明计划经济比之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这样的伪（或半伪）学术专著早就汗牛充栋了；高校政客决定施行市场经济时又要靠一批经济学家证明市场经济比之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于是计划经济被一棒子打死，各地物价部门一度被合并到工商总部门；发现经济单靠市场来调节又有很多盲目性时，高校政客与学者才意识到原来计划与市场是一对矛盾的共生体，对立之中有统一，谁离开了谁都成了跛子。中国的学术研究常常走在政治的后面而很难有效地为政治决策提供有矫正作用与前瞻性的思考，因为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的确有不会卷入政治漩涡的学术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似乎是中国的幸运儿，我国在高科技的一些领域里具备世界先进水平，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还是因为有政治市场，按政治市场需求给予了它优先发展的条件，但不能立竿见影达成政治目的的领域往往被忽视与限制了，尤其是基础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备受冷遇，所以当今中国的科技发展缺少后劲儿。科技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能力也是高校政客与学术研究者之间主人与工具的关系的极好反映，高校政客想用与不想用才是生产力发展与否的决定性因素。高校政客在在学术争鸣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呢？探索这个问题是为了找到学术争鸣摆脱政治漩涡的有效方法，这里我再谈谈我不成熟的观点：高校政客在在学术争鸣中应扮演四种角色，即旁观者、小学生、平等的参预者与不记功利的保护者。学术没有争鸣就不会有进步，争鸣使学术研究更加趋近于真理，学术争鸣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高校政客本该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待学术争鸣，不再强调自己有权引导、指挥与操纵学术争鸣。“隔行如隔山”，搞政治的不是事事都懂的天才，见别人打架就不分清红皂白插上一杠子，捡一个自己喜欢的给他帮忙，对那个自己不喜欢的施以拳脚，或装出一种公正的模样各打上五十大板……学术问题必须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高校政客还必须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但又不该是个精神麻木的看客。学术研究的领域是无限的，能研究人类的或与人类有关的一切物质的与精神的现象，不该回避政治现象，所以也必然会为高校政客提供可借鉴、可利用的与可展望的精神养料，从而使高校政客在治世过程中有所依据，但高校政客在学术研究面前务必要有甘当小学生的勇气。把高校政客拒于学术研究的大门之外也是不公平的，在政治研究上当然要有发言权，其中年会有双料或全才的高人，在玩政治之余也在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内有独到的见解，就像毛泽东在红学与史学的研究上都有超凡的成就。但高校政客参预学术研究千万不能舞着大棒走进来，在学术争鸣中也不能鼓吹“枪杆子底下出真知”，要以学术研究者的平等的身份参与学术研究。政治最有功利性，而学术研究往往忌讳极功尽利，高明的高校政客面对学术争鸣本该去当一个不记功利的保护者，通过政治的或法律的手段为高校里的学术争鸣创造宽松、自由、热烈而无所禁忌的学术氛围并赶走那些企图破坏这种氛围的爱闹事的政客同僚。

　　高校政客压抑学术争鸣，中国学术界循环、倒退、反动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中国传统的太学、书院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它们只是依附于各历史阶段里的现实需求，所以本身没有形成有普遍超越性的文化结构与形成分门别类的知识共同体。因此，没有给一百年来的现代大学留下可承启的传统。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每一个王朝，每个家族的兴旺都只是一时的，无法积淀为持续的文化传统。北大、黄埔、抗大、西南联大能发展为现代中国转折的大学或准大学是因为国家四分五裂内外交困而民不聊生导致的多元文化的共处、协作与整合，因而在一批热血青年身上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抗大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并肩携手，本可能为中国社会变化带来更大的辉煌。实际上，中国民族独立与革命胜利对知识分子曾有巨大的感召力，他们甚至完全抛弃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心甘情愿地融入革命建设的洪流之中，甚至诚恳地（并不像许多人回忆的那样被迫）接受内心深处的思想改造。但由于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政党权力一元化、利益集团化，意识形态教条化、非理性化，渐渐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极左思潮。大学与知识分子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的悲剧在市场大潮中延续，随着国家加大教育、科技的投入，体制内的大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大幅提升，但真正的学术文化与大学精神未能恢复，急功近利的风气反而助长了学术腐败。地方化、世俗化、宗法化、人情化、关系网、近亲繁殖是中国高校文化生态最严重的病变，诚如柏杨概括的“酱缸文化”，高校沦为一潭死水后有机质不断沉积在水底，各种低级生物在有限的空间里疯长并使鱼类与其它高级动植物窒息而死。沼泽里的腐植质浮起来形成草地，人与动物行走其上就会葬身其中。这个过程与中国历史上宗法组织的演变、人情关系网的运作与现代中国高校的命运有相似的原理，中国现代大学刚过百年历史普遍老化、僵化、腐败，陷入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体制泥潭里。老牌大学近亲繁殖，程度远超年轻高校。很少外来人被选作校领导，更不用说当校长；学生大多来自本地，研究生、博士生、教师也大多是本校毕业并在本校提职称；从小不离父母，而且已走不出去的家属子弟充斥各个部门。领导、导师把自己的学生当亲信，千方百计把留在身边或附近相互照应，在低水平的封闭小圈子里，同一学校的毕业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妒贤嫉能武大郎开店而导致人际关系功利化……

　　高校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学术，权威压倒理性，循规蹈矩办学。50年代的院校调整以苏联模式改造大学，但体制与文化僵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中被降到工具地位。意识形态是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大学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逐步统一到政治思想工作里。现在这种信仰被官僚化、宗派化的利益关系腐蚀，学术发展的需求让位于封闭式关系网的利益分配。文革期间大学的科学文化功能完全失效，连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被取消，以极左意识形态来代替现代文化，以群众运动代替大学运动，甚至将偏远乡村乌托邦化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大学，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由于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文化，所谓的“科研”不是在既定概念体系里游戏就是限于运用知识与技术为具体的市场需求卖力。高校的工具性地位不改变而只是由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意识形态的弦也一直绷紧着，成为保守与激进、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两种倾向撞击的是非地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人文教育、心灵教育被实在太老的意识形态老婆婆管着就不会有新文化建设的生机与文化中心的理性、宽容、多元、创造性特征。政客横行的当今中国高校的畸形发展主要有八个方面：

