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地缘政治首鼠两端不利于东北铁锈地带经济复苏

　　2023年底东北喧嚣一时的“冰雪经济”在2024年夏季到来后沉寂了，东北GDP增速在美国新一轮大选注定的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国际背景下更将不堪设想，东欧、中东与中国近海的乱局终将让中国的地缘政治首鼠两端付出更多的代价，尤其是东北铁锈地带经济复苏乏力终将迫使中国调整地缘政治立场。

　　一、三年大疫之前东北铁锈地带就已在中小城市蔓延了

　　美国的五大湖流域的铁锈地带分布着匹兹堡、扬斯敦、密尔沃基、代顿、克利夫兰、芝加哥、哈里斯堡、伯利恒、底特律、辛辛那提等工业城市，在20世纪曾有便利的水运与丰富的矿产，钢铁、玻璃、化工、伐木、采矿、铁路等行业纷纷在这里兴起而崛起为北美主要的制造业基地。最辉煌时匹兹堡有钢都之称，底特律是世界知名的汽车城、全美第四大城市，芝加哥为本区最大的工业城市、铁路枢纽。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五大湖地区一直在走下坡路。煤炭、钢铁、重机械等一度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行业都被渐渐贴上了落后产能的丑陋标签，经济衰退、工厂关门、毫无生气的城市与远走他乡的移民成了这里的常态。放眼全球，类似的铁锈地带还有鲁尔工业区、洛林地区、北九州地区与西伯利亚工业区。从时间上看，美国在1950年、英国在1955年、日本在1975年、德国在1980年完成工业化后都有了“老工业基地”问题。原因之一是产业结构单一，整个社会围绕着一个大的工厂的稳定分工，形成了相对封闭与僵化的系统。在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开放的的商业精神被遏制，自身无法主动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再者，资源的枯竭与世界能源结构的变化。世界能源在从化石能源（煤炭与石油）向生物能源、核能、清洁能源等新能源转换，一批建立在煤炭与石油之上的城市不可避免地衰败。最后，后工业化时代也意味着高度的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减少，导致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减少、产能严重过剩。同时经济全球化引发新一轮城市产业分工与转移。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或恶劣的气候环境导致铁锈地带的产业在分工浪潮中被国内或国际新兴的城市替代。东北是中国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地区，经济规模在“前三十年”一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大庆油田、长春一汽、鞍山钢铁，这些曾是“共和国长子”东北的耀眼标签，作为建国初期的工业与农业基地一度风光无限。但到了21世纪初，东北经济问题越来越扎眼。2003年时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之后的十年左右给东北“吃药输液”的政策不断出台，但效果都明显。辽宁近几年GDP增速大幅下滑，增速排在全国末位。“塌陷”“失速”、“数据造假”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讨论成了近几年网络与社交媒体上的一大热门话题。美国的铁锈地带与中国的东北有着太多的相似点：单一的产业机构，较高的城市化率与不断流失的人口，国际市场的冲击与国内南方地区的兴起，落伍于新科技与第三产业的发展。甚至相似纬度与地理环境与移民化的人口结构。中美两国都有铁锈地带问题，只不过发展中国国家暴露此类问题要快得多。

　　当然，铁锈地带也不是没有复苏成功的。德国的鲁尔地区就是成功的一例。鲁尔区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总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530万。鲁尔区也是坐在煤炭、铁矿的矿车上发达起来的，其一度钢铁产量占德国全国70％，煤炭产量更高达80％以上，经济总量曾占到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为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鲁尔的钢铁与煤炭工业日益萎缩，工厂大批裁员至关闭，失业人口骤增。就业压力重重，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此外，该地区重工业发展导致植被大面积消失，湖泊、河流被重度污染，空气粉尘与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地下水污染严重。德国各级政府面对双重压力不得不采取相关措施，形成了一个以现代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为主的新兴朝阳产业地区，如工业以IT业、微电子技术产业、化学制药为主。第三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其中物流产业、金融与咨询业、出口贸易在德国比重很大。改造废弃的工厂中建立文化作坊，此外兴建了许多歌剧院、大学与艺术博览中心。鲁尔成功地将60%就业人口实现了岗位转移。鲁尔地区的城市也同时成功地完成了城市旧工业区改造与全地区的环境治理。如城市火车站搬迁、城市森林公园与绿地，还彻底实施了水的污染治理。德国政府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鲁尔区再造辉煌。但这种模式并不那么容易复制。鲁尔区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才530万，不及五大湖与我国东北地区面积的千分之六、人口的10%。在五大湖或我国东北地区完成这么大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城市精细化改造的难度是鲁尔区远远不能比的，我们不百度考虑在后工业化时代还要不要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商业土地的利用效率与人口承载力要远远大于工业土地，连绵的商业区并不会像工厂集聚带来环境污染，反而是便利商务联络与总体成本的下降。人口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群迁移是一种趋势，所以铁锈地带人口的流失有其必然性。

　　东北之忧不仅在东北，参见“东北国企负担重亏亏亏，华北经济转型开始亏，西北老少边穷要大补，西南全部亏，中部六省崛起正在烧钱，东西南北中，靠东南、北京五个富裕省市养，从财政盈余中抽钱补西南北中”等网上流传的新闻。由于中央财政拿走了当地税收的大头，单看地方财政会夸大地方经济的困难。但财政巨额亏空的背后反映了中国产业与人口流动进入了虹吸模式与马太效应：一些省市获得了资源、人口红利持续流入，越来越强大。其他省市则陷入了“失血”，越来越虚弱。我国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一直以来的发展模式是靠自然资源开采与固定资产投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的产业转移，单一的产业结构、青年人口的减少与即将到来的城市化尾声与产业的国际转移，无不让人担忧这些中小城市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像东北经济一样突然衰退。每到年关，年轻人印象中每每回到故乡小县城总是反反复复地修路、铺天盖地的房产广告与一栋栋未完工的高层住宅与平时人群零落的商业中心。在没有找到新的发展模式之前，世界各地的铁锈地带的蔓延都有大势所趋。

