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期刊的学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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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学术期刊是时代的产物，只有紧紧把握时代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在加快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学术期刊需要进一步彰显对学术发展的引导作用，以期刊自 觉催生学术自觉，以期刊发展带动学术发展，真正成为新时代中国学术进步的推动者、引领 者和见证者。学术期刊助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体现在关注以“中国”为基点的研 究、注重以“自主”为根本的研究、推动中国自主知识的“体系化”研究等方面。

　　在现代学术历史和学术生产机制中，学术期刊是须臾不可缺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的科研论文和最新成果，往往通过学术期刊的刊布而为学界所知。优秀的学术人才，大多通过在学术期刊发表成果而得到学界的关注。一些前沿、新锐的学术方法和研究路径，也常常通过学术期刊的推介而成为影响学术研究的潮流。可以说，学术期刊的历史构成了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的编辑方针和办刊举措成为影响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学术期刊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和推动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在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学术期刊需要进一步彰显对学术发展的引导作用，以期刊自觉催生学术自觉，以期刊发展带动学术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学术进步的推动者、引领者和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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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呼唤

　　正如一切精神生产都不可能超然于时代与社会环境之外，学术期刊也是时代的产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期刊建设，都需要深刻把握与时代的深层关联，以此推动自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

　　中国的期刊是随着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时代需要而出现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新青年》《湘江评论》等期刊引领时代新风，积极刊布革命理论，为教育引导广大民众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垂诸久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创办了《新建设》《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遗产》《文史哲》《学术研究》等众多学术期刊，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刊发了一系列学术精品力作，推动了学术进步。例如创刊于1954年的《历史研究》，即为中共中央 “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期刊，毛泽东还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 “百家争鸣”的方针研究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中国社会科学》等综合性学术期刊与一系列学科专业期刊应运而生，刊发了大量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成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中国的学术期刊又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数字化时代新媒体的冲击、学术考核评价制度与期刊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等，都深刻地改变着学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我国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类学术期刊，又一次站在新的学术起跑线上，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选择。这一态势不得不让人深入思考，在社会变革大潮的冲击下，学术期刊如何站在时代和理论的前沿，更好地肩负起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使命，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得到发展和壮大，而不是被时代和学术所抛弃。

　　在学术期刊面临的种种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最强劲的时代之声，这是由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所决定的。

　　1.1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求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1] 整体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推出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体现为学术原创性和主体性不足，服务现实和推动实践的能力欠缺，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理论落后于现实，书斋中的学术话语落后于党和国家在工作实际中的实践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励精图治，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深邃的历史智慧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从构建经济新常态、促进高质量发展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物质文明获得极大发展到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当代中国正坚定地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宽广道路上。放宽历史的视界，对比19 世纪中叶以来瓜分豆剖、水深火热的近代中国，今日之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切实努力引领文明发展的新方向。这一系列崭新而宏大的实践创造，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的重大时代命题，需要从道理、学理和哲理上予以深刻阐明。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在继承和吸收人类创造的有益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学术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活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1.2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撑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开展积极而广泛的交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形态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甚大，都面临着“补课”问题，因而大量引入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话语。这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增长了新知识，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领域，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问题。其中，一方面是西方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只适合本民族、国家的发展，只在一定的地域和历史阶段具有合理性，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和广泛的真理性。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被我国部分学者引入后，未能及时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正确的借鉴，反而奉为圭臬，推上真理的圣坛。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因素也渗透进来，试图影响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价值观念，为实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略图谋提供助力。以经济学领域为例，新自由主义思潮自从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以来，就吸引了大量拥趸。然而，这一思潮既不是科学的经济理论，又会在实践中造成极大危害。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就此指出：“缤纷杂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潮流传入中国，对比落后的中国，有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看到欧美比中国富得多，就一味向往以至敬慕;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他们实际上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汲取西方有益东西的时候，对西方糟粕失去抵抗力，盲目信奉，成为崇拜者、宣传者，甚至叫作‘兼收并蓄’。”[7] 朱安东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潮造成的严峻问题主要有：“首先，它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一起危害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一些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次，它有可能误导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我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恐怕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分不开。最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可能导致我国的经济基础出现重大变化。”[8] 这一判断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例证。而要消除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除了讲清这一思潮的理论错误和现实危害，“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8] 这实际上就是倡导由中国学者在科学辨析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其他学科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的呼声和要求。

　　概言之，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仰视“西学”，唯“西”是从，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中国学术的自主性。要解决这一症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和批判精神，加强对西方学术、理论的科学辨析。正如习近平明确要求的：“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1] 习近平还进一步要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 这就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中国学术的自主性、独立性原则，以强烈的学术自信和独立自主精神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知识新体系。