　　第一，政客横行的高校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位，不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而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的现实压力的机构。总是摇摆在两极之间，不是极左思维横行就是实用主义迷漫，与意识形态僵化、人文思想枯萎、民族精神空白相联系。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与教学程序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与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不是驯服的工具（螺丝钉）就是投机钻营者。高层次的研究与创造由缺乏活力的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去做。大学只是单一的教育机构，丧失文化创新广泛基础。文教领域与大学里官僚化同样严重。大学也成了衙门，缺乏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连个大扫除也要当官的点头。官僚们主持着经费切割、出国名额的分配，沉迷于迎来送往、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与奖金发放，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办学方向，学科建设，机遇竞争。他们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把私人的算计悄悄塞进体制里。人力物力资源较之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严重不足，但集中消耗在官僚阶层的利益分配中却有声有色。这代高校官僚的许多人是从政工与行政两条线上提升的，在文革的政治风雨中长大，经历了由意识形态狂热，到信仰失落，再到投机钻营的全过程，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练就了一套政治表演伎俩与一身官僚主义的轻功。有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面纱的实际上是不学无术、专事投机钻营的政客，既无忠诚的信仰与理想，也放弃了严谨的学问与思想，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虽成不了暴发户，但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无论社会竞争多么激烈，仍旱涝保收。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是维持稳定，有这一柄尚方宝剑，只要表面文章多作些并保证他头上不出乱子，官就能当得稳。反正办学没有硬性的效益指标。这不仅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吞食着任何有生机的文化生命。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校员工心思不在学生的需求与项目进展上，上下班开口就是钱、权、利，生活里更只有吃穿行住用玩。文化学术活动没时间搞，但餐馆、娱乐场所却高朋满座。最绕舌的、最闲着没事的、最厚颜无耻的却往往是最得实惠的投机分子。中国特色的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与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与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侵入并支配意识形态，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也瓦解了现代民族精神。近年来，本该冲在时代最前列的集团军“靠边站”，甚至被“看不见的手”拎着耳朵走。中国高校在市场化大潮中倍受冲击的窘况，远非人才“外流”与“南飞”等外部表象所能形容，大学精神的失落才是真正致命的。由于体制压抑，人际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另找出路。到了新单位，要花大量时间与精力与人相处，熟悉复杂的人情世故。除非已有某种筹码，被确认为高级人才，新来者总是处身于最底层，面对各色人等的关怀、同情、怜悯与轻蔑，坚守自己是艰难的。学术文化界的不正之风即缘于此，不仅导致了人的压抑、封闭与不得已的流失，而且形成了大学权力的封闭交接。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与竞争中，企业职工普遍面临下岗情形。高校沦为不敢出去或在外面被淘汰的家属子弟的避难所，所以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而管理紊乱。一些人占据学校资源，掠夺教师的福利待遇。多数行政与后勤人员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任何追求，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人格地位较低，所以许多人要以无形的方式寻找补偿，能捞什么就捞什么。他们对教学的干涉却无孔不入，常常为了体现与验证自己的面子，不惜让教授与大学生们的腿都跑断。师生本是学校的主人，却得罪不起普通的行政人员。学生更是背气，见谁都得毕恭毕敬，无一得罪得起。从食堂的师傅到看门的大爷，通常都是权势人物的“关系户”，这造成了校园恶劣的人事关系。后勤部门正式职工多是家属子弟，许多人根本不干活，指手画脚，在家拿工资，房子占几套。真正干活的是从外面招聘的待遇极低的临时工、合同工。正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与老板问题是改革的关键一样，大学的办学主体问题也是改革的关键。随着意识形态淡化而彻底官僚化的官员，造成了政治的腐败、国有经济的困境，同样也使国家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陷入困境之中，严重弱化着中国未来精英的基本素养。文教事业的问题不如政治与经济的问题那样扎眼，但对民族的危害远远超过后者。企业搞不好也不着急，反正是国家的；但企业要垮了，总会有人急起来。大学办不好，不像企业那样能从经济效益中反映出来，不直接涉及个人的利益关系，不妨碍官僚们经营自己的权力体系，可能永远没有人着急，学术文化为经济市场、政治宣传的当下的社会需求服务就不可能有思想与学术的自由探讨。由于80年代自由化反自由化的恶性循环与周期性学潮，为了稳定的考虑，大学的体制改革受到扼制而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远离改革浪潮的冲击。大学也因此更容易成为逆反情绪的聚集中心，而发泄情绪同样是出于特定政治情结，当然也没有独立的创造与思想的生命力。静态地看，教育官僚体系有助于维护大学稳定；动态地看，教育官僚体系是制造、挑逗、激发、放大不稳定因素的根源。

　　第二，政客横行的高校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导致效益统揽一切而盲目跟从潮流，教育要不要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在典型的德国现代大学里，谁谈论实用价值、职业前途，是会招人蔑视的。大学四年，本是一生中难得的自由浪漫的时光。全身心沐浴在文化的海洋里，感受精神的熏陶，登高望远般地提升生命的冲动，高屋建瓴地建构内心的世界。多数人心中的“现代化”，实质就是西方化，就是模仿别人。所以，大学要求学生掌握知识，学好本领，成为“有用”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样以现实需求为“人才”标准，其代价是扼杀学生的主体人格及其自由发展。市场经济给人的紧迫感、焦虑感像沙漠烈日一样灼人。毕业工作的压力，消费观念的诱惑把人的思路、情绪、选择引进死胡同。大学生过早失去应有的纯朴、烂漫、激情与执着，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而麻木不仁或玩世不恭浮躁轻狂。关于人生、社会的基本素养几乎空白，文史哲完全不懂却钻研市侩的交际学、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基本的科学理论、系统知识、思维能力都不具备却专注于某些专业技能，除计算机与外语外的所有课程都只应付。高分低能是中国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只看到有形的技能，却忽视技能背后更根本的文化底蕴与思维素养，以为写几篇文章就能练好文笔，搞几场辩论便能舌战群儒，在某团体里混个一官半职便有了交际能力、管理能力。大学文化长期沉寂无声，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没有一次真正的文化活动，更没有深入人心的文化热点。只有偶尔由官方安排的趋时、赶潮、就势、应景的文化活动，尤其是热热闹闹的卡拉OK赛、冠冕堂皇的辩论赛与徒具形式的社团组织。近年来，学生一组织活动都是辩论赛。由于头脑空空，思路展不开，这种论辩只是一种智力与语言游戏。