　　东北曾是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但其经济转型（尤其是产业升级）压力的增大往往与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化息息相关。第一，东北亚地政治与经济形势对东北的影响不可忽视。近年来，东北亚各国外交逐步保守化、冷战化、阵营化，这种局势的不确定性对东北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俄乌战争不仅直接影响到了东北亚的政治稳定，而且通过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间接影响了东北经济的复苏。第二，三年大疫后国有企业与初创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增加，政府为高科技企业提供的配套政策，但整体上东北经济结构仍然偏重于传统工业，而这种工业正面临着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与技术革新的挑战，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的复杂化导致东北吸引外资与技术创新遇到更多困难。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技术创新与加强区域合作。

　　十年前中国曾想把珲春打造成亚洲地区的贸易枢纽而投资数百亿美元，而距珲春不远的朝鲜境内的罗先港提供了入海口，这是距离最短的东北对日贸易通道。但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离不开俄朝两国的合作，而俄乌战争正在将中国的这一雄心变成一场豪赌。珲春总人口只有20多万却曾获得政府与私人一千多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连接珲春与长春的高铁即将开通后，珲春的中朝俄三国旅游区也将让游客们一天之内就能在俄罗斯打高尔夫、在中国吃饭、在朝鲜赌场寻欢。但朝鲜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商业伙伴，比如平壤曾通过海产品出口获得硬通货，但某中餐馆老板曾对法国记者指着一船朝鲜帝王蟹说：“这些螃蟹的供给不可预测，有时很多，有时连续几周没货。”珲春有很多朝鲜族居民前往韩国或中国境内的韩国公司打工，而在珲春唯一能看到的外国人是少数在购物区闲逛的俄罗斯顾客。截止目前，中朝两国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是罗先经济特区，但这里航运一直很少，只有几家企业在运营。很多中国企业的主管抱怨朝鲜的商业气候令人沮丧，在朝鲜做生意更是完全无法预测。相关的商业谈判往往是虎头蛇尾。

　　二、中美战略博弈视域下中国的东北亚地缘政治风险

　　2024年美国大选前夕的中美战略博弈不再局限于经贸与科技范畴，而是演变成复合、立体、全方位的对抗。2024年中美两军在空中与海上对峙的频率陡增，军事冲突风险大幅上升。倘若特朗普再次执掌白宫，国际社会大概率会发生“灰犀牛”事件。另一方面，在东北亚，朝韩关系正走向难以预测的紧张对峙局面，日本防卫政策的新动向也值得警惕。朝鲜在迅速提高核武与导弹能力的同时，将韩国定义为“第一敌对国”与“不变的主敌”，甚至将其列为核打击对象。为应对这一威胁，韩国与美国加强了核保护伞下的“延伸威慑”。韩国甚至考虑独立开发核武器，以实现“恐怖均衡”战略。日本则计划参与奥库斯并与奥库斯成员国共同开发与生产尖端武器，同时决定向第三国出口下一代战斗机，这一举措预示着日本将全面迈向军事大国化。基于对当前美国鼓吹美中关系陷入“新冷战”态势导致的东北亚阵营对抗加剧，中国当如何应对此类危机？

　　第一，美国鼓吹美中关系陷入“新冷战”给中国制造严峻地缘政治风险。对美国与中国是否已步入“新冷战”的论断，外界众说纷纭，但中国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明确表态，中方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新冷战”。美国总统拜登也多次强调，美国无意对中国实施“新冷战”。但现实情况表明，美国正积极推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意图将双方关系推向冷战时代零和博弈的境地。美国出于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巩固自身霸权的战略考量，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全方位打压中国。202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2023年一艘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被美国动用战斗机与导弹击落，中美战略博弈全面升级并愈发呈现多元化与立体化。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僵持，美国认为初步达成了削弱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加紧了对中国的围堵策略，试图在亚太地区开辟针对中国的“第二战场”。2022年4月7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中国不谴责俄罗斯是严重的挑战”，甚至威胁中国只能在西方与俄罗斯中“二选一”。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美国与北约对“中国变数”愈发警觉，尤其担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高性能武器，从而增强俄罗斯在冲突中的优势地位。为此，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前主席加拉格尔发出威胁，中国军工企业若180天内不退出俄罗斯市场，将面临“全面封锁制裁”的严重后果。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推出更具针对性的对华遏制政策，除了维持特朗普时期的高额对华关税外，更将对华“出口限制黑名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些政策直接导致2023年中美贸易额减少逾20%。美国作家卡拉贝尔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文指出，用“冷战”概念描述美中关系属于“滥用历史”，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对美中关系现状的深度误解。韩国媒体预测，2024年特朗普的回归将对美国国内与美中竞争格局等国际政治影响因素造成巨大冲击。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民主党与共和党都会竭尽全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维持对华强硬立场。特朗普可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展现出比拜登更为灵活的手法，但在与中国的“价格谈判”方面的强硬态度预计不会改变。特朗普曾发出威胁，倘若再次当选就会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并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将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即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特朗普甚至抛出诸如“中国非法移民可能在美国组建军队”等荒谬言论，尤其是将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而让美国战略重心进一步向亚洲转移以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可能更加尖锐，甚至可能引发军事冲突。随着有亲美倾向的赖清德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2024年2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鹰派”人物加拉格尔率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与蔡英文与赖清德会面。5月1日，布林肯发表声明，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此举背离“一个中国原则”而不利于台海和平。日本时事月刊《文艺春秋》2024年2月号刊文，预测若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方将着手重新审视对华基本方针，甚至可能宣布放弃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今后将继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怂恿民进党当局挑衅大陆，煽动海峡两岸对立冲突。2024年4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一项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其中19亿美元用于向台湾当局提供武器。2024年3月20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出席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称，中国将在2027年之前实现统一。俄罗斯一直指责美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故技重施而蓄意制造紧张气氛。

