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从西方经济学看西方文明

　　文章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缺陷，认为其反映西方文明的资本性、劫掠性、愚民性等特点，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经济研究。

　　摘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反映了西方文明的一些偏颇的特质。从西方经济学研究目标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资本性、突出的劫掠性、突出的愚民性、突出的“人道”性、突出的背反性、突出的无后性、突出的空想性；从西方经济学研究内容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功利性、突出的压迫性、突出的狭隘性、突出的吹嘘性、突出的妥协性、突出的造假性；从西方经济学流派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分裂性；从西方经济学方法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颠倒性、突出的程式性、突出的虚构性。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西方文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最新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中提道：“西方经济学以资源在稀缺性约束下的有效配置为目标，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它既研究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也研究市场的整体波动与增长以及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同时既分析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原理与相关激励制度设计，也不断研究发现市场机制失灵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西方经济学由多个流派与分支演化与融合发展而来。在方法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越发突出数理经济学分析与应用。”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反映了西方文明的一些偏颇的特质。从西方经济学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所具有的许多突出的特性。

　　一、从西方经济学研究目标看西方文明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以资源在稀缺性约束下的有效配置为目标”，是因为它认为，商品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生产出来，从而是稀缺的，“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稀缺性”[1]。但是，在这里，问题的根本不是稀缺，而是劳动的付出。很多商品的包装物也是生产出来的，甚至本身也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从而也是稀缺的，但是人们打开包装取出其中包裹的商品后，它们却几乎被废弃了，又怎么能说它们是稀缺的呢？一些包装物如高档酒类的酒瓶也许可以回收再利用，这些旧酒瓶的高昂回收价的确与其稀缺性有关，但这种稀缺性与要用它们来包装假酒的不轨企图有着密切的联系。更何况，价值量作为一种数量是需要计量的，而稀缺性本身不是一个数量，没有办法计量，它又怎么能够决定价值量呢？与之相比，劳动价值论以可以计量的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量，无疑要科学得多。因此，西方经济学谈论稀缺性，只是为了否定或排斥马克思的甚至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为了替资本家辩护而消除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更何况资源配置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把手段作为目标，为配置资源而配置资源，是很荒唐的。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西方文明也正是资本主义文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资本性。

　　西方经济学所谓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要求资源归资本家所有，而且是归大资本家所有。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就认为，“最初的合法权力的界定的确会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力的安排会比别的安排带来更多的产出价值”，他要求，“法院应当明白他们的决定的经济后果，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不要对合法位置本身制造太多的不确定性，要在作出决定时考虑这些后果。即使可能通过市场交易来改变合法的权力界定，也有必要减少这类交易的需要，并因此减少执行它们所需的资源。”[2]于是，既然把污染空气的权力赋予排放废气的工厂主，显然比把它赋予周边居民，可以减少工厂主与周边众多居民达成协议的交易费用，那么，西方经济学自然就主张按照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直接把这样的权力（产权）赋予工厂主，这也算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根本性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是一种强权的文明，具有突出的劫掠性，它其实起源于那里的强盗文化。海盗在西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早已被英雄化。显然，海盗打劫的交易费用是很低的。

　　西方经济学声称，“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3]然而，这种追求是在稀缺性约束下也就是每个人现有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对于穷人来说，他只能追求在仅有一个讨饭破碗和打狗棍的资源配置情况下的“最大”利益，而对于富人来就，就可以追求别把酒肉过期放臭了的最大利益。西方经济学绝不考虑调整一下稀缺性，把富人的一些多余的酒肉调剂给穷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调整不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毕竟，他们早就认识到，“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因为谁去劳动呢？”[4]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愚民性。