一个辩题的正反两面本是不能分割的，辩论的双方却要按抽签分配的立场各持一端。义正词严的表述与思想完全分离。全套造作的手势、模式化的神态、慷慨激昂的语气，都被收进小品，用以笑人。这是对人类思想本身的嘲讽，对小聪明的纵容。照准备好的稿子背，临时得来的思想，不能灵活运用而中气不足，自由辩论便只有干巴巴的论点加胡搅蛮缠。所谓的“学生社团”其实是各级学生官僚之外的准官僚组织，组织者通过一套形式主义的手续，吸引好奇的学生，交钱、照片办个证书，然后把正副会长、正副部长、正副主任、助理、秘书、干事之类的头衔分配个遍，凑合两次没有内容的活动就完事了。中国高校通常是狠命灌给学生既定知识，不灵时，便网开一面，鼓励大学生创业。比尔·盖茨，这位大学没毕业的全球最大富翁，一时成为深受僵化教育体制之害的大学生的偶像。其中国研究院院长还用长老式的语气《寄语中国大学生》。大学迎合着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的倾向，丧失对社会的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一些听起来与经济热点、权力资源直接相关的专业，便门庭若市，学生家长宁愿放弃名牌学校，更不惜出高价挤进去。但这些时髦专业的课程设计者、教科书编撰者大多是以空对空，现炒现卖，既缺乏理论思维，也不有实用价值。任课教师里，大多是投机于热门专业，没有扎实的理论修养，一味追逐现实热点，心态浮躁，盲目务实，多是挂羊头卖狗肉。不少热门专业的学生进校成绩相对较高，从文章看得出，本来智力水平较高，基础不错，应付知识性的学习绰绰有余。但由于没有超越功利之上的心理动力，引导他们进入学习与探讨的深层次，心态普遍依从社会时尚而定型，早熟、老练、自恃甚高、玩世不恭，学习热情淡薄，见解浮于表面，只是以外在的世俗目标规划自己，甘愿做学习机器。浮躁四年，到头来只能得到一些浮浅的实用知识与技能，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基本上停滞在中学水平，综合修养、心理品质往往较差。毕业后，薄薄的镀金层一剥落就沦为彻底的庸才而事业后劲全无。没有内在的信念与理想，成为争权夺利的小爬虫。只能承担简单的工作，随波逐流，却没有根基，没有底蕴，没有后劲。他们能应付社会转型的混乱，但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创造。与之相反，冷门基础专业的学生的选择大多是非情愿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兴趣投入这些被认为没有前途的专业里，但有些人钻进去了，改变了自己的日常思维，形成了内心的文化积淀。在他们走出学校时，在自己的专业里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选择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起初他们比那些对口专业的毕业生要笨拙得多。然后，由于有过扎实的理论思维训练，一两年之后适应过来，逐步显示这种学科基础作用与综合优势，不久就会超过技术性专业学生。文科里最典型的是中文系与新闻系。前者是少有人想进的老系，毕业找工作成问题；后者则是挤破门坎的热系，毕业与堪称“无冕之王”的新闻单位对口。通常，他们的毕业生同在新闻部门工作，中文系的学生起初较难适应，但不久就能发挥基础优势的后劲。新闻系的学生起初还能熟练应付一般工作，但久而久之还是那些程式化的技能，很难有实质的长进。个别底蕴深厚的名牌大学里的少数学生终于发现真正的学问在哪里，于是反潮流地从热门专业转到文史哲等基础专业。

　　第三，政客横行导致高校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物质消费泛滥，文化精神空白而无以教化社会。大学体现一个民族的最高文化。它是服务于民族的战略利益的高级文化机构。它的文化使命是它最大的骄傲。大学生活与市井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是由习俗或道德维持，而是由学者与大学生内心的追求支撑。独立的知识探索、相互的学术切磋、独到的思想发现、大胆的创作革新、自由的个性创作是人们成功与快乐的源泉，是荣誉与价值的最高体现。1996年，一位中东富翁要向牛津捐赠1400万美元。对这所经费不足的大学来说无疑是值得兴奋的，但学校管理委员会以259票对214票作出了不接受这笔捐款的决定。原来接受捐款与接受管理委员们的治学观念相冲突。牛津一向主张治学为本，甚至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开设商业管理学课程，认为这是谋利的学问，不该让学生们去学。到手的钱不要，真是书生的清高与迂腐。但正是这种精神，牛津为国家培养出29名首相，剑桥为世界培养出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教授本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无需以产业利润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超越具体的、当下的、狭隘的物质利益，他们的兴趣、热情、爱好、志向在一般公众不可企及的创造性事业上，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思想创作过程并以这种高层次追求为快乐与自豪，而不是混迹于市侩生活之中寻找低层次的趣味。大学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一部分教授下海，去办公司，搞产业开发，直接走向社会未尝不可，但它不能成为主流。生活化、市侩化与腐败现象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消费社会中难以避免，但作为大学的主流则是严重病态。今天大学成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圈子，容纳着大批平庸的市侩或包装的市侩，名义上从事高尚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并让社会仰目以视，实际上却不惜一切手段捞钱、发财。大学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真正的高级文化，其真正使命被漠视，甚至被瓦解，与世俗生活的差距日渐缩小。徘徊在功利主义层面的学术研究当然毫无价值，不如干脆搞点实用开发，赚点小钱。在西安，一位外表令人尊敬的学者全家出动，打着“理想信念”的幌子开学术会议，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人们从外地赶来也是公费旅游，没人内心里当真，只是表演。他慢慢就原形毕露了，向与会者收取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各种费用，高额发票涨到许多单位实在报不了的程度。为了要钱，频频撒谎、改口，最后到了那张老脸都撕破的地步。一生的“学术”都是空话、假话，如今就剩下这张老脸，再不捞点实在的东西，死了不值啊！现代生活普遍是实用主义的，一件事必须管用，必须有利于什么。但这一情理之中的实用主义、唯物主义却没有绝对性。一个对象的价值是多样的，或潜在的不是无此用就是有彼用，不是今日有用就是明日有用。人们衡量一个对象有没有用，只能是在当下有限的范围内。因此，短视、近视是现代社会的最大通病。何况在人自己的内在的需求上，更不能以外在的尺度来衡量。西方现代社会的物质表象的背后是深刻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但中国人的智慧不在不着边际的理论争执上而在人际间现实利益的关系里，物质生活只能维系直接的农耕生产，无法提升，无从超越，社会生产趋于停滞，发展与动乱交替。过多接受现实，心中的世界过早凝固，不再有生命活力，更没有质疑与想象，有的假老练而背弃基本的诚实。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心计太多，城府太深，狡猾太过。这不是智慧，只是小聪明。将人的智力消耗在这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这种圆熟的世俗智慧正使这个文明最后失去活力。多数中国人（包括大学毕业的）不读书，中国人均图书消费极低，偌大中国找不到几部稍有品位的畅销书，没有几部好影视作品，色情业、毒品泛滥的速度比谁都快……方伟大的作家多与大学相联系，因为大学是文化象牙塔。中国高校里出的大作家很少，因为市井生活才是真实的。许多现代经济运行方式如股份制，一到中国就变味。因为缺乏超越的理性思维，公共道德、法律秩序、市场规则很难确立。这并不是知识与智力问题，而是价值与选择问题，有再高学历同样卷入这些非理性的活动中。腐败的官员，化公为私的实业家，各种物欲狂潮中的兴风作浪者与没本事而躲在事业单位内耗着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政治课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教师大多是些遗老遗少，没有别的职业，能走的都走了，待遇、地位高不了，落后于时代脚步，得跟在形势后面走，没有稳定的文化信念，也就谈不上学术可言。除非本人额外讲点有趣的知识或别的思想。教师自己不信，当然更不能让学生信。