　　第二，东北亚阵营对抗中国安全的影响。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与东北亚阵营对抗态势密切相关。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明显强化，对朝鲜的军事压力持续加大。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美日韩三国军事演习项目甚至包括“定点清除”“斩首行动”“拦截朝鲜导弹”等高度敏感的内容。为应对外部压力，朝鲜不仅加快了核导的研发步伐，还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东北亚阵营对抗态势愈发明显，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严峻挑战。美日韩三国为全面履行戴维营峰会达成的协议，已多次针对朝鲜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举行海上反导演习与反潜、搜救、联合空中演习。2023年12月，美日韩三国更是启动了针对朝鲜导弹情报的实时共享机制。与此同时，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也在逐步升温。2023年9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参观了航天发射场、太平洋舰队与多个核武器平台，向外界释放了加强朝俄军事合作的强烈信号。乌克兰情报机构认为朝鲜已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俄罗斯对朝鲜的支持与援助涉及核导弹、侦察卫星等尖端军事技术。11月，朝鲜成功发射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这被认为是俄罗斯技术力量在背后提供了保障。2023年8月戴维营峰会期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深入讨论了加强对朝鲜的遏制方案并再次明确以美国“核保护伞”为中心的“延伸威慑”战略。事实上，“戴维营精神”背后隐藏着遏制中国的真实意图。通过此次峰会，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更加紧密并完成了“针对中国的东北亚地缘政治重组”。拜登称，此次峰会开启了美日韩三边合作“伙伴关系新时代”。有韩国媒体认为，韩美日合作只是开端，三国为确保安全的可持续性，应建立“亚太版北约”。美日韩军事“铁三角”正在加速形成，这一格局不仅助力弥补韩日关系短板，更推动三国形成“准同盟关系”。韩国前统一部长官李钟奭认为：“这旨在牵制中国而强力推进的三国协调体制，已升级为准军事同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俄两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随着朝韩关系转变为“敌对关系”，双方在半岛西部地区的炮击示威行动使得半岛局势再度紧张。由于《9·19军事协议》失效，缓冲区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在军事分界线与北方界线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大增。随着朝韩两国相继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若冲突风险逼近临界点，朝鲜还有可能启动核试验与发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则可能在韩国部署战略轰炸机、战略核潜艇等武器加强战略威慑。双方在相互试探备战情况与战斗决心的过程中，小规模局部冲突很有可能触发。东北亚阵营对抗不仅会加速朝鲜核武化进程，稍有不慎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日本以应对朝核危机为由，“核武装论”甚嚣尘上，而韩国的“自主核武装论”也再次抬头。半岛生战生乱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实现半岛无核化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为了共同应对美国霸权带来的挑战，从2023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到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成功连任后首访中国，这一系列事件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厚根基。2024年4月21日，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率团出席在青岛举行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与中国海军司令胡中明讨论了中俄海军合作与发展议题，双方签署了“海上搜救谅解与合作备忘录”。2024年6月，俄罗斯与朝鲜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确立了军事援助条款，明确规定任何缔约方受到侵略则另一方都将提供援助。中国高度重视与俄罗斯与朝鲜的双边合作，始终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之上，致力于通过平等互利的方式发展双边关系。在推动与俄罗斯与朝鲜的合作过程中，中国始终将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放在首位，反对以冷战思维推动阵营对抗，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东北亚热点问题。

　　2024年1月，王毅在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指出，我们将始终坚持自信自立，履行负责任大国应尽职责；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巩固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始终坚持公道正义，倡导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积极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基于这些原则，中国在应对东北亚地缘政治风险时至少要注意以下四点：以“斗而不破”的方式管控中美分歧，鉴于东北亚阵营对抗与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密切相关与2024年乌克兰危机发展趋势与美国大选结果等不确定性因素，中国要维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降低大国竞争风险，确保地区和平稳定；充分发挥中日韩合作的积极作用，中韩与中日关系受到政治因素与民间情绪的双重影响，为了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中国可依托中日韩既有对话平台，抓住重启政治安全对话机会，增进三方互信，减少误解与误判，有效管控潜在矛盾，为高层交流营造有利氛围以有效阻止美日韩安全合作演变为三国军事同盟；坚定维护中朝友好关系，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防止半岛再次陷入战火；深化中韩政治互信，积极推进两国构建互信的制度化框架，通过改善中韩关系，引导韩国回归“均衡外交”轨道。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国为遏制打压中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不仅构建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还主导北约“东进亚太”计划并推动奥库斯扩员。这些举措促使朝鲜加快发展核武与导弹力量，同时深化了朝鲜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在此背景下，东北亚逐渐呈现阵营对抗态势，增加了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2024年美国大选、北约“东进亚太”、日本可能成为奥库斯成员国等因素，都可能给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不可预知的变数。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要秉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致力于稳定中美关系，坚定反对世界走向“新冷战”的分裂格局。同时，中国要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面对东北亚地缘政治风险的挑战，中国应以坚定、灵活且务实的态度精准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确保国家利益与地区和平稳定得到切实维护。

