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音希声，最高级别的修饰词当慎用，不然就会走向反面。“文革”中人们多用“最”字以示极端重要；后来包括“林副统帅”这样的人又自造出“最最”这样的修饰语来表达感情，终成为笑话。当今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是“震撼”，如此多的小事都能让人“震撼”，那碰到真正的大事——如果不能再造出“震撼的震撼”这样的语词——那人真只能无语了。1955年，毛泽东指示：“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1 ]
2. 曾被殖民统治过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言情片中的三角苦恋多以一方“已买了去纽约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目送已经升起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最终解脱。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在误导观众：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制高点。
3. 由徐沛东作曲，化方作词，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2]，旋律优美，但与贺敬之的《回延安》比较，徐沛东、化方的《我要去延安》听起更像一首旅游宣传作品，其心境有些像功成名就后回乡的知青在“忆苦思甜”，缺乏那种对劳动人民生死依存的感情。歌词照录如下：
黄河边，延水岸，黄土筑高原。窑洞前，石磨碾，仿佛回到昨天。风清清天蓝蓝，我要去延安。先登宝塔山，再看南泥湾。我要去延安，先听安塞鼓，再看山丹丹，我要去延安。梦里边，枕儿畔，千呼与万唤。泪咸咸，地平线，万水与那千山。夜无眠，星月远，我要去延安。先去杨家岭，再看青枣园。我要去延安，先喝羊杂汤，再吃黄米饭。我要去延安，先去忆苦思甜，再看山花烂漫。我要去延安，看时间荏苒，看万山红遍，我要、我要去延安。
再看1956年3月贺敬之写的《回延安》[2]：
（1）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进亲人怀……
（2）……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3）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4）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5）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浪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但不管如何，《我想去延安》总体上还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我想去延安”（而不是去纽约），中国就有希望。
4．演员的脸——与学者的字一样——是有政治的。借脸打脸，借名演员的脸弱化和丑化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西方宣传战的重要手法。
5．20世纪40年代末，据俄罗斯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制订用于对付苏联的代号为“Dropshot”即所谓的“滴水穿石”心理战计划，提出“广泛进行心理战，是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3]。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媒体广泛援引艾伦•杜勒斯为对抗“共产主义”国家向美国情报机关所作的指示：
战争必将结束，一切好歹会得到安排解决，那时我们将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金钱，所有的物质援助去愚弄和欺骗。
人类的大脑，人们的意识具有改变能力。我们可以在那里作乱，我们还将悄无声息地将他们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偷换成赝品，还要让他们相信这些赝品的真实性。怎么做？我们一定能在俄罗斯国内找到自己的同谋，找到自己的同盟者。最不驯服的民族的死亡，这一民族自我意识终极消亡的悲剧将一件接一件地大规模上演。比如，我们将从文学及艺术中渐渐根除他们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放弃创作，打消他们从事艺术的兴趣及发自民众内心深处的对研究创作的兴致。文学、戏剧、电影艺术，所有这一切都将被描绘为最为低劣的人类情感。我们将全力支持并抬举那些我们所谓的艺术家，这些人将会挺身而出向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强权、暴力、背叛，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灌输所有的不道德行为。我们将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制造混乱。
我们将悄无声息地，但积极稳妥地促使官员、受贿者毫无原则地肆意妄为；官僚主义和因循守旧将被宣传为美德；忠诚和正直将受到讥讽和嘲笑而变成过去的残余，没有人再需要它们。愚蠢无知与蛮横无理、谎言与欺骗、醉酒与吸毒，彼此之间的本能恐惧、厚颜无耻、变节背叛、民族主义和民族敌对，首先是民族敌对和对俄罗斯民族的痛恨——所有这些我们都将巧妙地、悄无声息地培养推行，所有这些必将绽放出绚丽的色彩……只有一小部分人，很少的一部分人会产生怀疑甚或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会将这种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使之受到嘲弄。我们定能找到诽谤他们，将他们宣布为社会拉圾的办法。我们将清除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根源，将精神德行之根本庸俗化，并消灭它。我们将会如此动摇一代又一代人，根除他们对列宁主义的狂热崇拜。我们将从童年、青年时期着手对付他们，而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分化他们，腐蚀他们、败坏他们。我们一定要将他们培养成厚颜无耻之徒，俗不可耐之人，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4]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5]
6．打倒被压迫者的反抗英雄是西方人推行殖民文化的关键。俄国学者注意到西方人就是用这种宣传手段击垮苏联的。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以苏联为例揭露说：
败坏并从精神上铲除斯大林、朱可夫、列宁、彼得大帝、苏沃罗夫和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就是要铲除俄罗斯精神世界的支柱，压制抵抗能力。[6]
在这场战争中把俄罗斯民族引以为荣、视为民族骄傲的所有英雄和杰出人物统统通过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诛杀。80年代，在第五纵队文人笔下，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几乎全被安上精心罗织的罪名，受到诽谤和侮辱。对更加久远的俄国历史的评价也如法炮制，其中包括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伊凡雷帝。被颂扬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样的低能儿。按照80年代末当时的高论，整个俄罗斯历史简直是微不足道。俄罗斯民族素性低劣的思想就这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灌输到了思想中。[7]
与清朝统治者只接受明毅宗朱由检（崇祯）而不提明成祖朱棣（永乐），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人接受东方“英雄”的底线只能是像俄国那个低能的彼得三世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在印度则是甘地那样“非暴力、不合作”的“圣雄”。英国人不怕“不合作”，只要你“非暴力”就行。毛泽东不同意甘地道路，他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8]这话是对中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
7．恩格斯在批评资产阶级史学时曾尖锐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9]恩格斯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恩格斯这句话对于后人理解包括汤因比历史学在内的英国的学术，是有益的。
关于宗教的历史，恩格斯又补充说：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肯定了一般现象，却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10]
恩格斯的意思是说，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古代宗教文献，它并不全是伪造的作品，但在其诞生之初，它仍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8.“发展”的本质是有针对性地扬弃和批判，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没有积极思想斗争的“民族文化大繁荣”的范本，就是宋朝文化。
9．梅兰芳在日寇占领时期反而有李小龙龙飞九天的气势，而李小龙之后香港武术界，却产生了向武旦[11]角色靠拢的偏好。在英国殖民者面前，一些香港武者在影片中主动降格为阴沟里的扶贫义士；在香港回归祖国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环保人士。
10．用放大青春痘病理的方法否定青春，是目前一些“伤痕文学”的惯用套路。1949年以来，中国的问题是“青春痘”问题，西方的问题是“癌变”问题，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问题混淆甚至有意颠倒，是隐藏在这类作品中的黑线，其心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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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2]《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贺敬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92页。
[3]［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4]《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非公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转引自［俄］亚·舍维亚金著，李锦霞、孙武、宋祖敏译：《苏联灭亡之谜》，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俄罗斯学者亚•舍维亚金在其著作中引用杜勒斯这个讲演并对其加以评论道：“最近几年一些研究质疑这篇文章是否为杜勒斯所作。不过，这一已为经典的文章，即便不是字字属实，而仅就其实质而言，许多地方与现实状况是相符的。”笔者对亚•舍维亚金的这个评论深以为然。
[5]［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页。
[6]［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7]［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9]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573页。
[10][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7～328页。
[11] 武旦，旦行的一种。大多扮演勇武的女性，如武将和江湖人物中的各类女侠，表演上重武打和绝技的运用。昆剧原无武旦这一行，清代中叶后，武旦这一行当也应时而生。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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