几乎没有学生当真了，当真也不在它本身的思想内容上，而在它作为一门必修课程的工具性知识上。偶尔能得到学生的回应而欣喜一番，后来却发现学生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或本来就是逗老师开心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们要求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或根本不懂，教条化的理论是无法联系实际的，牵强附会的联系，骗得了暂时，也经不起将来现实的敲打。学生们一走出校门，更不要说走出国门后精神蜕变了。这种反应对多数人意味着把过去所受的教育视为对孩子的蒙骗，他再不信这一套了，从此永远告别了理想主义，告别理性的、精神的追求而沦为市侩的、空心的犬儒。一些在政治课或正式场合上表现好的学生，可能正是最早完成“社会化”而走向早熟、世故、虚伪的混混儿。湖北有一位市长腐败成为全国新闻，每月换一个情人，总数达100多人。此人系某著名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在学生会任职过。有在学生会里干过的学生感叹：这不算什么新闻，学生会的干部就是以投机立足的，这种人出去不腐败，那才是新闻呢！80年代初，77、78、79级一直往下的每届学生，都有不同的经历与教育背景，人们常常能说出各个年级的明显特征。那以后的学生一直保持着按年级划分代沟的逻辑。高年级学生常常说下一代自私、散漫、开放，低年级则以个性、自由、时尚自居。这种趋势客观上是有的，只是被放大了。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正统人生理念一步步丧失影响力，学生普遍浮躁而基于赶时髦，高年级学生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消极地回归于现实，回归于无奈之后所谓的“稳重与成熟”。

　　第四，政客横行催生高校酱缸，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拉关系成风而排斥公平竞争。近年来，留校读研的越来越多，姚国华称之为“沼泽化”。近亲繁殖发生在自然界是有可能让一个物种断子绝孙的，在人类社会更是文明的毒瘤、文化的癌症。掉进这个美丽陷阱里的“幸运儿”无一例外地断送掉原本多彩的青春，传统大学的书院内只有师徒间“学与问”的关系，几乎没有同行间平等的对话。中国历史上罕有不同思想的综合，发现话不投机而不再说话则是知趣，一有点资历会自以为是而居高临下给人下结论，教训对方不上档次、思维不对路、根底不扎实、哪些书没有看……当今中国高校或其它学术机构内部都与自己的小圈子之外老死不相往来，学者们表面上也认同这个起码的常识，从全国各地聚集起来开学术讨论会，最好还能出国出境留学、讲学，但这只是宏观上不得不抽象地认同现代学术原则，微观上的学术讨论完全是门户之见。在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学术会议里，吃喝、旅游、人情、宣传、排场的成分远超学术本身的内涵。学术讨论本身反而是最让人难受的，有资历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只顾自己没完没了地自我表演，下面根本没人听。现代中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流派，但经常能听到学术圈子里有什么“张门弟子”、“罗门弟子”、“黄门子弟”。学术一旦职业化就摆脱不了功利主义争斗，教授们为了混饭吃而依附于学术权威，认同的会跟着大干，不认同的不吱声甚或曲意逢迎。在不同利益圈、同一利益圈的不同位子上相互挤兑，学术资源掌握在各个宗法派系手里，进而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因为能带来令“象牙塔”里的学者们垂涎欲滴的社会资源，校外的老板或官员弄一顶硕士、博士学帽成了唾手可得的风雅时尚。大学里考研究生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收集所报考导师的作品，摸清其研究领域、套路，特别是主要观点。答问时要显得自己完全被导师的高大身影覆盖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导师们就会觉得孺子可教，进而把自己培养的学生留下来作助手。有师生关系，听话，不构成挑战，比外面进来的放心。学生本校升学、留校工作，加上本地生源，大学的主要成员大都自产自销，外人进来也会被摒于利益圈子之外。中国多数高校的负责人是本校毕业的，有的甚至从没有外校背景。有的家属子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做了博士，最后工作在这所学校。学生方面，本校能直接升学或留校，由本科生上升为研究生或老师，还受到学校领导、老师的赏识，回避了信心危机还能捡到大便宜。有的学生上学期间成绩好，表现好，对环境越来越依恋而乐意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此。导师方面，留自己培养的学生，考核稳便，能优先选择最好的；自己的学生在手下老老实实干了几年活，有感情联系，靠得住，易把握，上手快，到时候给个文凭就完了。很多导师自己没有创新意识，无非是按传统的师徒关系留个人作助手干些杂事而已。外来的毕业生不知底细，若是招来一个标新立异者跟自己对着干则岂不是自讨苦吃？学校方面，通过推荐、内定、优先录取等方式截留各自看上的学生，导致公开渠道流通的生源质量下降，高校之间互不信任，封闭圈子的恶性循环。高校鼓吹的“学术伯乐”在各种场合推荐自己弟子提拔他们继承自己的位置，最后“让贤”于他们。但他们垄断对外交往，一切包办，而且对学生任何自作主张的标新立异都本能地反感，生怕学生超过自己。这种小农的传递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学术退化，能维护一个单位的学术阵营却很难造就真正的学术进步。有的学者年轻时没做过主人，媳妇终于熬成婆，能教训人了，把学生当工具以体味迟到的主人滋味。留在导师身边，老师叫干啥就干啥，条件、机会是现成的，当教授、当博导、当领导、争项目，导师一句话的事。没有挑战就没有内在创造力，必然陷入平庸。同一导师门下，徒子徒孙共济一堂，能造成显赫的学术阵营，但由于学术基因的单一化造成思维封闭，创造性大打折扣，有什么新思路也会马上被共同的套路抹平。一到全国、全世界去竞争，就傻了。勇敢走出去或不得不走出去的难免人生地不熟而没有现成的机会，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封闭式学术环境下，会遭到各种对异己力量的排斥。但这种巨大的压抑也可能形成一种反作用，总有一些人身上被激发出主动探索的力量，他们争取难得的机会，从中锻炼自己的真正本领，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只有他们有可能有作为。就学术环境来说，任何单位的学科构成、教师风范、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校园风尚上各有特点优势，也各有局限，长期处在这个天地里不出去，环境的局限就会成为自己的发展极限。近亲繁殖使本校各学科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单一、古板、老化；只有不断引进外校新鲜血液，带来全新的力量，对每个人带来新的气息，新的挑战，才能保持学校的整体活力。就个人成长而言，大学的四年青春正是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毕业时是正要淬一把火时，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接受全新的挑战，防止单一模式下生活与思维过早定型，形成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早熟心态。特别是目前中国学校还难以改变的教育方式主要是知识灌输，学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悟性。如果毕业了还不能面对一种强有力的环境刺激，面对鲜活的思想文化或现实生活，悟到一种思维方式，从而重新反省自己，建立自己的体系，那么所学的知识更加凝固，思维更加封闭、僵化，胸怀难以开阔，成为永远没有希望突破的桎梏。一位著名数学家生前道出自己的遗憾耐人寻味，他曾把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工作，把成绩次一些的学生推荐到外地工作。多年后，送出去的出了六个学部委员，而身边那些学生一个学部委员都没有。学术退化、学术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近亲繁殖。某校发现一位博士生的严重学术舞弊行为而校长表示坚决处理，当事人的导师私下里却说“这年头谁屁股上又是干净的？！”一句话就能让这种事不了了之，可见这背后的黑幕之深。学术流派的形成要建立在共同渊源之上的凝聚力，许多学派有些莫名其妙的师承关系，在单一的学术体系里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学术活力的丧失。大学有统一的规范，不同学者、学派间通常能相互对话、交流，差异不仅不是鸿沟，反而构成统一体的内在发展动力。