　　三、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的最新变化

　　美国以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应对中国崛起,为了“汰逐中国”而在东北亚采取强化联盟政策,欲通过强化美日韩合作来塑造阻遏中国崛起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而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泥潭,朝鲜半岛局势依然紧张,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面临新安全困境的挑战。鉴于此,从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视角探析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面临的新挑战,科学地认识新时代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变化的特点,探讨维护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的路径与对策有重要意义。

　　第一，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与中国的东北亚地缘安全新挑战。长期以来,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特点是中俄日三强并立且环绕南北对峙的朝鲜半岛，美国通过驻军与联盟日韩深度介入东北亚事务并产生了强大地缘政治影响力，近半个多世纪里日本、韩国与中国的接力式崛起不断提升东北亚在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并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关注点。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核心问题,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与东北亚地缘政治矛盾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催生了地区安全困境,主要表现为东北亚的和平机制建设落后,国家间政治信任严重缺失,安全困境恶性循环。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缘起于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大国势力范围划分，其本质是美国的霸权问题,东北亚六国关系的纵横捭阖始终受制于国际体系霸权国战略布局的影响,美国联盟日韩遏阻中俄朝是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与安全机制缺失的根本原因，朝核问题加剧了东北亚安全困境，而东北亚大国的兴衰变化则造成了地缘安全困境的起伏波动。从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利益视角看,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也有损害中国东北亚地缘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意图。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与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东北亚和平与安全始终是中国东北亚安全战略追求的目标。多年来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总体处于安全维度的“亚和平”、政治维度的“冷博弈”状态。中国对东北亚地缘安全和平环境的渴望内生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求,致力于睦邻、富邻、友邻周边外交政策的推动,受制于一超（美国）三强（中、俄、日）战略格局下美日、美韩同盟的掣肘与朝鲜半岛南北对立与朝核问题的羁绊。长期以来,美国为维系其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依托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与联盟政策,在东北亚推行控日韩、拉蒙古、遏中俄朝的政策。结果是东北亚成为国际安全秩序中最复杂、局势最敏感的区域,是全球典型的异质政治文明共存地,美日韩隐形海洋势力建构了对中俄朝大陆力量围堵的态势。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发展有悖于中国追求东北亚和平、稳定、繁荣的战略利益诉求。东北亚地缘环境安全困境本质上是一种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困境,同时也是国家行为体间安全认知的困境。从国家的地缘身份属性定位看,中国是一个东北亚国家,美国是北美国家,两国地理空间距离遥远,太平洋之大似乎能容纳中美两国的良性互动。但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看,美国是霸权国,中国是崛起国,中国在国家实力上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从而推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从单极走向两极或多极。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有能力对中国制造系统性地缘安全困境的国家只有美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政策应对是当前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面临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美实力对比关系决定了美国握有对华实施战略竞争政策的主动权与对华（局部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的选择权,而美国的同盟体系则助力了其对中国东北亚国家安全挑战的战略效能。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非敌非友的认知、利益攸关方的定位、接触+遏制的模糊政策到全面战略竞争的演变。美国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有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价值观竞争与地缘政治围堵多维相互交织的特征,其对华政策、东北亚政策乃至印太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贯通的,即遏制中国发展势头与“汰逐中国”,路径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与地缘政治战,以“去风险”为名,行去除中国供应链的脱钩之实,通过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政策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精准打击。中国是东北亚国家,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政策不仅加剧了中美关系恶化,使两国合作互赢关系全面受损,也冲击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稳定,对中国在东北亚的经济、政治、安全与环境治理等合作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如何“汰逐中国”？方法之一就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地缘政治的安全困境,加剧东北亚安全困境是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之地,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关系密切。恶化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与安全环境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海外市场,掣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而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安全成本。拜登政府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重点是通过打贸易战、关税战、货币战与科技战的组合拳“汰逐中国”,这也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将长期化、常态化。当代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矛盾反映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则表现为区域结构性安全困境与进程性安全困境混合的特点。拜登政府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有美国霸权剑指中国的内涵,其东北亚地缘政治效应蕴含了东北亚结构性、进程性与功能性的安全困境。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构成了新挑战,拜登政府对外政策聚焦“中国挑战”目标,采用体系性对华竞争方式,依赖“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盟友”力量。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不仅有“汰逐中国”的目标,也有塑造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与剑指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的内涵,中美存在着塑造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竞争；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阵营化萌芽,美日韩“戴维营”元首会晤显露出美国建构亚洲版北约的意图；拜登政府阻遏中国崛起、制裁俄罗斯与建构美日韩同盟的举措,加剧了东北亚国家间政治互信的缺失与安全机制建构的难度。

