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漫谈“革命文化”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洪湖赤卫队》的诞生地。来洪湖之前，大家可能都看过电影《洪湖赤卫队》，有的也许看过不止一遍。我都记不清看过多少遍了。

　　《洪湖赤卫队》是根据湖北省歌剧团创作的歌剧改编的，湖北省歌剧团的前身是湖北省实验歌剧团，现在叫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简称省歌，离武汉大学很近，不到一站路，我从武大毕业后分配到省歌当编剧，报到时，单位派一名后勤工人骑着辆三轮车，将我连人带行李一支烟工夫就接到了省歌。我在省歌工作不到三年，除了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调到北京工作），当年《洪湖赤卫队》的几位主创人员我都见过，如编剧兼作词作曲梅少山、欧阳谦叔、张敬安，美工朱小丹，特别是刘闯的扮演者夏奎斌和韩英母亲扮演者刘淑琪，他俩是夫妻，为人很热情和善，我刚到省歌不久，曾受一家杂志社委托，采访过他们，写了一篇讲述他们爱情和事业的文章。一晃三十多年，我调离省歌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夏奎斌90年代就去世，刘淑琪如果还健在，也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了。

　　这几天我又重温了《洪湖赤卫队》的几首经典唱段，如《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和《我要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洪湖赤卫队》是歌剧改编的，里面有很多唱段，但最有名的还是这三首，百听不厌，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现在还能哼唱几句，每次听韩英在牢房里向母亲倾诉衷肠，那三段“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大路旁、高坡上”和最后一句“我要看白匪消灭光，我要看天劳苦人民都解放时”，都忍不着眼里含满泪水。

　　韩英的这个唱段在歌剧中叫咏叹调，将母女情、阶级仇和无产阶级革命者舍自取义的崇高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从内容还是音乐形式上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可以说是我们研究红色经典和革命文化的最佳范本。

　　这是题外活。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一、何谓“革命”？

　　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弄清楚什么是革命和革命文化。

　　按照主流解释，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创造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升华，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孕育形成的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革命文化的历史来源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历程，具体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产生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在历史上表现为革命价值观、革命理论、革命年代的生活方式以及革命文化的符号系统。在现代社会，革命文化必然因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而表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形态，主要是革命精神文化，革命文物遗址和文献，革命文化符号等。

　　这个解释，对革命文化的内涵以及来源都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但它比较抽象，空洞，甚至含糊。比如什么是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是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的不同特点是什么？这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毛主席曾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如此，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如此。推翻封建专制波旁王朝的法国大革命和推翻封建腐朽的满清统治的中国辛亥革命是如此，推翻沙皇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样如此。

　　革命总是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价值观，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资产阶级对于封建贵族是大多数，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也是大多数。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代表地主资本家和少数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在任何时代，革命都代表着进步。区别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复辟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看他是否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是，他就是革命的、进步的，否则就是反革命的，如果将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革命变为代表少数人的利益，那就是反革命复辟。这个标准是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有了这块试金石，一切打着革命旗号行复辟之实的反革命势力无论怎样花言巧语和伪装，都会原形毕露。

　　革命还代表着理想和牺牲。对无产阶伋来说，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理想而斗争；要斗争就会有牺牲，牺牲就会流血，就会有许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对这一点，毛主席的体会最痛切，也最深刻，他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关于革命，他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如：“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忘记革命就意味着背叛。”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建立新中国我们死了多少人，有人可能忘了，但我是记得的！”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国旗的颜色是鲜红的，而不是粉红或者深红的呢？因为血只有在刚流出身体时是鲜红的，过不久就凝固了，变成了深红甚至黑色。咱们国旗和党旗之所以是鲜红的，寓言着中共和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希望这个党这个国家永保革命本色，正如他们在建党和建国时承诺的那样，继续革命，决不投降。不希望党和国家变色，既不变成深红色，像一块结痂的伤疤被人遗忘，供奉在纪念馆和博物馆，除了让人参观，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当然，也不希望变成粉红色，这是小资群体中流行的颜色，代表着消费和时尚，与革命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颜色的汪洋大海之中。