大学的学术活动不该人云亦云，要容忍差异、挑战，欢迎年轻人提出不成熟的、没有论证的、甚至荒诞的灵感，新的见解本该更能赢得同行的重视。高明的导师不会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甚至根本不讲具体知识，而是指一个方向，最大程度地让他们自己独立探索，学生有了自己的观点才有资格与老师对话。西方学术机构一般不留自己培养的学生，作为一种共识还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美国大学不直接录用本校研究生为教师，尤其是社会学专业中按名望排名列第一、第三、第十的系，教师中本校毕业生的比例分别为0，2.7％与8.8％。即便是高材生也不能直接留在本校，除非在其他单位工作或学习过。陆登庭曾在北大学校长论坛上强调：这个世界每一点新鲜见识的增长均得益于全球知识渊博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召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在兼容不同观念、看法的前提下高瞻远瞩地考察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第五，政客横行导致高校地方化、土著化、裙带化，小国寡民眼光、市井乡里胸怀与自给自足作派泛滥成灾。中国高校正在“土著化”，人员不流动，外来人员十分被动。怎么开放也只在形式上，内在心态顽固不化。土著心态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现在大学格格不入的心态，不交流，封闭守旧，懒得对话，不愿打破习惯的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网，世俗化，植物化，就近将就，静态，凝固，死水一潭，稍有出格就闲言碎语，大惊小怪。国家与地方共建大学，如果理解为将大学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这当然有积极的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普及，地方在高等教育上要有更大的投入，尤其是职业高校与地方学院要由地方来办。但重点大学是国家文化、科学、教育中心，是国家未来文化、科技发展的战略基地与预备队。必须着眼于国家整体与长远发展，办好一批足以带动全国的重点大学，再穷也不能把它当成包袱甩给地方，否则就是国家的失职。如果从给国家甩财政包袱的角度出发，把重点大学下放到地方来办，那将进一步削弱大学超越社会现实的能力，取消大学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导向作用，沦为局部经济发展具体需求的工具。从长期来看，会造成灾难性的、难以恢复的后果。有人主张地方化，居然只是考虑学生假期探亲造成的交通问题。但比起花上万美元到海外留学与观光，这个具体困难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并非不可克服。以这样狭隘的思路来搞“地方共建”，造成大学地方化，将是不可原谅的战略性失误。某些地方政府要求参与共建的重点大学招收本地学生的比例超过50％，这种狭隘的地方利益造成重点大学地方化，带来人才封闭、视野闭塞、近亲繁殖，学术文化环境退化，损害现代大学必需的开放、多元、超越的文化特征。地方主义与传统农耕社会的乡土思维脱不了干系，封闭经营、自产自销、地方保护、害怕离乡、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庸俗现实主义心理仍在中国人心中作怪。人们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窝在自己小圈子里，做井底之蛙，维持着世俗的人情世故，排斥新事物，新天地，新视野。为一些有形的利益斤斤计较，玩小聪明，相互内耗，以功利目的为中心，形成封闭、狭隘的关系网。地方主义容易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优势，它将国家、民族与现代文化理念摒之于外，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湖南出两种人：豪杰与土匪。湖南人有股蛮气，憋在本地，可能变成匪气。走出去，获得精神的提升，可能形成豪气。湖北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极其突出，走出去，进取精神得到充分发挥，成功机会很大。但走不出去，可能小气、俗气。大学生活本地化，人际关系网深入学校每个角落，人们日常思维完全混同于普通市民。思想、学术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反而成了外在之物，点缀性的谋生手段，学生被校门外一个以小吃为主的巨大廉价消费市场牢牢抓住。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中国高校学风下滑，管理混乱，实力日益衰退。同样分析江西人，广东人，江浙人，东北人，西北人，概莫能外。无论什么单位，一旦本地化，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中国人出国往往表现杰出，很有作为，就因为打开视野，超越地方主义。出省、出乡也一样，只是程度不同。国民党在大陆腐败如朽木，出逃到台湾之后“回家”的路被截断才创造了所谓的“台湾经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生本地上大学很便利，父母不愿让子女们外地上学，严重影响这些很少出远门的孩子的心理成长。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以自己的城市为中心，他们在其中一切能应付自如，几乎没有新的挑战，心态封闭、傲慢、近视、早熟，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这只会助长北京人自高自大的官僚气，上海人自私自利的市侩气，最终毒化那里的文化生态。地方功利主义的办学思路，家长的孤独感与对孩子的牵挂心及其对社会关系网的狭隘考虑，是异地上学的根本障碍。80年代以来，双亲不同籍贯的家庭，流动性大的家庭，远远少于一般市民与农民家庭，但来自这种家庭大学生的比例要高出正常比例的许多倍，其中有个性、有首创精神的比例也相当大。究其原因，较之于农村家庭固然有家庭教育条件优越的因素，但主要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不同文化要素相互交融，给家庭带来多元化的活力，减少了一成不变的陈规陋习与世俗偏见，增加了讲道理、重个性的理性因素。孩子面对不同的文化，有了选择的自由。尤其是成长环境发生变换时，新环境给一种全新的文化刺激与精神挑战。异地上学，客观上会造成旅途花费上与交通运输上的困难，但对每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大学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而言，中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高考的压抑激发他们极大的想象力与浪漫情调，他们倾向于异地上学，去实现自己自由的梦想。每所大学必须尽可能在最大区域内招收异地生源，本地尤其是本城市学生控制在绝对少数之下。一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上学，当地语言习惯、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发生彻底变化，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带来了各自的语言、习惯、见闻、体验，融合为一种宽容、大度、丰富多彩的人际氛围，如此从头再来带来种种挑战的体验，会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熏陶，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增长其视野宽阔、敢于开拓的精神。二是传统狭窄的腐朽心态往往是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造成的，学生走出自己熟习的生活到外地上学，能以超越的眼光了解所在地的生活，无拘无束地主动参与更有利于接纳现代意识，吸取积极的启示，克服狭隘心态。毕业后，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回忆更丰富，相互间有更多珍贵的社会联系，拓展每个人的信息来源与活动空间。三是学生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保持相当的距离，能防止本地常有的身不由己的关系网的圈入，削弱世俗生活中利益关系的侵蚀，有助于保持个人的独立见解与选择能力，形成学校高雅的文化氛围。四是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大学生从小在家里受到太多呵护，个人选择受到太多干预，再不独立生活就会彻底丧失自主的能力，异地上学能顺势摆脱家庭的过分溺爱，假期回家的旅行，更是增长见识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好机会。五是对有过挫折的学生来说，远离故乡的新环境是一次告别阴影摆脱消极心态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的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