　　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9]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要求，并用了“归根结底”这一词语加以强调，使之成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和重要遵循，也成为学术期刊在新时代掌握主动、获得发展、赢得未来的职责使命与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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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

　　对于学术期刊来说，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其关捩点不在于编校技术出版层面的细枝末节，而是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和壮阔的学术雄心，助推和引领中国学术思想的自我成长，进而证成体系化的新知识形态。

　　仅从语词上分析也足以表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新概念具有三个关键词：一是“中国”，二是“自主”，三是“体系”。其中，“中国”是基点，“自主”是根本，“体系”是标志。这三个关键词，系统而严密地表明了学术期刊助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取径。

　　2.1  关注以“中国”为基点的研究

　　学术研究不仅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而且应当有基本关切、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在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以中国为基点的研究应当成为学者的研究中心和重点。中国是中国学者的父母家邦，是血肉相连的母体，是建构新知识体系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以中国为研究的基点和重点，并非出于外部强硬的道德裹挟，而是出于中国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变革的内在实践逻辑。正如胡绳所说：“真实的思想并不出于象牙塔，而来自实际的生活。”[10]

　　习近平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这三个方面，表明了以中国为基点的研究指向和层次。

　　第一，阐明中国之路。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但在近代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在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几代中国人迭经奋斗，但都归于失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以大历史观来看，从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再到今日之中国，这是一条完整而深邃的历史道路，有绵延不绝的内在机理和逻辑，而不是相互无关或者断裂的几截。我们应当以整体的历史感和学理性，来看待、把握、解析这条漫远而艰辛的中国之路，阐明这条道路的历史传统、现实需求和光明未来。

　　第二，阐明中国之治。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很早就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基因和文化血脉。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呈现出治理失灵、社会撕裂、逆全球化流行、民粹主义泛滥、恐怖主义猖獗等乱象。西乱中治的鲜明对比，深刻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这种优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制度设置，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需要中国学者面向世界，作出更为系统深入的回答。

　　第三，阐明中国之理。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未曾中断文明史的国家来说，中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政治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弥足珍贵的发展经验和智慧，凝结成一系列深刻的道理、哲理和真理。在地理中国的背后，是一个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时无刻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中国、理论中国。这些道理、哲理和真理，是当代中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走向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深层密码，也是建构新知识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内在支撑。对中国之理勾深探玄并不断赋予其现代形态，使中国的道理、哲理和真理走向世界，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就慨叹：“我们现在经历的是西方主导世界五百年的尾声。这一次，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来自东方的挑战真真切切。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不再是学徒了。”[11] 中国无意于挑战任何国家、民族，而是聚精会神谋求自身的发展，但中国确乎不是任何国家的 “学徒”。当前，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等问题的关注和解答，将使中国学术由一个古老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波澜壮阔、色泽斑斓的实践运动中获致世界历史性的思想涌现和文明景观。

　　在学术话语的深层，流动着现实的光影，闪烁着实践的光辉。马克思曾要求报刊编辑出版工作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5] 正是由于对实践的重视，马克思批判布鲁诺·鲍威尔主办的《文学报》，认为“这个《文学报》的特征可以归结为：把‘批判’变成某种超验的存在物”[5]，他们只把意识看作人的唯一本质，因而反对以“现实的需要”“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最终沦为“灰心丧气且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5] 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期刊来说，关注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研究，是切实把握实践的需要而摆脱一切唯灵论、唯“洋”论的必要要求。

　　2.2  注重以“自主”为根本的研究

　　何为自主?就是自己做主，非依附性地自我决定自己的抉择、命运和未来。自主反对由外在的他者做主，充分地体现主体的意志和原则，是对一切外加于主体的思维和行为的反拨。

　　谈到自主，首先需要提到的就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独立自主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从实践与理论的深度结合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14]

　　具体到学术研究上来，就是在研究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实践中自主发现问题，以学术、理论的方式研究和解决问题，并形成具有鲜明主体特征和气质的学术成果。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总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自发到自为、从外部学习到自我建构的过程。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史，有两个大规模向国外尤其是向西方学习、引进的阶段。一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有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慨叹于当时的中国各方面均不如人，因而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向西方“取经”的阶段。毛泽东概括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15] 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5] 在这种迷梦被打破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的传入，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革命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指导思想，中国学术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体系，也跳出了大量而盲目地引入西学的历史阶段。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的阶段。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与实现民族复兴的迫切需要，当代中国学术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引入西学的阶段，正处于大力发扬学术自主性，努力摆脱“学徒”状态，通过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而自我赋权、自我建构、自我发展的历史时期。