　　鲜红既是国旗和党旗的主色调，也是革命的主色调。深红代表着过去，而鲜红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的象征。郭松民先生不久前因批评一部反映衡阳保卫战的电影受到了不少果粉的攻击，他写了篇文章叫《深红者说》，以深红者自喻，宣示要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我在转发他那条微博时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果被否定了，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还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的，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之亦然，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成其为新，跟中国历史上历次打江山坐江山的改朝换代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深红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鲜红色，现在舆论场甚至主流很多人跟郭松民说的相反，他们并不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1957至1976年毛主席逝世这个时期都否定掉了，这就等于否定了中国革命的阶级性，把无产阶级革命混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将共产主义退回到民族主义，这跟宋江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一回事。

　　举个例子，这些年主流媒体一面高调宣示赓续红色基因，权力部门却频频打压民间自发的红色文化活动，并对支持者和组织者进行威胁甚至迫害，搞得很多人参加群众性红色文化活动，跟谍战剧中的地下党似的。

　　对待红色这种赵老太爷和叶公好龙式的态度，是对革命文化的真正背叛。

　　二、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主流语境下，通常将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列。其权威理论表述为：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淘洗出来的智慧结晶，既呈现于浩如烟海、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更集中体现为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它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璀璨历史，展现了各族人民的伟大智慧创造，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二、革命文化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培育和创造的思想理论、价值追求、精神品格，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及其成果，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革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历史的高度文化凝聚，也是中国精神在革命年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发展要求。

　　稍加辩识，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最大的特点，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国家-民族主义立场。其中，关于所谓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如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等，明显站在精英和统治阶级立场，与革命文化的价值取向乃至审美趣味南辕北辙。

　　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终结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人吃人的剥削制度，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使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离不开这个维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文化走向腐朽没落，气息奄奄时应运而生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归功于此。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态度，也应该建立在这一维度之上。毛主席对待传统文化，都是讲批判地继承，从来不曾将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并列。没有批判就没有革命，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乃至合法性是建立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之上的，而不是什么“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之类孔孟之道的封建社会士大夫才有的东西。对于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不是儒家文化，更不是道家文化，而是以法家文化和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为代表的造反文化。

　　然而，这些年社会上掀起一股所谓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出现了各种混乱乃至荒谬的现象，如孔夫子塑像被立到广场没过几天又搬走，社会上刮起汉服风，小学生诵读四书五经，女子裹脚，前两年上海登出一则广告，以十几万月薪招聘跪式家政服务，“迈巴赫少爷”被清华大学录取，还有李自成雕像、太平天国纪念物被将除等等，这都是革命文化被封建文化反噬的结果。

　　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不包括通常所说的前三十年或毛泽东时代。这段历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社会主义史上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理应属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现在被排斥到这个范畴之外了。这个无论从历史逻辑还是政治伦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一种主流叙述，的确匪夷所思。但仔细想，却又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虽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整体，但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整个意识形态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它与其说是在继承前三十年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还不如说是通过对前三十年的否定发展出来的，实际上，主流也将改革开放视为改天换地，是一场“革命”，与中共建党建国相提并论，是“告别革命”和“去革命化”的另一种表述。

　　十多年前，我曾经在上海“城市文学讲坛”作过一次演讲，从文学社会学角度对前后两个三十年在文化上的不同进行过比较：“在1949年到1979年这段区间，人民、集体、工农兵、无产阶级、平等、共产主义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符号。那一时期流行的诸如“个人服从集体”、“甘当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等口号，王进喜、焦裕禄、王杰、雷锋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一些先进和英雄人物典型，甚至包括一些小说人物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和《艳阳天》里的萧长春在内，都强烈地体现出这样一种时代情绪。那么到了1979年后，这种状况完全颠覆过来了。个人、人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个人利益、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竞争、先富起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一系列早已被批判过的代表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词汇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重新成为新时期的主导词汇。”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种解构，也是对革命的解构。主流知识界称之为“去魅”和“新启蒙”，即祛除革命的魅影，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在否定共产主义革命的废墟上建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论调集中体现在李泽厚、刘再复以及后来的张鸣等一批自由派学者的著述中，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主潮。