　　西方经济学根据稀缺性的变化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以便以此构造出对抗劳动价值论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认为，随着消费（占有）的商品的数量增加，单个商品带来的效用会下降。于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既然货币越多，一元货币带来的效用越少，那么把少量的货币从富人那里拿来给缺钱的穷人就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用。对此，西方经济学自然无法接受，但他们没有抛弃导致这个结论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而是对原有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为此，西方经济学提出了两个修正方案。一是推出货币效用不变论，也就是货币的边际效用不会递减。但是，这样还是有一个令他们不能满意的问题，那就是一元货币对富人的效用可能比对穷人的效用低，以至于还是存在主张“劫富济贫”的理论风险。二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个人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论，于是，“一个大富翁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5]，从而不仅不能“劫富济贫”，反而要“劫贫济富”，越富有的人的实际税率反而越低。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做派实际上反映了西方文明中的马太效应，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正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人之道”。因此，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人道”性。与之相比，中华文明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所奉行的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它在今天通过“两个结合”表现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西方文明所强调的“人道主义”奉行的是新教伦理，它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马克思就曾指出，“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由此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6]从而为资本辩护使资源配置向资本倾斜就是反映西方文明的西方经济学的“政治正确”。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7]。

　　不过，既然个人之间的效用不可比，从而不能谈论总体的效用，那就谈不上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每个人的评判都是不同的，而要根据不同人的效用偏好来有效配置资源，那是最狂妄的计划经济者也不曾设想过的。更何况，既然每个人的评判不同，那么有效配置资源的一个被隐蔽的核心问题是，这些资源配置对谁是有效的，是为谁配置的？又由谁来配置？如果由市场来配置，那就是“看不见的手”在配置，根本就不存在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也不存在研究的可能性，否则“看不见的手”就变成“看得见的手”了。如果需要专家的研究才能知道如何有效配置资源，那就只有按照专家们指令进行的方式也就是非市场的方式才能实现“有效”的配置资源，又谈何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呢？这种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反映了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背反性。相反的，政治经济学不讲空洞的有效配置资源，而是强调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以实现共同富裕。

　　西方经济学也清楚前面的提法经不起追问，于是他们又提出，“经济学的目的是追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购买快乐，使幸福增至最高度。”[8]或者，更明白的说法是，“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9]其中，尖角符号内的文字是马克思的标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发挥其突出的愚民性来虚伪地对穷人讲幸福，而不是讲（共同）富裕。西方经济学也设定休闲与消费作为穷人的决策选项，要想休闲（缩短工作日或仅仅是遵守法定工作日）就要减少消费（饿肚子），要想有钱消费（不饿肚子）就得多干活少休闲（享受超出法定工作日的“福报”）。而在被西方经济学刻意回避的低工资的前提下，这实际上就是在饿死（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还是累死（尽可能长的工作日）之间进行选择。

　　更重要的是，痛苦的代价的承受者与快乐的享受者并不是同一个人。马克思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10]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自然是反对任何妨碍增加资本的快乐（利润）的社会关心的。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所反映的西方文明的这个特点，马克思在谈到鸦片贸易史时曾有过说明。他指出，“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11]西方文明所强调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正是西方经济学所致力的“有效”配置资源（洪水），否则也不会有人把“人死了，钱没有花完”作为人生最痛苦的事。与之相比，中华文明强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基于自私自利的西方经济学中就没有任何体现。美国耶鲁大学的西方经济学家陈志武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儿防老视为损失保险，认为可以用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来代替[12]。这表明，西方文明具有不考虑子孙后代的突出的无后性。

　　最关键的问题是，恩格斯早就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13]因此，当西方经济学以有效配置资源为目标，抛弃了发财致富这个根本目的时，它就不再像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那样是资本家们在乎的东西了。对此，马克思早就提醒，资本家“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深思熟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一清二楚的”[14]。于是，只剩下“虚伪的遁词和空话”的西方经济学反映了西方文明所具有突出的空想性，尤其是空想出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来进行和平演变。