　　第二，中日韩与美日韩关系变化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的挑战。从中国的视角看,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中俄、中朝、中蒙关系相对稳定,中日、中韩关系与美日韩关系均受到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阴晴冷暖变化始终影响着中日、中韩关系走向。近年来,中日关系政冷经凉,中韩关系疏远,美日韩战略协作强化,都有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影响,美日韩同盟的可能性伴随着《戴维营精神》、《戴维营原则》与《协商约定》三份文件问世而有所增强。美日韩三国首脑宣称：“我们正在提升三边防务合作,以在印太地区发挥作用。这包括启动年度多域军事演习,将三边防务合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24年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形势恶化，岸田文雄辞职导致的中日关系低谷徘徊困扰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尹锡悦政府亲美疏华政策不利于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美日韩建构“小多边”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第三，中国应对东北亚地缘安全新挑战的对策。中国在2024年能否走出美国建构的针对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困境,从战略层面看取决于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从策略层面看取决于东北亚和平发展统一阵线的建构情况：联俄朝、稳蒙古。一是在复杂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高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努力掌控国际法与国际舆论的道义制高点,推动争取东北亚和平发展的统一阵线；二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再度恶化促使我们要努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中国护持和平发展战略的国家实力,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东北亚安全战略,努力实现东北亚战略力量的平衡,坚定维护中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安全利益，既要有决心又要有能力运用多种手段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为捍卫国家利益与领土、主权安全,随时准备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应对美日韩建构“亚洲版北约”的东北亚安全困境,中国要从战略视角高度重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协作伙伴作用。为了维护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推进东北亚和平与繁荣,新时期的中国外交要超越传统外交思维,以新安全观统筹总揽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破解周边国家中存在的政治安全亲美国、经济利益取中国、国际关系悖中国的思维与行动,逐渐提升以强国思维与方式把握、调节东北亚国家的竞合关系。在东北亚安全困境与复杂国际竞争环境中,努力促进东北亚爱好和平、希望发展的国家建立和平发展的统一阵线,不断开拓打破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困境而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兼顾发展与强盛的外交路径。

　　四、东北地缘格局：黑土、铁锈与重生

　　国人一般会把共和国长子的老态龙钟归因于国家政策的无力或东北文化的劣根性，这些是内在的、人的因素，项羽有力，也不能举起自己，东北究竟是能牵动全国的鸡头，还是坚硬而僵死的犄角，根本原因不在于计划经济的推动或缺失与文化基因的支撑或拆台，而在于这一地区在地缘政治中地位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地区只有作为政治经济的节点，才能确保它的稳定发展。从长时段大范围来看，使得一个地区兴衰的是在它所处的时空，其次是它的社会构成，最后才是基于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上形成的地区文化。地缘政治的序幕一旦开启，就遵照它自身的逻辑去发展。俄国扮演了揭幕者的角色。大力工业化的俄国意图在亚洲地区获得不冻港，为与之抗衡而掀起的闯关东移民潮是东北近代史的开端。稍后工业化的日本在占领朝鲜半岛后要进一步夯实东北根据地。自东北部而来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噩梦，为了稳定中原地区，中央政府也有着建设发展东北的需要。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发展速度放缓。东北起到了国内资源、产品、人才调配基地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理论上的高附加值产品并没有给东北带来产业升级的资金，于是飞机、汽车与原木、煤炭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能转型的原材料供应地的繁荣都是不育的。苏联解体后，俄国再无力成为中国的重大威胁。东南沿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20世纪90年代追求短平快的加工制造业一度使得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本世纪迅猛发展的信息产业一直是冒险家的乐园。缺乏后发优势的东北无论是从交通还是从人力成本上都不适于成为世界工厂与金融中心。东北自古以来并非繁荣之地，重振东北，重振的原型不是强汉盛唐时期的东北地区，而是近代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这要靠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

　　东北振兴的外在契机何在？东北目前在地缘环境中并不是热点地区，天公作美是东北再次被政治家、企业家关注的前提。目前存在着四种潜在的可能，其影响由小到大当如何排列？一是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半岛存在着以韩国为主导和平统一的可能，但朝鲜半岛自身容量有限，和平统一后韩国会在很长时间内背负经济包袱；老龄化的日本正在以推动国家正常化的方式释放国内压力。即使中国在此过程中能重新控制通向日本海的港口，也只能延缓东北的衰退，在新常态下让东北在国内经济增长的赛跑重回中游。二是俄国开发远东地区：俄国是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却有着主要国家最低的人口增长率，在全球226个国家的预期寿命排行中，俄国排在164位，低于印度。到2050年时俄罗斯人口很有可能缩减至只有1.13亿，与现在1.44亿的水平相比下降20%。俄国的核心地带在它的欧洲部分，远东地区人口只有六百余万，随着俄罗斯人口的减少，老龄化的加剧，中国人将会有更多机会通过东北参与到这一地区的资源开发中去。美俄关系蜜月期。对美国来说，大西洋与太平洋不可能平均分配精力。川普在任内会努力推动与俄国的关系。如果美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那么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地位将会重新明确。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游说集团在美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旦实现则会对中国弊大于利。三是北极夏季航道开通：21世纪上半叶，北极冰层有可能在夏季消失而打通欧洲、亚洲、北美洲之间的最短航线。北冰洋地区无论作为贸易要道还是资源宝藏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北极圈变暖势必引起北极八国的争夺。无论西欧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还是俄美关系改善，未来欧洲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与程度允许甚至鼓励中国参与北极开发。