　　很长时期，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后八十年代的社会氛围里。直到新世纪，当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新的思想主潮后，才出现了一些变化。国家意识形态将传统文化作为主流文化来塑造，在这点上，堪称是对八十年代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但这种通过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回到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都进行过激烈批判的所谓传统文化，非但不具有进步意义，而且是一种倒退。

　　2022年，我曾经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过，在中国革命的大叙事中，文革是1949年革命的延续，甚至可以说，1949年是1966年革命的“因”，1966年革命是1949年的“果”，没有1949，就没有1966，换言之，没有1966，1949也就失去了方向感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所以毛泽东才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更艰巨，也更伟大。”所以他才觉得自己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建立新中国，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想解决的是革命“第二天”的世界性难题，但也许由于用力过猛，如同火箭尚未将导弹运送到预定的太空轨道，便耗尽了能量，“革命后的岁月回到了革命以前的岁月”。这个态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从那时到现在，以民族主义崛起为标志，中国和世界进入了一种中间状态，即左右两种政治达成了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是各种经济社会思潮和力量激烈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也是威权主义和精英政治对社会大众实施强力控制和洗脑的结果。“中间政治”在国家治理上也许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却极为保守和平庸，它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态不同，不像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远大政治理想，在价值观上暧昧含混、在行动上犹疑不定，警惕和拒绝任何带有左右标签的政治实践，把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义压制民主，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革命，构建出一种超阶级的混合意识形态。主流学界对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定义，正是这种混合意识形态的经典表述。

　　这种用民族主义取代阶级叙事的取向，在文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影视作品中，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角都是地主资本家，而目都是义薄云天，亲民爱国的正面形象，穷人都成了打酱油的，一个个面目委琐，奴性十足，跟在主子后面一口一个老爷少爷和小姐，将我们熟悉的许多红色经典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和吴琼花，《白毛女》中的黄世纪和杨白劳、喜儿，《红旗谱》中的冯兰池和朱老忠，《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和赵玉林等经典人物形象全部颠覆掉了。

　　反映前三十年的作品，早期的伤痕文学不必说，就是在近些年新创作的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凡是信仰共产主义，坚持阶级斗争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人品有缺陷的“极左”分子，形象上如同小丑，对立面的则一个个为人正派、正义凛然，受尽打击迫害，跟前三十年文艺作品如《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春苗》中的田春苗以及现实中曾经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如雷锋、王进喜给我们的印象恰恰相反。前几天看到有条微博说，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电影，里面解放军战士向国民党军队阵地冲锋，高呼的口号是“为了……复兴，前进！”有网友跟帖调侃，再过些年，解放战争恐怕也要改称“复兴战争”了。如果真这样改也许更荒唐，因为国民党军统前身就叫复兴社，你称复兴战争，不等于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嘛！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用民族主义叙事取代阶级叙事。民族主义貌似一种包容性的中间政治，但其实质是否定阶级叙事的，民族主义跟自由主义一样，都是革命文化的反对者，一个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一个是站在个人立场。前不久网上有人批评莫言作品抹黑共产党八路军，要起诉他。这些人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批莫言不得要领，因为莫言本人是一个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物，他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题词中的人道主义论调，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批判，都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主流观点，你怎么可能起诉或者批倒他呢？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主流和民间在民族主义、阶级叙事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巨大裂缝和冲突，而这三者的博奕和斗争，很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是我对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