　　第六，高校本来是社会活力的源泉，来自高校政客的体制压抑却导致天之骄子早熟、放纵、厌世、轻生。大学青年本是天之骄子，都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壮志，或是崇高神圣的目标的感召，或是出人头地的冲动，要干一番事业。每个新生进入自己在高考前的黑暗里幻想的光明里，都是脸庞红润，神态天真，活泼烂漫，充满幻想。不久后，外在的校园生活给他们的新奇淡去，他们的激情、冲动、幻想、爱好与诗情画意，被划一的班级生活、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成堆的课程作业、杀威棒式的课程考试赶跑了，被窒息了，被卡得人喘不过气来，只有老老实实钻进专业课本里。许多人经历一次次挫折，奋发向上的积极性淡漠，变得脸色苍白、神态憔悴、情绪抑郁、性格孤独、心理自卑、生活封闭、待人矜持。身处在大学高墙里，外面的世界陌生而新奇，令人不解的东西太多，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不再管用。许多学生从小读书是被迫的，被逼的，为了大人的功利目的，长期养成厌学情绪，不知道进大学是为什么，更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冥思苦想没有结果，充满空虚、无奈、迷茫、焦虑甚至恐惧。有时以犯规、找岔、吵架寻求发泄。每个人都觉得经历了坎坷跌荡、风雨磨难，其实只是青春激情对冷漠现实的无力抗争，多数大学生屈服于现实压抑天性而沦为“学习机器”。但人毕竟不是机器，生命能量不能创造性发挥就会畸形展现出来。有人追逐着空洞的分数、廉价的表扬、肉麻的恭维、虚假的荣誉；有人自作聪明，玩世不恭，矫揉造作，追逐没有文化底蕴的浪漫，表现没有反省精神的狂妄；有人躁动不安，沉迷于流行的时尚，充当“追星族”，甚至干脆在消费刺激中浪荡；有人精神状态颓废，麻木。在80年代，大学文化一度活跃，给人丰富、深刻的影响。但在根深蒂固的工具型、操作型人才培养模式之下，专业教育强调实用目的，人的理想与价值问题由意识形态教条解决。高校只是以课程教授知识训练技能，文化活动只是偶尔的点缀，感受不到高雅文化的熏陶，高尚人格的感染，没有热点，学校向外界几乎发不出任何积极的声音，只有被外界影响。平时关心的几乎只有吃喝、异性、赚钱、明星之类的话题，什么专业最热，如何建立关系网等等，很少有思想、趣味的考虑。他们求新的冲动，经常被裹进周期性的学潮里，每次躁动之后更是长时期的死寂。他们对教条化灌输，专横的管理产生逆反情绪，觉得人生的意义、做人的方式都是自己的事，犯不着别人来教。冷漠矜持的人际关系，弥漫在校园里的平庸、短视、早熟、老成、虚伪、矫饰之气，消磨人的理想，让人灵魂空白、思想简单或滑入玩物丧志、追逐享乐的泥潭。他们在应付老师、应酬社交上显得早熟老成，说假话，玩小聪明，作矜持，摆深沉，内心少了纯朴的热情，多了算计与防范。师生之间隔阂增大，连不同年级的学生间都感到有“代沟”。在大学，有越来越频繁的学生自杀消息传出。人们难以相信，这些20岁上下的大学生们经常会谈到死亡的问题，有的谈起自己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甚至行动。通常他（她）们人很聪明，成绩也好，有的还是独生子女，生活相当优越。这群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过分期待与全面规范中丧失了自我的年轻人，青春的能量不能获得释放，体验不到生命自我实现的快慰；有人理想失落而无法调整自我，找回自己，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意志。随着年龄的增长，外部空间的扩大，遭遇的挫折越来越多，独立处置与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足，无奈感与空虚感与日俱增，终于落进生命的死角。有过轻生念头的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绝大多数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不堪想象死后父母的痛苦，承担不起良心的后果，于是才苟且活下来。但他们还会继续想，父母也只是这样为了上辈而活着，有了孩子，又望子成龙，将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寄托在孩子身上。但他们剥夺孩子的设计、选择自己的天性与能力。等孩子长大之后，又只能重蹈自己的覆辙。校园两性关系上，自然是少数人离谱而多数人趋于保守，或压抑，或无奈。但个人有了自由选择，今天不再有外部的管束者来统一规定，除非你的行为太张扬，太不给管理者面子时，才会动用自己保留的权力来处罚人。在50年代，人们把精力投入未来的乌托邦理想，沉迷于学习、工作，这种内敛积淀的精神力量，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局限与后来政治运动的中断与瓦解，有可能有更大的成就。文革期间青年们把青春的豪迈激情发泄到政治运动中，随后在自虐式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把所有能量折腾掉了。今天，他们只有激情的回忆，痛苦、失落、忏悔与哀伤。直到80年代，大学生谈爱情而较少谈性，爱情的倩影落到赤裸裸的肉体上就会感到亵渎、堕落与绝望。互联网普及解除了个人的道德约束。网上沸沸扬扬地讨论着学校是否有权干预学生私生活，学生性行为是否合理，校园是否能售卖安全套等等，是否允许大学生结婚。其实，这并不是理性讨论，背后是一种炒作。把某一现象公开，给它一个名份，其实是某种倡导。大学生在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内心形成的自律，非理性因素会超过理性因素。父母的担心与劝导，容易形成胆怯与畏缩，但也容易导致叛逆。没有心理的准备，措手不及地被引诱下水，失去自制，留下悔恨与绝望，失落自信，沦为俘虏。青年本是弱势群体，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国家力量通过强化大学的地位，给予青年大学生内在的文化支撑。但大学产业化性质的大幅扩招，让很多基本素养欠缺、毫无自信的学生进了大学。文凭泛滥，普遍降低了天之骄子的地位与荣誉。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有自我淘汰机制，精英阶层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在僵化的社会里，两极分化严重，资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掌控。精英阶层老化，短识，不容纳青年人。大学生的精英地位下降，“天之骄子”的自我形象失落。今天，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创业的机会缺乏。大学生走出社会，求职困难，身份低微，失去尊严。女大学生甚至成为青春剥削的对象，求职尤其苦涩。招聘者挑脸蛋，要看身着泳装，袒胸露背的“写真”，简直成了侮辱人格的“选美”。“傍大款”不再是社会女青年的特许，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地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高校都有傍款族，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公开，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那些能傍上大款的女大学生，首先必须具备“卖相”这一特质。她们来去轿车的士，出入酒店舞厅，穿带全是金银名牌，手携“大哥大”。这类女生定令姐妹们羡慕不已，男生们望尘莫及。在“一切向钱看”口号的下，一些女学生主动地走向“食色市场”，甚至对社会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对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随叫随到，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不再是外国洋人与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才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不大公开。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与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会被打入情爱的冷宫。90年代的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或“幸运儿”，在声色犬马的社会彷徨、失落、不满、愤怒、憎恨、妒嫉、叛逆，通宵达旦看盗版海外影视玩电子游戏，迷恋足球与球星甚至酗酒斗殴与赌博。受青年女性拜金主义的刺激，他们急不可待地梦想一夜暴富或官运亨通。官场最耗年华，他们捞到一官半职时往往青春不再。