　　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强调：“如果邓先生的经济总体发展计划能顺利完成……那么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民用经济将能积蓄足够的力量，全力推动军事部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东北是老工业生产基地，金融业较为落后，服务业还在起步，轻工业有所荒废，重工业升级缓慢，但仍然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与大量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产业工人，较那些自然环境恶劣与靠旅游业发展经济的省份比，更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半岛与俄国对中国敞开大门时，东北能通过商业振兴；美俄再一次握手或新经济泡沫破裂时，东北将会靠工业振兴。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东北这一共同体概念还只是一只内部多汁的毛毛虫，尚未如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区一样化茧成蝶，东北人有三重记忆一种文化至今不堪回首。一是满族记忆：满族一度是中国的统治者，但即使在清朝盛期，满族自身的文化已在衰弱中，八旗子弟对吟诗盖章比骑马打猎更加擅长。究竟是无辜的野蛮人，还是专制的卖国贼，满族的身份还没有在近代史的书写中固定下来。二是伪满记忆：木偶经常穿戴的比它游走街头的主人更加华丽，但它抬头望到下垂的丝线时难免会想自己的脸会红还是鼻子会变长。不能忽略，但又不便回忆，伪满洲国的成就只有俄国崛起时才不再是民族自尊的禁区。三是工业基地记忆：长子的意思就是子女中的大哥，大哥在中国传统中有着照顾弟妹的义务。昔日的硬汉，如今的醉鬼。其他子女或丁吃卯粮，或借鸡生蛋，或如鱼得水，还总在风光之时，而长子却升级无门，转型无方，甚至陷入了阴谋论的受害狂想中。至于通俗文化，东北的文化的主体是中原地区的流民带来的，传统的宗法社会在闯关东的头五十年并没有机会扎下根来，辛亥革命后，东北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基层权威的薄弱使得俗文化相比关内在建国后得到了较为原汁原味的保留。雅文化只有植根于俗文化才貌似有深邃的维度，俗文化只有结合历史记忆才能保持长青的活力。租界的灯红酒绿何尝不是小市民的二人转？不再是尴尬甚至屈辱的三种历史记忆融为一体而成了东北俗文化的日常，东北才能保有强大的凝聚力。

　　东北从白山中发展起来，并不全然是自由市场的功劳，假使回归黑水，也未必是因为移民后裔们的劣根性。底特律的工人没有变，总在变的是以胜负论英雄的势利眼，人能做的无非是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在这飘雪的时节，东北人确实要做的就是去掉一点头脑中政策决定成败，规划造就未来的唯意志论，请走几个发表论文比发明产品多的院士，垒起工业的砖铺好农业的地点好服务业的火炉，自豪的回忆其他很多地区不曾有的过去，自信的等待充满意外的春天。

　　五、东北经济转型的关键是突破“三重锈带”实现“三个转型”

　　“十四五”规划强调“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其中有三个关键词：“东北振兴”、“新突破”与“推动”。“锈带”是国际通用的术语，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本意指的是衰落的资源性城市或老工业基地，叫作铁锈地带。美国的底特律、英国的伯明翰、德国的鲁尔与法国的洛林地区都曾被称过“铁锈地带”，中国的东北有一些问题与国际上这些“锈带”的特征差不多。国际上现在通用的“锈带”指的是“经济增长的锈带”，意思是它增长乏力了，资源枯竭了，产业接续跟不上去了。但中国的东北除了“增长的锈带”还有三重锈带，即体制的锈带、结构的锈带（包括内部结构与对外结构）与文明方式的锈带。

　　实现这个突破面临的最大障碍体现在哪里？有些问题，比如体制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为什么一直生“锈”，转不起来呢？更深层的问题是一种旧的文明方式在支撑，其中残存着一些跟人类现代文明不相符的地方，比如“官本位”，尤其是在东北。中国整个社会都残留着这种“官本位”的意识与行为，但东北比较严重。再如“契约精神淡薄”，因为人类现代社会文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讲究契约，搞现代市场经济要遵守契约规则，这样才能打造一个诚信社会。整个社会这方面有欠缺，东北也只是比较严重而已。还有旧的文明思维方式，更多的还停留在传统的工业文明这么一个思想阶段。现在人类已进入生态文明，比工业文明要更高一级，但现在普遍还是在工业文明思维，即蒸汽机以后的文明。鉴于现在人类已进入到生态文明阶段，中国在研究怎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一类的情况，文明与思想方面的问题依然是今天的一个障碍。

　　“体制锈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所有制结构之“锈”，资源配置方式之“锈”（或运行机制之“锈”）。所有制主要表现在两部分：国有企业，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活力不足，东北的国有企业数量比较多，资产量也比较大，地位也很重要，但效益太差、活力不足。整个东北，国有企业是7076家，有多少资产？这些企业自己所有的净资产（自有的资产）1万个亿左右，同时另有银行贷款，或找其他单位借的款等债务（以信贷为主要的债务）是1.8万亿元。自有1万亿元的企业自有资产，另加1.8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与其他负债，合起来的总资产是2.8万亿元。这2.8万亿元的“总资产”经营一年效果如何？总的是亏损的，没有利润，说得好听点叫“负利润”，负利润多少？负52.7亿元。民营企业亏了后谁给你补贴？所有制结构的“锈蚀度”比较高或经济效益比较差，这是国有这一块。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民营经济在东北有所发展，但进展不理想，这是它的所有制结构之“锈”的一个重要问题。民营经济的张力不强数量少，难以支撑起经济的大厦。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的资源配置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的“重要”作用。东北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在整个国家居于中下等水平，包括到底商品与要素资源怎么分配，劳动者在哪种企业就业（外地的农民工也好当地的劳动者也罢，就业是在国有经济就业，还是在民营经济就业？）东北地区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反过来说则是政府控制资源的程度比较高。以上所有制的“锈带”与资源配置的“锈带”，这俩加起来共同构成体制的生锈。“结构的锈带”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结构，对外开放度低，具体表现指标是对外依存度，二是新旧动能转换慢，中央提出“新旧动能转换”，这个问题是一个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但没有突出抓“大四新”，而是“小四新”。新动能上来的慢，旧动能升级改造比较困难。三是在产业结构上还是传统的产业结构发挥作用比较大，新的产业有一些，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结构格局。四是文明方式的锈带：“官本位”较重，契约精神缺乏，停留在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思维阶段。第一层是直接的问题，增长塌陷，其中有些年份经济增长率是负值；第二层是经济的发展方式问题（或增长方式）有问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过的一种增长方式；第三层是结构问题，为什么粗放？结构不行，外部的结构是对外开放度低，跟世界沟通的贯通力比较弱，还有就是产业结构上的滞后。第四层是体制问题，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民营经济不大不强。“官本位”的问题、“契约精神”的缺乏问题与“非现代性的工业文明”问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增长的塌陷挖到体制的锈带与文明方式的锈带就会触及文明层面的深层问题。