　　二、从西方经济学研究内容看西方文明

　　西方经济学号称研究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体呢？那是一个西方经济学自己假设出来的主体，是所谓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对于这样的人，马克思早就指出，西方经济学“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15]。也就是说，所谓市场微观主体只是从小资产阶级身上抽象出来的假想人，而不是处于社会现实中的人。这样的假想人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功利性。正是出于这种功利性，西方人要用武力在中国倾销鸦片，并且不在乎死后是否洪水滔天。但是，这种功利性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十分可怜，在那里绝大多数人的自私自利只能是穷算计。因为这些人只能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根据既定的工资水平，来算计劳动多长时间以实现休闲和消费的效用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绝不考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和罢工等手段来改善这些人自私自利的前提，反而一味地利用失业来恫吓要进一步压低工资水平，认为工资水平会导致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的“不利”局面。这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压迫性。

　　除了这些孤立的个人，西方经济学所考察的市场微观主体就是所谓的厂商。这些厂商无一例外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就是以劳动和资本作为自变量的。这一方面表明，西方经济学“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16]。从而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狭隘性，缺乏前瞻性。另一方面这也表明，这些厂商只有厂即只有生产企业，而没有商，没有商业企业。毕竟西方经济学没有提出过商业函数或流通函数。从而西方经济学根据生产函数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完全排除了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分配依据。如果商业企业不得分配，那么它们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商业企业和商人，就不会有市场流通，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所以，如果说早期的《国富论》的确在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那么现代西方经济学早就谈不上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如果分析不了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利润来源，少了商业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各个环节，又谈何分析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原理？因此，西方经济学自称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吹嘘性。

　　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的整体波动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之前，他们不承认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市场会出现整体波动；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之后，他们反对把市场的整体波动归结为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周期，主张把它看成一些个人投机行为的结果。美国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学承认对市场的整体波动毫无办法，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也没有作用，改为鼓吹“与狼共舞”，与经济危机安然共存，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妥协性。

　　西方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以生产函数理论为基础，其目的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粗鲁口号’，‘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不再能被接受。资本本身是能生产的，而不是剥削的”[17]。但是，这些“证明”只不过表明，“在固定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产出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比例关系”[18]。因此，正如资产阶级伪造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一样，西方经济学也伪造科学，体现了西方文明善于伪造的传统，具有突出的造假性。

　　西方经济学对于增长的研究还起着为金融寡头们制造的通货膨胀打掩护的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导致单位商品的价值下降，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商品的价格下降。而西方经济学却认为，只要一揽子商品的价格不变就没有通货膨胀，因此，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增长（不变价）要比实际的价值增长快得多。这种隐蔽的学术造假对于普通民众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为它方便了滥发纸币的金融寡头掠夺他们。西方经济学还鼓吹用通货膨胀来解决失业问题，使普通民众包括失业者不多的储蓄贬值，更是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突出的愚民性。失业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维系的温床。没有失业，资本家就不能在自己的工厂里写上“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条幅，而努力工作的内卷只会造成更多人的失业。但是，在人们看到失业问题的地方，这三位只看到岗位空缺的西方经济学家却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

　　西方经济学虽然起源于市场经济国家，但是由于它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派，根除了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从而它根本分析不了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原理。例如，它一直没有从量的规定上来定义货币，只是从定性的角度来将货币视为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从而无法用货币说明价格，而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机制。因此，只有西方文明突出的吹嘘性，才能标榜西方经济学分析了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原理。

　　至于相关激励制度设计，无非是研究如何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之间分赃。这是由资本家与经理人的职能分割造成的。资本家在剥削他人的劳动之后，还想剥削他人的管理。但是，资本家毕竟还得依靠经理人去剥削劳动，所以只能与经理人分享对劳动的剥削，从而经理人即便不属于资产阶级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而不会属于无产阶级。于是，资本家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都极度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都会极力为自己争夺利益，而直接掌管企业的经理人拥有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在争夺中处于优势地位。这种状况其实表明，资本家日益成为多余的人，就像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地主已经成为多余的人一样。但是，西方文明突出的资本性使得西方经济学必须为保留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利益尽心尽力，于是诱使经理人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努力的相关激励制度设计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是，这种设计其实是纸上谈兵。毕竟能够凭借信息不对称私下里全吞的部分利益，经理人何必拿到明面上来与人分享呢？而这些激励制度设计反而使经理人还能够在明面上多瓜分不少利益。人们看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那些倒闭的大公司的经理们反而拿到了高额的薪水和补偿金。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西方经济学自身的荒谬性的一个体现。