　　第七，政客横行导致大学精神沦丧是民族堕落的先兆，后果比任何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司法腐败都更为可怕。大学腐败与社会其它领域的腐败特征不同，根源一致。它与大学的工具化、官僚化、世俗化相联系。一是职称腐败：首先表现为官僚控制职称这一利益资源的授予，学术权威官僚化，其次职称作为利益资源被滥用，造成鲤鱼过江之势，完全失控。教授，博导漫天挥舞，知识分子却斯文扫地。知识群体堕落为功利之徒。近年来，真正的创造性人才青黄不接，中国长期与世界一流的科技发展无缘，国内一流的科技成果也严重下滑；从教授、研究员、博士导师直到院士，人数却以惊人速度递增。教授终身制，评教授难，当教授容易。上方指定学术带头人，给以各种好处。没有列入的，再努力也没用。行政主导权力造成学术泡沫，是断子绝孙的行为。二是学术腐败：假成果、假学问、假效益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高级职称与高级学历四处泛滥，学术思想水平的绝对值却在下降。文化水平作为一种资格、一种摆设，随意地为功利目的炫耀、交易、买卖也是文化本身的贬值与腐败。许多“科研”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学生做论文也多是抄袭。某著名大学的教师创办一家公司，从该校三年来的一百多项科研成果里，选择购买几项通过正式鉴定并获了奖的用来开发，结果个个赔本。原来这些所谓的“成果”大多是假的。三是学生工作腐败：学生本是纯洁的，也更容易受污染。有的利益群体胡作非为，搞到了暗无天日的程度。每年几万元经费学生根本看不到，搞活动又要人再交钱，没人敢问；公然截留奖学金的一半，说是补助特困生，却在隐性途径里消失；成绩最好的学生奖学金没份，而拍马屁、送礼、做人家的女朋友就能入党、评奖、当干部、当标兵，被赋予各种肉麻的名誉；许多政工干部家里礼品成堆。学生向上反映腐败事实，反被指责，“这般大惊小怪，将来如何适应社会？”四是学生腐败：政工干部直接给某些学生指定职位、授予权力，造成学生分化，学校与学生之间产生鸿沟。学生干部贵族化，虚假伪善，机会主义，投机钻营，装腔作势，打小报告之风盛行。某些掌握学校资源的学生头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各种官职加起来几乎与总人数相当。学生组织、社团官僚化，拉帮结派、形式主义的训练到了“专业水平”。学生自主的文化活动几乎得不到支持，除非能给官僚机构增光添彩。有的学生几乎是在完整地演绎着官场游戏，有能力的干活而拍马屁的沾光。他们为权力欲腐蚀，心理严重畸变，将来势必加入社会腐败的行列里，殆害无穷。邪气压倒正气，这个毒瘤也是学生群体信仰失落与道德滑坡的最大诱因，它造成一般学生对学校的不信任、怨恨、叛逆情绪，是不稳定因素的生长点。五是文凭腐败：关于高考作弊猖獗的报道已屡见不鲜，可知人们心目中最后这台天平到底破损到什么地步。文凭教育离开教育的根本目的。造成社会与学校相互敷衍。社会只认外表、牌子，以文凭为权力与资历的标志。学校自认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迎合社会的外在需求而肆无忌惮地掺水、造假，制造与批发徒有虚名的文凭、学位凭证。由于学制延长，中学生考上大学就已18-19岁了。现在考上大学却解决了文凭问题，还要再上研究生（21-25岁），甚至还要上博士（24-30岁以上）。研究生大多只是本科的简单延续，常常被作为廉价劳动力，基本是经过一年知识灌输后，再给导师（统称“老板”）打两年工。这种不自由的、被动的学习时间越长，精神资源消耗越多，天性中的秉赋越少，就注定了一个庸才的命运。坊间早有传闻：本科生60％是废物，硕士生80%是废物，博士生90％是废物。文凭贬值损害着知识分子的尊严。硕士文凭的水份，比本科更大。有人预言，几年后博士学位可望成打批发，价格跌破两万元。各校为获得博士点资格不惜代价，有行内人士说，没有10万元用来打点、打通各种关系，再硬的水平也不要考虑。普通教师手上只有给学生的计分权，还常常被算计。直接送礼的好拒绝，如果是动用熟人关系就难多了。在权力、金钱与关系网的腐蚀下，学位成为向社会攀亲附贵的资本。洁身自好，反而把自己搞得很孤立，甚至很可笑。高校教师大多是些半吊子的“教授”，旧学不深、新学不通，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与专业技术混合教育的产物。职业的责任心与道德感又欠缺，更别说诲人不倦的“师表精神”或“学识为本”的人格魅力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历史背景都很复杂，都是曾在被下放、被虐待、被欺骗、被愚弄的历史狂潮中磨炼出来的，没有学到真东西，走不出历史创伤的阴影。最恶劣的莫过于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与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为了买通关节，请客之风盛行。那些可怜的教师，打学生的主意是到了露骨与肉麻的地步。教师待遇偏低，在人欲横流与权钱万能的时代里，“失节保身”也就在所难免了。一些大学乱送头衔，导致博导、教授严重泛滥，“教授也是人”这句话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了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管用了，古板的老学究在生活上显得作风僵板却不失肃然可敬的师表风范。道德不再是学府的职责，高校学术奄奄一息而实用管理与技术培训成了招牌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给自身价值正确定位只能向世俗与权钱妥协，不仅思想浅薄、人格匮乏而几乎丧尽了为人师表起码的文化良知与学理精神。大学也只是追逐功名与时尚而不能远瞰世界创造未来就不可能培养并凝聚一批目光远大、学识渊博、修养深厚、境界高远的文化精英，社会失去精神脊柱的支撑则任何文明都会腐朽。

　　第八，政客横行导致高校沦落为高级“市井”们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地盘，如果有破产机制则早就全军覆没了。中国高校道貌岸然的表象里隐藏的虚假，不会比基层社会少。各种怪事搜集起来，又是一部《儒林外史》。整体看来，大学的观念落后于全国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是“左”比“右”好。到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喊响后，有的学校、院系便宽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则是你说我“反社会主义”，我说你“反市场经济”。这种争论同60年代争论不同，那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讨论，这是暗地里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弹打黑枪。从远看，有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近看，有文革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人为此而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动作。这种状况再加上近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几乎没有余地了。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险，思想创新总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束缚。国外的大学一般只有校长而副校长两个人且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况了如指掌，中国高校里的校长、书记各一人，副校长、副书记多达十人，学校的常设处、部、室多达三四十个，即便精简也是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而实际人数并未减少。还有自上而下的团、工会系统，有各级学术机构，如学术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这些数字决定了大学管理无论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权力争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构成了每日官僚事务。一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管教学、管科研、管职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信息。校长可能只知道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出人物。