　　我们老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不能正视中国崛起而全面遏制围堵中国的国际形势下，东北应摆到什么位置？关键是要有大历史观、大格局观与大角色观。从发展的角度上看，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无疑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从改革的角度上看，东北的经济体制转换很难；从开放的角度上看，东北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前沿或新前沿之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看，东北担负着很重要的国家安全责任。比如能源安全，东北有很多大油田、大煤矿；粮食安全方面，北大荒也是大粮仓；生态安全方面，东北是整个中国的生态屏障，全球气候变暖后北极圈冰雪融化，多少年深埋的腐烂的动物尸体就会暴露出来，病菌、病毒不断扩散，而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的原始森林与人工林都起到了绿色屏障的作用。此外，还有军事安全或国防安全，等等。

　　2003年前后是世界经济上升期，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都比较高，中国在2003年之后也进入工业化的高速成长阶段，特别是重化工业进入新世纪以后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东北振兴，时机是好的。如果那时候方略上正确，一些情况可能就不一定是今天这个样子。世界经济上升的快速期，中国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正好给我们大刀阔斧地改革东北的所有制结构、对外结构与产业结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经济是增长的，是向上的，人民的收入也是提高得比较快的。排在第一的方略应是投资，这就是“立竿见影”且“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投资多了，项目多了，经济上去了，显得“很热闹”，显得增长势头很强劲，有关方面也是“走马观花”，急功近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但恰恰这个“人造繁荣”把东北的问题掩盖下来了。这时候第一位的理应是“真刀实砍地搞改革”。不是说国有企业效率很差、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吗？那就集中精力突破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民营经济不大不强吗？那就抓住这个机会促民营企业上马。不是新旧动能转换慢吗？那就推进新旧都能转换。不是对外开放度低吗？那就想想怎么开放进入前沿的问题。不是“官本位”严重吗？那就解决“官本位”掣肘的问题。不是契约精神淡薄吗？那就增强契约精神打造诚信社会的。不是政府的营商环境差吗？那就改善营商环境。投了这么多钱下去，短期效果肯定能出来，但把那些更深层的问题掩盖下来了，尤其是被三年大疫冲击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说过，实现东北振兴要做好“加减乘除”。怎么用“乘法”？创新，排在首位的是体制创新与结构创新。创新应摆在第一位，而不能在体制没变情况下增加投资（做“加法”）。早年的这个方略上有问题，就是把“加法”放在第一位。第一位的是体制问题，方略上该怎么选择？首先要抓几个创新，把创新这个“乘法”放在第一位，抓什么创新？一是新体制：东北最缺的是体制创新；二是新供给：新的产业、业态与商业模式打一个包；三是新组合：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要重新组合；四是新主体：东北振兴要靠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与有创新能力的“工匠”。创新落到实处的抓手主要是“大四新”：新体制、新供给、新要素组合、新主体，把创新放在头一个。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手抓市场化、技术创新与结构调整，重点是“大四新”；适当的投资，加法是投资，减法是去产能。实施这个方略，这个“牌”怎么个出法？这个路子怎么个走法？但投资一减少就支撑不住了，露馅了。现在增长势头下降，人才流失，前些年怎么不流失？因为上了项目。干部都有任期制的，都喜欢“短平、现得利的、搞出政绩，假如按你常修泽的方法，政绩什么时候能出来？所以要下“笨功夫”打“持久战”，要真为东北老百姓着想对症下药。“人本发展、全面转型、重点突破、精准发力”，这个十六字方针就是一个振兴方略问题。“人本发展”为最高诉求，真正从每一个东北人自身的发展角度出发，即人本导向。“全面转型”不只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而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全面转型。“重点突破”即抓住重点，以“董存瑞炸碉堡”的精神突破那三个“锈带”；“精准发力”是每个待突破的点位，要很精准的发力，像上甘岭上的“英雄儿女”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那样精准，哪个地方有问题就对准哪个地方精准发力（甚至不惜自我牺牲）。东北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比重较高，这种情况下重点还是“做大国资比重”吗？在工业领域，三个省平均的国有资产占整个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平均50%多，而整个中国平均比重在23%左右，所以东北对精准发力、私人定制的重点应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

　　东北从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制最早（因为东北解放的早，离苏联也近，当年主要是模仿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最深而计划经济体制退出最晚。东北的干部与群众有必要来一场“思想解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干部、老百姓从长年累月形成的旧的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还要从计划经济体制“新的变相部分”解放出来；从行政依附中解放出来，东北“官本位”阴魂不散的要害是行政依附，底层依附于中层，中层依附于上层，层层行政依附，市场经济讲究平等（包括机会平等、地位平等、竞争平等）而计划经济还有某种程度的人身依附，所以还要从封闭或半封闭的格局中解放出来。把干部与群众从计划体制、行政依附甚是某些人身依附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充分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特别是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革要给干部、群众每个人身上装上“马达”，争取让每个人自身产生活力增强创造性、积极性，而不是行政推一推动一动就做一个安装“马达”的工作。在这个方面，2018年东北搞过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在执行环节没有完全到位而虎头蛇尾了。