　　三、怎样弘扬革命文化？

　　正确理解革命及其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是为了弘扬革命文化。

　　那么，怎样弘扬革命文化呢？

　　我谈几点个人看法。

　　1、警惕将“革命文化”抽象化、博物馆化和变成消费文化

　　所谓抽象化和博物馆化，就是回避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属性，将具体内涵抽空、阉割，变成一种去革命化的中性的民族主义叙述，像对待博物馆的展品一样，屏蔽其和现实之间的任何联系乃至联想。

　　所谓变成消费文化，是指近年来盛行的红色旅游热。从井冈山到延安，从上海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红色景点，都成为了游客们超之若骛的热点。在这股方兴未艾的旅游热中，革命作为一种被刻意包装的符号带上了浓厚的商品属性，仅仅具有被人观赏、猎奇的功能，革命所包涵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被彻底遮蔽和扭曲了。去年，我在人境院首届写作研究生班的公开课上讲过一件事，大家知道《山乡巨变》是一部红色经典，它的作者周立波先生是湖南益阳人，作为《山乡巨变》的诞生地，益阳也是周立波下乡体验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山乡巨变》的许多人物都能在当地找到生活原型。近些年，为了拉动当地经济，周立波下乡的那个村子也被打造成了一个以消费为目的红色旅游地，许多景点都是以山乡巨变中的地名和人物命名的。前不久，当地政府还联合中国作协组织了一个“新山乡巨变”计划，想借助周立波和《山乡巨变》的影响力，来发展红色旅游文化产业。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周立波和《山乡巨变》所反映的是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合作化运动，最终成立人民公社，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实践，而改开后包括湖南益阳在内的全国农村，走的是一条跟《山乡巨变》中的农民完全相反的道路，撤销人民公社，重回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即单干），使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重新变成了一盘散沙，回到了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这意味着周立波以及他那一代作家热情讴歌并且全身投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再是《暴风骤雨》中的翻身农民所渴望建立的新世界，而是回到了他们通过流血牺牲砸烂的那个“旧世界”。

　　益阳的《山乡巨变》计划，在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热潮中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说明以革命文化为载体的红色旅游已经成为政府-资本一体化格局下的消费市场的一枚棋子，同中国革命的初心没有任何关系。

　　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教材。近些年主流媒体经常高调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以前把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推到公知头上，现在大多数公知都蜇伏下来了，没法推了，历史虚无主义却愈演愈烈，我们发现真正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原来不是公知，而是来自体制。

　　将革命文化消费化，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不能起到主流宣称的传播和弘物革命文化的效果，只会加剧革命的深红化和成为一种以消费为主的粉红文化。

　　2、传播革命文化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斗争

　　我们说鲜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颜色，象征着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血的颜色是鲜红的，而不是粉红，红色的本质是革命，革命的精髓是斗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通过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成功的。所以，浩然的《艳阳天》结尾处，主人公萧长春感叹道：“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啊！”

　　在告别革命和消费革命的时代，弘扬革命文化不能仅仅靠宣讲甚至说教，而是需要旗帜鲜明、毫不妥胁的斗争实践。没有斗争就没有革命，资产阶级口头上否定一切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最擅长革命，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是通过革命得来的，而不是他们宣称的改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绝不可能互利共赢。无产阶级如果不想永远充当资产阶级的奴隶和韮菜，只有起来斗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列宁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的进步是斗争得来的，同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及一切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制度、文化、势力斗争，必须从革命文化中获取力量和启示。革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当下，声讨和控告拆除毛主席雕像的反动分子是一种斗争，通过写作揭露资本权贵精英集团欺骗人民的谎言以及恶行丑行，支持声援举报贪官和色魔教授，支持底层群众维权等等，同样是一种斗争。

　　只有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革命的精魂和真正初心才可能被激活和唤醒，才能使革命文化从博物馆回到现实，由一种资产阶级消费文化重新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这是一切共产主义信仰者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继承者必须承担的使命，作为青年，更应该积极主动承担这一使命。

　　这才是弘扬革命文化的唯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