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作家的人格

　　不知为什么，随着一些作家作品走红的同时，又常常听到人们在私下里传扬着与该作家们身份极不相称的事，什么玩世不恭呀，什么奢靡浪荡呀，什么嗜财媚洋呀，什么品行不端呀，如此等等，实在令人反感，以致有些读者发出愤慨之言，发誓再也不读某人作品。笔者曾亲眼目睹一读者将他心中的偶像愤然搬倒的情形：他把自己购买的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的小说付之一炬。原因是该作家声言要在他的作品中“高扬性解放的旗帜”，并且形骸放浪，扮演了叫人唾骂的角色。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既然你是作家，又出了名，那么你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不仅你的作品，而且你的言行，都要接受社会舆论的严格监督。这样，无形中便给你在如何做人这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更严格的要求，你须更谨慎些才是。任何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你之所以受到社会的看重，甚至为一些人所崇拜，固然是因为你的作品，但又怎能否认在这些作品中影印着你的人格呢?因为不论事实如何，人们总是习惯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势去考虑问题：作品映照着作家的灵魂，作品、作家应是一致的，写出优美的作品的作家，其心灵自然也应该是美的。所以，人们自然而然便给作家们诸多美誉：“盗天火给人类的英雄”、“美的天使”、“塑造高尚灵魂的工程师”等等。假如你纸上写的一套，行动中却是另一码事，甚至干出种种猥琐卑怯的勾当，那自然会令读者大失所望，凉了人们的心。所以，人们骂你是骗子，甚至如前文所说愤慨之后焚烧你的作品，那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历史上，大凡有杰出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历来是十分珍重自己的人格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人格看得比写文章要重要得多。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凡尔纳，因写科学幻想小说和冒险小说享有盛名。他有一部名著叫《八十天环游地球》，描写主人公福克为赢得一次打赌，在环球旅行中争分夺秒赶路，争取八十天一秒不差准时到达伦敦。但福克在旅途中的经历十分曲折，凡尔纳描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福克曾从焚身殉夫的柴堆上救出一个印度寡妇，和他发生了爱情，并且为了她几乎耽误了旅程，后来又躲过了印第安人的袭击，好不容易赶到纽约时，他原计划要搭乘的那条开往伦敦的船已经启航，福克无可奈何。小说当时在《巴黎时报》上连载，引起社会轰动，当连载至此时，社会上对福克的下一步航程极为关注。于是，世界各国轮船公司的老板们，为了替自己的轮船作广告，纷纷登门求见凡尔纳，希望能在作品中让福克搭自己的船去伦敦，答应给比作品稿费多得多的巨额报酬。此时，凡尔纳虽然十分贫困，但他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他断然拒绝了老板们的要求，让福克租了一条破船到了伦敦。由于凡尔纳影响非常大，美国资本家要求凡尔纳写美化美国社会的作品，凡尔纳答应了，而他交出的作品却极意讽刺和鞭挞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状，弄得资本家们非常恼火。照凡尔纳自己的话说，作家的人格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那是无价之宝。

　　我们中国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鲁迅，更是珍重人格的光辉典型。他从没企望以写作来图谋自己的名和利，在杀机四伏的危急形势下，他毫不妥协地进行韧性战斗，宁肯自己过粗茶淡饭，节衣缩食的清贫生活，夜以继日地进行超负荷的繁重劳动，也要从精神到经济，给贫苦劳动者和进步青年以更多的帮助。他说：“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的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他临终前的遗嘱是：他死后，赶快“埋掉，拉倒”，让人们忘掉他，只顾自己去创造新的生活!鲁迅这种闪光的人格，应该成为一切作家们的榜样。

　　在当代文学的队伍里，有众多的看重人格的作家典型。被称为“山药蛋派”的鼻祖的赵树理，一生节俭，抽烟从不买三毛钱以上一盒的，而扶助乡民，却慷慨得很。他兜里只要有钱买米，就不去领工资。尽管自己是蜚声世界的大作家，可对自己的农民妻子却始终一往情深。另一位以写《创业史》而闻名中外的大作家柳青，领到稿费为村里乡里建起了一座新医院，而他自己却始终是粗食布衣，栉风沐雨……在老一代作家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然而，对于老一代作家这种高尚人格，少数人不理解甚至鄙薄之，有的人写了几篇成名的作品，便认为可以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从此便可以不再深入生活，声称表现“自我”就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于是，一些“玩文学”者打着探索的旗号将一些从西方模拟来的云云雾雾、奇奇怪怪的东西搬上了文学的圣洁殿堂。更有一些人，索性去追求浮靡放浪的人生，去干那些为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道德所不齿的低劣行径。其最终结果，一是败坏了自身的形象，二是损害了文学艺术本身，使读者对这些人笔下的作品产生了诸多怀疑。

　　人格，对于一般人来说，是自己人生的雕像。于作家们更是如此。放弃了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便是堕落的开始，是决然写不出优秀作品的，这已经为许许多多的事实所证明。一切有志于当一个为社会为人民所尊敬的作家艺术家的人，应该时时不忘自己应有的社会良知、道德意识和使命意识，切实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脱离人民、回避现实是创造不出崇高艺术的。因为人民是文艺的母亲。重建“人类灵魂工程师”高尚而圣洁的形象，我看不妨从一句俗言做起：要做文、先做人。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红色文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