　　李克强在东北考察后说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营商环境过了关，就会有更多投资过山海关”。“投资不过山海关”，何以然？激发与保护市场主体，激发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活力，关键是要盘活营商环境。比如“中诚信”的董事长毛振华先生的“雪地陈情”，即在雪地里陈述他在东北经商遇到的那些麻烦，核心问题就是营商环境问题。世界银行专门对营商环境这个命题做过系统的论述，它提出十个指标，只要按这十个指标做，营商环境就能改善。中国的开放要由过去“商品与要素”的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而制度型开放里最重要的是规则、规矩。“规则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银行已把营商环境这个问题的规则与具体指标列出来了，怎么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或推进政府自身的“放管服”改革，创造好的营商环境，政府要带头，要搞自身的改革，自身改革面涉及的方面比较多，重点是“放、管、服”。放就是放权给企业，因为过去集权太多，要放权；“管”，要管理，不能放任自流；“服”要服务，政府的主要功能要转到公共服务上来。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是“不叫不到，随叫随到”，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企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们有些地方政府错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一个附属物，似乎离开了我“你们就长不大”，所以经常倒背着手去视察，一个领导出去，他底下那些下级也跟着一大帮，不懂企业运营却视察这视察那。浙江说，企业不叫我，我绝不去，绝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绝不给企业添麻烦，相信企业家能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保护市场主体，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相信他们能把这个事办好，所以浙江的同志贯彻“不叫不到”的理念。企业遇到困难，自己协调不下来，涉及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能随叫随到，浙江政府自称要当企业的“店小二”，这就叫服务。营商环境贵在公平竞争，外地到东北投资的企业有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央企到东北投资、外省的地方国有企业去投资、外省的民营企业去投资与外商与中国自己的港澳台商去投资。如果把前面央企与地方国企合并，那就成了“国、民、外”三大类型。三种类型到东北投资，营商环境应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但东北首先看重的是央企，尤其是大央企财大气粗，民营企业怎么想？国有、民营与外资要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推进产业的开放，首先整个心态要开放，吸引外地的资本到东北投资要用开放的心态。哈尔滨的松北新区有个深哈产业园完全委托深圳开发经营，由深圳去负责招商引资，相当于深圳在哈尔滨北岸的一片“飞地”。当然，税收问题两家商量解决。用开放的心态来推进产业的发展，划出一片地欢迎外来投资。这个地方你来规划招商引资。参考深哈产业园模式，政府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投资者。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东北包揽各省人口流出前三强。首先跟体制结构、民营经济有着某种联系，进入500强的数量是由南向北越来越少，辽宁八家、吉林二家、黑龙江一家。人口流失是由南向北则是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由南向北是8：2：1，人口流失由南向北是1：3：6。人口的流入跟经济的发展程度、市场化的程度是紧密相连的，应从体制上找原因，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人口流失的少，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流失的多。由南向北是越来越冷，尤其到黑龙江，世界上冷的地方也不少，欧洲北部比东北还冷的有芬兰是当今世界幸福指数排在前列的国家之一，芬兰创也搞的挺好，一些大的集团公司在芬兰产生，创新能力在世界上都是比较领先的。日本北海道冬天也是冰天雪地，美洲的加拿大也是靠北的，冷地方也有发展得好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掣肘因素，但不能把它绝对化。东北的整体人口流出，但也有关内的人口向他那流入。博仕科技公司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抱团创业，平均年龄26.1岁，大家不愿离开。这些案例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也有东北年轻一代不走的，在这里抱团创业。靠什么留住人？一是靠感情留人，人是讲感情的，企业的领导人对留下的青年人与吸引来的外地人是真感情还是假感情？二是靠待遇留人，因为年轻人现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房子、孩子都要有财力支撑，应给他们适当增加报酬。三是靠荣誉留人，博仕团队里有好多创新者，他的业绩出来以后，曾给其授予创新者、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因为年轻人有一股向上的力量，要靠工资、福利、奖金去激励，但还要靠精神去激励，年轻人很希望能得到自己的价值实现。四是靠事业留人，你得给他提供一个施展自己才华与抱负的岗位与平台，让他有一种事业的成就感。本来东北是中国的人才基地，那里有很多大学是985或211大学，还有很多研究机构，比如中国科学院的自动化所、光机所、生化所。人才是东北的一个优势，现在要有切实可行的人口战略与人才战略应对基础的人口变动与其中精华部分的人才的流入流出。东北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固然重要，但更应看重人才资源。2020年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了七个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与数据，“物本类”要素包括土地、资本、数据，“人本类”要素包括知识、技术、管理与劳动力，特别是工匠。“人本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知识分子应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产权（技术人员应有自己的技术产权，知识更多的是在基础理论方面，技术更多的是在实际应用方面）与劳动力产权（尤其是大国工匠应有自己的产权）、管理产权（职业经理人会管理，而管理是有产权的，同样是硅元素，管理秩序不好，金刚石就会变成石墨），所以东北的真正问题在东北之外，制造市场经济气氛，用减税免税等政策，吸引优秀的东北人才回流创业，他们有闯劲也见过大风浪，眼界开阔才是未来东北经济体制改革重获生机的动力。

　　东北亚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化使然，东北振兴显然正在迈向“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一带一路”有必要向东北亚延伸。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