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刺猬》：顾长卫的“病态中国”

　　《刺猬》，非常顾长卫的一部的电影，但不像《立春》那般矫情，也不像《孔雀》那般变态，更不像《最爱》那般过犹不及，简言之，顾长卫毒怨的程度似乎有所下降，以至于我都能看得下去，有时候还笑出声来。

　　但顾长卫还是顾长卫，《刺猬》和《立春》《孔雀》《最爱》等等一脉相承，透过他的镜头，观众能够看到的，无非是一个病态的、甚至变态的中国。

　　在《立春》中，女教师王彩玲和文艺青年胡金泉，因为喜爱歌剧和芭蕾——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符号——而备受歧视与排斥，以至于胡金泉不得不通过一次大肆张扬的强奸来证明自己是“男人”。

　　在《孔雀》中，高卫红一家人，个个都有精神病，父母、子女、姐弟之间视若寇仇，暗中策划相互谋杀，没有一个人是光明的。

　　在《最爱》中，艾滋病村的病人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心中贪欲的驱使下钩心斗角，令人全然看不到半点希望，村民的最大心愿，居然是买一口豪华棺材。

　　在《刺猬》中，一老一少两个“病人”，老的叫王战团，葛优饰演，有点魔怔；少的叫周正，王俊凯饰演，有点口吃，也有点自闭。他们互相视对方为正常人，但却被周遭的所有人视为不正常，被嘲笑、被歧视、被治疗。

　　其实呢，他们不过是不甘于平凡罢了。两人都极单纯、善良、理想主义，向往自由……这样的人，却被那些爱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乃至七大姑八大姨等等看成是有病——顾长卫刻意凸显的，是社会和时代的荒诞，也就是说，观众会忽然领悟到，那些看似正常，循规蹈矩，按照常理生活的人，才真正有病。

　　顾长卫讲了一个中国故事，但却是病态中国的故事，从《立春》《孔雀》到《最爱》莫不如此。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影片，顾长卫建构了一个压抑的、变态的、很多时候是残忍的疯人院式的“中国”。

　　一般这样的电影，通常都少不了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但在《刺猬》中，这样的控诉缺位了，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不太适应，但还是有很多“表现主义”的暗示，比如：红色的象棋隐喻（上面写着“兵”）、“怀疑还是思想问题”、“你进步了！”之类的台词……关于王战团在“那个时代”的前史，顾长卫并未做过多描述，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投射在了周正身上，已经有人说，周正被大仙（任素汐 饰）胁迫，跪在那里忏悔吃刺猬的桥段，让他想起了“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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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战团和周正二人互为镜像。

　　王战团一生向往大海，但终于不能如愿，最终像《飞越疯人院》中的印第安酋长那样，从沈阳精神病院成功出逃，消失于人海；周正在痛苦中成长，大学毕业后成了邮轮的三副，替姑父王战团实现未了的心愿。当妈妈含着眼泪，代表所有的“正常人”问他：“你能原谅我们吗？”周正也代表王战团和他自己回答：“我不原谅！”

　　除了王战团和周正，《刺猬》中还有另一组隐秘的，但又反复公开宣示的镜像关系，那就是王战团和《海底两万里》的主人公尼摩船长。

　　尼摩船长酷爱自由，厌恶战争和唯利是图的社会，为了自由他不惜长期潜入海底，他的名言是“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宰，在海中我完全是自由的。”

　　尼摩船长深深地影响了王战团，《海底两万里》这本书，陪伴了王战团整整一生，构成了他心灵的乌托邦与彼岸。

　　《刺猬》的海报，是王战团和周正各拿一本《海底两万里》，卷成单筒望眼镜望向远方，他们看到了谁？当然尼摩船长。尼摩船长回到陆地，就是王战团，王战团潜入海底，就是尼摩船长。

　　“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顾长卫通过《刺猬》，似乎在告诉观众，在这片压抑的、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永远不可能被理解的、动不动就会被“卡住”的土地上，人活得太清醒就成了病人，到海里去游泳吧，游向那远方的太平洋！

　　这个意象，令我想起了八十年代那部名噪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最后一集的名字——《走向蔚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