　　对学术期刊来说，自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宝贵办刊原则。一本没有自主性的学术期刊，只能随波逐流，随机或者盲目地刊发学者的文章， “捡到篮里都是菜”，其结果是体现不出自身的定位、特色和水平。然而，自主不是自由散漫，更不是任意而为。自主最根本的是追随时代的脚步，立足于时代的问题和要求以确立自身的自主性。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中提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学术。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16] 这里所谓的预流，其本质要求是跟上时代的发展，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和最前沿来做学问。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来讲，都需要强调和彰显这样的时代属性。当前，学术期刊应当鲜明而响亮地提出中国学术自主性的要求，在学界鼓励、引导、帮助中国学者摆脱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亦步亦趋，自主地开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研究，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强大的合力。

　　2.3  推动中国自主知识的“体系化”

　　以中国为研究路径，以高度的自主性、主体性从事学术研究，最终应形成一种高度自洽的、体系化的、崭新的新知识形态。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学术实现自我赋权、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国自主知识的体系化，可以从学科基本概念、命题、判断的反思与革新入手，进而带来学科领域的整体重建;也可以从实践中的一种现象、一个区域的具体状况出发，挖掘和揭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和发展规律。“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7] 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意义作了如此评价。恩格斯解释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虽然知道利润和地租是工人必须向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的一部分，但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一部分，对其起源、性质和所涉规律等都懵然无知，因而从来没有超出过利润和地租的概念。只有马克思将其称为“剩余产品”，并进行深入研究，这才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并科学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和历史命运。这是从学科中“术语”的革命性变革入手，进而重建整个学科的理论大厦的经典例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同样离不开对学术基本概念、术语、话语、命题等的革故鼎新、反思重建。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不是要求每一门学科都单独而相互隔离地重建本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然后将这些新的学科进行简单的相加而得到一套知识体系。相反，正确的思路和做法应当是，突破学科之间僵硬的区划和界限，进行跨学科的、学科融合的研究创新，进而得到一整套以综合解决问题为宗旨而非学科简单相加的新知识体系。现今的学科划分，并不是学术本身的要求，而是近代以来人为的设置。恩格斯曾经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而为了弄清这些细节，“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2] 学术研究走过的正是这样一个历程。“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以整体的、综合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自然与社会，因而从宏观上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为以后的研究确立了难以超越的典范。因而，在学术的源头是不分学科的，反倒是现今的许多学科在回溯学术史时，都会将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认作自家的鼻祖。自从15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家开始“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2]，用手术刀式的眼光从事研究，而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了哲学，此后逐渐诞生了现代学术的分科制度。时至今日，学科内部还在不断分出各种分支学科，研究日益细密化、精细化。毋庸置疑，这种近现代走来的学术分工制度，对促进学术繁荣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人们得以从细节、深层、内部的角度来认识自然和社会。然而，这种分工和分科，只是全部学术研究史的一个阶段，而非天然的绝对设置。在这种学术分工过程中，“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从感性之物变成理性之物”。[2] 而且，在现实中更严峻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人们要想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都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学科的力量。例如，人们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就不单纯是经济学的问题，要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也不单纯是军事学的问题，而涉及历史、文化、社会、人口等大量其他学科。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当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着眼于学术的未来发展，从学术的整体和总体上建构这种知识新体系。质言之，它要实现的是中国自主知识的体系化或体系化的中国自主知识，而绝非各学科的相加之和。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与世偕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绝不是黑格尔哲学那种封闭的、自我窒息了生机和活力的思想体系。它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将随着实践不停顿地发展而不断革新自己的理论形态。现实无穷尽，新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无止境，将会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发展与辩证统一中永葆其美妙青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学界在新时代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这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涓滴做起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术界和期刊界携手并肩、共同推进。因而，这种体系化的要求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对当前的学术期刊来说，要真正推动中国自主知识的体系化，一方面应加强对学科基本概念、命题、判断的反思与重构，从而以“术语的革命”催生和引导学科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应加强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鹄的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使研究突破学科的限制而真正做到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学科分化的基础上实现学科的再整合，从而涌现出新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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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新时代对学术研究和期刊工作都提出了新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这是发展中的中国的需要，是行进在复兴路上的中华民族的需要，是新时代给予期刊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殷期望与拳拳重托。

　　20世纪初，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盛赞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18]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学术和文化上的伟大复兴，必将迎来又一个光焰万丈的思想能动时代。只有紧扣新时代的要求，投身学术和文化复兴的大潮，学术期刊才能成为深刻反映新时代精神、中国经验和学术自主性的权威阵地，成为切实引导、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端媒介，成为展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智慧和奋斗精神的重要平台。在并不久远的未来，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和思想成果将标志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自立于世界民族学术之林，彼时崭新而蓬勃的中国学术新形态，将回首期刊界今日之所呼所为而报以庄严和崇高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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