　　所谓西方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对其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指出其中的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20]。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强调减税，正是西方文明突出的资本性的体现，是为了替资本家争取更多的利益。西方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就是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与呼吁减税相匹配的就是要求削减政府开支，但绝不是要求削减政府在军事和战争上的开支，不是要求削减政府在警察等镇压民众的暴力机器上的开支，而是要求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投入，要求减少失业救济[21]。习近平总书记自然不会允许和容忍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套来曲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他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22]只不过，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堂堂正正”的学科专业，必然要在课堂上和发表的论文中宣扬“新自由主义”，引领负面舆论。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西方经济学家一样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所以对供给学派的减税要求，那里的政府是经常照办的。一些福利开支自然也节省了。但是福利开支需要解决或缓解的问题，并不因为西方经济学家的漠视而自动消失，于是，“零元购”出现了。政府的其他方面的支出增加了，总支出并没有减少。于是，财政赤字日益扩大，政府债务日渐增长。由于减税，这些债务负担自然从资本家尤其是大资本家那里，转嫁给了没有享受减税或没有享受等额减税的其他人，甚至进行了代际转移，而且政府发债的中介费用也成为金融寡头的收益来源，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突出的“人道”性。

　　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给资本家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批判，也使西方经济学不得不回应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否则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就过于明显了。于是，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沿用以有效需求不足解释生产过剩的做法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东施效颦地借鉴苏联的做法，提出以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来扩大需求以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这种不科学的理论及其应用部分地导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滞胀现象，而被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抛弃。为了转移视线，西方经济学以突出的愚民性把市场失灵引导到公共产品领域，认为政府部门提供的一些服务属于公共产品，是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从而导致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自然是由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然而，公共服务部门中可以垄断的利益被资本家们看中了，具有突出的资本性的西方经济学自然要为之效劳。于是，政府失败或政府失灵的理论提出来了。公共部门的服务被私有化即市场化了。例如，美国的监狱就被资本家们承包了。政府通过从公众手中收税，把公共服务部门的盈利亲手送给资本家们。

　　事实上，市场机制的失灵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利润）的追逐，导致供给大于需求的生产过剩。毕竟资本家要赚钱就必须卖得多而买得少，而工人要在资本家手下挣钱，也必须卖得多而挣得少（劳动力商品），也就是多干活少拿钱。从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供求不平衡导致的持续性的市场失灵，只能用短期爆发的反向的市场失灵即一场经济危机来强制纠正。这种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也是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调控无法解决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调控，由于西方文明突出的资本性，首先不能妨碍资本家赚钱，从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供求不平衡。而消除现代市场机制失灵最根本的办法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西方经济学根本不会去触碰的。这也是西方文明突出的狭隘性的一种体现。

　　三、从西方经济学流派看西方文明

　　西方经济学具有多个流派与分支。这些流派与分支的演化途径是不同的，它们的兴衰取决于它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兴衰，而不取决于它们的理论是否科学，从而既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分裂性，也是西方文明突出的资本性的一种体现。这些流派与分支的融合只是一袋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的马铃薯那样简单的叠加，缺乏内在一致的逻辑性。