二是权力高度分散化，一些简单的问题在相互推委中却不能解决，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权。“领导班子”的体制只是增加官僚化，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既没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至今也没理顺。三是没有透明度，只有“班子”里的无休止的争论，普通教师说话没一点用。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锅饭”，尽量向上面要钱、要指标、要项目，然后在下面搞分配。办公会讨论着无意义的话题，为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提成，要接连开几次会。学术委员会忙忙碌碌的职称评审，基本上也是论资排辈地分配大锅饭。匿名投票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结果却给人情关系与打击报复提供了方便。只要走通了私人关系，什么事都能办到。要提教授、博导，就得提前几年搞人情关系。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有也常是一纸空文，一切都是不透明地完成的。当官在许多大学教师的眼里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所有人口头上都说自己“没有官瘾”，不是“当官的料”，但无论什么官儿都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为了当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背后不知道要耗费多少“聪明才智”。每次班子换届都会有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小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相互串联、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组织部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辛苦苦地工作半个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新鲜几天后不久又会有人开骂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二是有人想当官。在这种体制下当官的确毫无意义：二是耽误许多时间，校级、校机关的干部自不必说，系级干部每周至少有3天时间白白地泡进“工作”中去，包括开会、值班、在家中为工作接打电话、为工作心情烦恼而浪费掉的时间；二是干不了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是干事的体制，而是一种消耗能量的体制；三是丢掉原来的名声，许多人当官之前名声很好，一当官就马上会有人戳你的脊梁骨：“没时间做学问了”、“官瘾大”、“无能”、“谋私利”、“主观武断”。但当官在高校仍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是锦上添花，在中国人眼里，既有学问又当官，才算个功德圆满。自古以来就是官、学不分；二是对提职晋级有帮助，身上有官职，即使教学与科研不行，能给你个硬性指标。同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提职称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当然，你必须会搞“官官相护”，如果因为原则得罪人，还不如不当官；大学里有“政工教授”、“调研员”一类的职称，你总不至于笨到连“思想工作”都不会作吧？三是有物资利益，大学穷，也有各种企业、办班、奖金福利分配，大岗位有大机会，小岗位有小机会。做学问是何等的苦事，不仅要有天赋，还要经常忍受寂寞、苦闷与失败的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能吃这种苦，如果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谁个受得了？相比之下，作官不仅容易多了，而且有油水可捞。新中国第三代学术权威是解放后毕业的，数量不多，公认的更少。文史哲这些老学科一旦没有权威就会有群龙无首的混战，自称“权威”者往往是滥竽充数。至于历史短的学科，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不行，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服谁，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与“学术倾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使许多单位评职、定岗与日常工作乱七八糟。权威缺失表现在成果的评价体系上，没有哪家刊物算得上“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却很少有创新成果，基本没有读者，而办得好的民间刊物又不被学校承认。具体执行则是“多样化”，当权者能任意宣布，报纸与通俗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学术委员会没法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时就只有靠字数来判定，各种科研项目审批与评奖同样没有权威性。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项目的审批，但项目审批过程大多是黑箱操作。评审委员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了，许多项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己设计的，他人怎么入局？少量剩余项目也要靠人情关系。高校科研处的头等大事是抓“国家项目”，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几本书，水平不高的则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写不出来，大多是找熟人合伙编一本书之后通过关系出版，只印几百册也卖不出去，但能留着评奖。评奖过程不透明，像黄鼠狼烤火一般都是各往自己怀里扒。只要进入人情关系的网络，最低也能评上个“三等奖”。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学管理添乱，评先进跟评奖有联系，因为评奖也是评先进，在其他办法不灵光时就靠这个撬动杠杆。中国树模范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文革则是举“学毛著积极分子”与“斗私批修积极分子”而推出劳动模范。但整个历史上的种类加起来也没有现在大学的花样多，海外、国内公司赞助设立的奖也有几十种。每个教师都能抱出一堆大红皮子的“奖励证书”，人才工程成了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但人才只能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出来，不改变环境土壤而树立标兵则是本末倒置。入选各种人才方案中的参数很多，比如年龄规定、职称规定、人缘关系，并不只是根据“才”，真正优秀的很难入选。高校的定岗改革把人才分“校级人才”与“系级人才”两类，依次按级给多少经费。方案设计很好，但只适合在报纸上宣传与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劲。越是按年龄与职称搞论资排辈就越是“改革平稳”，进“校级人才”岗的老教师根本不够水平，中青年教师也不可能相争。越是不论资排辈乱子就越大，由于有横向比较而闹成一锅粥。老、中、青都怒气冲天，有的贴小字报、有的向信箱里塞传单、有的写告状信、有的罢课、有的跳槽……

　　讲授新知识、新价值观的多数教师的思维与行为的方式很陈腐，科学观点、理性原则、效率原则与“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大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意识形态过敏症、平均主义理念、大锅饭意识、人情关系原则、家长作风、官本位价值观等控制了校园，当今中国高校在理念、价值观、知识体系、管理运作上都有必要纠偏。上述因素盘根错节之后，任何好的政策方案与领导干部都会无能为力。在这种体制下有多少聪明才智被消耗掉与优秀人才在大量无意义的琐事、争斗、气恼与苦闷中沦为庸才？归根结底，民主集中制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中国特色高校政客就会毁掉高校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国祚根基。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