　　早在恩格斯所著《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提到当时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观点，这些观点的支持者可以归入不同的流派之中。与之相比，中国古代有“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也可以看成两个不同的流派。由此可见，流派纷呈只能说明该学科还没有达成共识，从而也就没有把握真正的规律，谈不上科学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外文论文集，书名就是《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这里的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经济学，不包括政治经济学。由此可见，中国研究生教育将西方经济学作为学科专业，招收大量优秀学生去信奉它们，是非常不妥当的。

　　与西方经济学相反，被《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认为是“以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为出发点，在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前提下，研究人类社会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的经济学科”的政治经济学，把握了人类社会生产的真正规律，反而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的不二法门，是真正的经济科学。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只有一脉相承的观点和学说，而没有乱七八糟的多个流派。近来，虽然有人企图“修正”政治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错误观点“融合”到政治经济学中去，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这种错误做法是能够轻易被识别和否定的，相关“成果”在政治经济学界如过街老鼠一样不受人待见。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所以排除了科学成分，与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极大的关系。恩格斯晚年在给俄国人丹尼尔逊的信件中指出，“您很奇怪，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处于这么可怜的状况。其实，情况到处都一样。连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由贸易的最庸俗的传播者，也受到目前占据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台的更庸俗的‘上等’人物的鄙视。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我们的作者，他使人们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危险的结论；于是他们现在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科学。”[23]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作者”是指马克思，而今天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学中也处于被边缘化的可怜的状况，被目前占据中国大学经济学讲台的海归西方经济学者鄙视，原因与恩格斯当年具有很强的类似性。

　　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24]而西方经济学及其各个流派正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物。正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代表私人利益，正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家首先是他们所信奉的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西方经济学才会为了私利而抛弃科学，并分为争夺利益的各个流派。

　　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时曾指出，“万变不离其宗：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25]。从美国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主张自由放任的是古典流派，主张国家干预的是凯恩斯主义流派。它们之所以持有不同的主张，是因为前者代表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反对金融资本搞通货膨胀，反对政府因为财政赤字而向金融资本借债进而把偿债责任推向包括产业资本在内的全社会；而后者代表金融资本的利益，要求政府赤字财政，使政府受制于金融资本，并向金融资本输送利益，还要撤掉产业资本的酒杯，借机掠夺或瓜分产业资本的财富[26]。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的流派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提到过的供给学派代表的也是大资本家的利益。西方经济学承认，供给学派的许多观点都未得到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现实的支持，但该学派却受到了当时在美国执政的代表垄断金融资本的里根总统的拥护，其结果是高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的不断增长，而这个结果正是金融资本为了控制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所希望的[27]。

　　正是出于对西方经济学流派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研究，笔者指出，“产业资本家总有一天会发现，他们再一次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只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土地贵族而是金融贵族。”[28]从而按照可以考证的著作出版时间，提前一年半，预言了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由此可见，在利益分裂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是不可能融合发展的，所谓的融合只是强行堆砌在一起的“两张皮”而已。

　　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繁荣，反而代表其学术的迷惘，对此，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唯物史观，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只有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到有所借鉴，而决不能直接地吸收和借鉴，更不能像一些人所提出的那样，搞什么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29]。中国经济学只能是像习近平经济思想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只能是“两个结合”的产物。

　　四、从西方经济学方法看西方文明

　　关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所反映的西方文明，有人指出，“经济学理论界崇尚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来进行理论分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毕达哥拉斯情结；构造既反映经济行为又能被实际数据检验的动态理论模型成了经济学难题。目前，经济学家尚不可能理解现实经济的全部复杂结构，其理论为需要而服务。”[30]在这里，所谓毕达哥拉斯情结，“是西方人欲以数理逻辑为自然世界‘立法’——建立数学决定论的世界模型的情结，自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学开辟严密的逻辑方法到现代理论物理学都是这一情结的反映”[31]。但是，毕达哥拉斯情结的根本问题在于，“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32]。因此，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物理学，甚至政治经济学，当它们只是用数理模型来表达事物运动中量的变化时，是完全科学的做法。只有企图用量的变化来混淆质的差别时，才算得上毕达哥拉斯情结。例如，西方经济学在构造生产函数时，把劳动和资本作为可以替代的自变量，就是在用量的变化来混淆劳动和资本的质的差别，企图以此说明资本像劳动一样可以创造价值。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分析就是毕达哥拉斯情结的体现，只有愚民的作用，反映了西方文明突出的愚民性，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也毫无应用价值。

　　马克思在谈到法国经济学家蒲鲁东时曾经指出，“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33]虽然这里的公式并不就是指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理公式，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是适用的。今天国内的一些经济学权威期刊也是无休止地追逐一些微不足道的、丝毫没有深入纯经济细节的数学模型，以为有了这些数学模型就有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其实，今天西方经济学界热衷于数学模型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为了提高门槛，减少竞争这碗饭的人口而已。西方资产阶级虽然需要养活一些人替他们鼓吹，但从成本上考虑也要限制一下人数。但是，资产阶级的学识终归浅薄，用数学模型来替他们鼓吹，他们自己也是不大明白的，多少总会觉得力度不够，怕浪费了钱。因此，曾经在数学模型方面勇领风骚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看清了形势，在其后来编撰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放弃了数学模型，从而得以长期风靡于世[34]。而科斯、张五常、曼昆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东西也由于没有数学模型而大受资产阶级的推崇和资产阶级媒体的吹捧。21世纪初中国大陆爆发的“张五常热”可谓是中国经济学界和学术史上的一个污点。相反的，认认真真做数理模型的人，也许在西方经济学的小圈子里有些名气，能混个教职，但在资本家们的眼里和社会上是没有名气的，其写作出来的东西除了束之高阁，也没有别的下场。

　　事实上，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也看不惯西方经济学的数理经济学分析，他曾指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的程度正和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做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35]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也要求“广大专家学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真实情况，广泛调研，潜心研究，不断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36]。显然，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只有建立在“三个深入”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闭门造车设计的数理模型，才能拿得出来。

　　凯恩斯虽然对数理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但是他本人同样在数理逻辑上犯了错误。他提出的凯恩斯乘数模型就是一个因果倒置的结果。凯恩斯乘数的实质是乘数=产出的变动/没有消费掉的产出的变动，却被当成是乘数=产出的变动/投资的变动[37]。这是因为，凯恩斯错误地理解了他提出的基础公式即收入=投资+消费。这是一个分解的公式，即收入分解成用于消费的部分和用于投资的部分。但是，凯恩斯把它当成了一个相加的公式，即投资和消费相互独立地相加成收入。于是，投资增加，收入就按照乘数来成倍地增加，而从分解公式来看，投资的增加只意味着消费的相应减少，而收入是不变的。西方经济学的这种错误，反映了西方文明突出的颠倒性。而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这种颠倒性，“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独立价值之和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完全违反真理了。……你们知道，流行的观点分不清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个部分，和三种独立价值相加而形成这个价值这二者的不同，于是就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由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规定的数量，这种观点该是如何荒谬。”[38]显然，那些建立在体现了颠倒性错误的数理经济学分析基础上的相关政策只能在比较罕见的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

　　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领域，数理分析都是必要的。毕竟在这些领域不可能只有质的规定性而没有量的规定性。马克思就是最早给出数理经济模型的人。他在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中所提出的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即“在简单再生产中，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IIc，也就是第I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I（v+m）=IIc”[39]。这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宏观经济数理模型。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毕达哥拉斯情结，不强求数理公式，反而完成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科学分析，而这样的分析，在马克思之前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人类智慧对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40]。直到今天，西方经济学仍然没有对货币的量的规定性作出（数理）分析，没有回答“什么是一块钱”这个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问题。

　　由此可见，数理经济学分析与应用，与经济领域的数理分析与应用不是一回事。这是因为，数理经济学分析与应用是作为保护带以维护西方经济学这个硬核，其数理模型的设定必须遵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例如，典型的西方经济学宏观模型就是一般均衡模型，其联立方程中有一个方程就是总需求=总供给。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均衡，西方经济学根据经济统计数据来建立模型，尽管可以得到一个计算结果，但毫无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数理经济学分析与应用的这种数理形式主义，与西方文明强调“程序正义”胜过“实体正义”有高度的相似性，可以视为反映了西方文明突出的程式性，其目的是用名义上的正义来掩盖实体上的不正义，用形式的科学性来掩盖实体的不科学性。

　　数理经济学分析与应用有一个极为荒唐的地方，就是对不可计量的东西也就是不具有量的规定性的东西建立数理模型。这就是建立各种效用函数。其中，有的效用是关于不同商品的偏好，有的效用是关于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偏好。这些效用都是西方经济学家在头脑中虚构出来的，就像上帝是教徒们在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一样，它们在现实中既不存在，更不能测量，而且不同的人虚构出来的效用函数还不尽相同，因而实际上对于效用函数的研究就像研究“有多少天使可以在一根非常细的针尖上跳舞，而不会互相推挤？”的西方宗教问题一样，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虚构性。

　　既然数理经济学坚持以错误的西方经济学为根基，那么它就必然不能科学地对待它所运用的数学工具，从而必然会在分析与应用方面出现假用数学、误用数学、错用数学、滥用数学等现象[41]。例如，“西方经济学对效用函数存在性的证明，是一种自我循环的论证。这是因为，效用函数存在性定理的那些假设条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数学证明的需要。而要满足这些假设条件，就必须事先要求效用函数的存在”[42]。这也是西方经济学所反映的西方文明突出的程式性的一个体现。

　　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除了突出的数理经济学分析与应用外，还有突出的个人主义。例如，中国香港的因逃税而受到美国通缉的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指出，“‘个人’是所有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是说，任何经济问题不可以从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为起点来分析。”[43]为了支撑这个西方经济学的“近于无稽”的基础假设，他指出，“几何学指明：‘一点是不可以量度的！’一点既不能量度，那又怎会有可以量度的直线呢？但基于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起点，几何学使人类在古代建造了金字塔（虽然这些基础假设当时尚未搞清楚），在今天建造了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我们的结论是：近于无稽的基础假设，可能导致令人叹为观止的学问。”[44]然而，虽然“从张五常的数学水平出发，他当然不能理解，一点既不能量度，为什么又会有可以量度的直线。但是，这个问题早就被高等数学解决了。其解决的途径恰恰不是从单个的点出发来研究直线（点的集体），而是从直线出发来研究单个的点”[45]。这是因为，从孤立的点出发，其长度为零，直线上的点再多，无穷的点相加仍然是零，也就是没有长度，从而也就没有直线。但是，从直线出发，其线上的每个点的长度不是零，而是无限接近于零的无穷小量，当这样的点足够多的时候就可以组成长度大于零的直线。

　　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小农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46]。西方经济学也希望现实中的广大民众是这样的一个个马铃薯，这样西方经济学家们就能够高高在上地作为科学权威来代表他们，使他们分裂，瓦解他们的团结和联合，成为一盘散沙，以方便极少数大资本家对他们实行统治。因此，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突出的分裂性的一个体现。如果这个方法论成立，其后果必然是，“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47]。“据称，当年日本之所以敢于全面入侵中国，伤害我同胞无数，也正是因为认定中国是一盘散沙”[48]。

　　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按照集体主义，形成无产阶级，以便争取自身的解放，维护最根本的阶级利益。而实现了“两个结合”，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胜利的中国人自然要坚持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提到要加强或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我们决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经济学的研究生教育割裂开来，必须坚决摒弃（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不能随随便便地借助研究生教育的平台，把反对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思维定式灌输到中国研究生的头脑中去，不能把西方文明的糟粕，以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名义，灌输到中国研究生的头脑中去。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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