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王慧背后的“红颜祸水”与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

　　“中华田园女权首领”咪蒙离婚了，王慧显然只是步其后尘的受害者之一。离婚回归农村，儿子辍学躺平，王慧打人案不可能与其自身的“仙女”恶习无关。面对“红颜祸水”一说，西方特色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当如何看待？

　　矫枉过正物极必反，世界万事万物运转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像白天与黑夜轮转，一年四季都有一个转化过程。在一天中，每日午后是阳极，然后盛极而衰；在一年四季中，夏至是太阳日照最长，冬至是太阳日照最短，其中都有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社会风气同理，往往某种情绪都是到了最极端时就会迎来反转，比如当今中国的性别对立。近年来这种轰动全国的男女性别对立新闻层出不穷，每一次警方也好法院也好都是偏袒女性。比如货拉拉跳车案，男性司机与女性乘客的纠纷，判决显然是男方吃亏。各种地铁偷拍事件，川大张薇就不说了，小伙被污蔑偷拍起诉，至今依然没有一个足以服众的结论，何以然？整个社会都把女性当作弱者对待，近年来给的优待有点过头了，以至于让一小部分女性产生了某种优越感，就是被宠坏了。于是某些女性一遇到纠纷就有点有恃无恐，反正自己做过头了还有警察叔叔帮着打圆场。参考杨笠普信男那一套，到底是谁在鼓吹田园女权而宠坏了越来越有恃无恐的女性？主要集中在90后爱看的小红书、豆瓣等媒体，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被网上某些说辞给洗脑了。比如女乘客与男司机纠纷，为什么那么多女乘客坐车会带一把水果刀？“lady first”的西方特色“政治正确”渗透中国法律的相关条款之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女性反客为主，参见小红书、豆瓣小组上的说辞，网络社会算法为主，很多年轻女性天天刷这些言论而很难不被影响！各种“国蝻”、“下头男”，整得像天下男人天生就欠女人一样。田园女权分子看到此类言论都会强调历史上的男权社会，两千多的年封建社会传统给女性造成了多大伤害，所以现在要求平权了，女权就是这么兴起，想不到发展成女拳了。女性群体从身理角度上看上确实是弱者，被特殊照顾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个上面，照顾是照顾到了，但照顾过头了，以至于让某些女性被宠坏了。这可能也是现代文明社会某种必然。因为现代文明社会在物质充裕甚至过剩以后，必然导致某种圣母心泛滥，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缩头缩脑的西方白左就是这么泛滥成灾的。如果还是过去那种弱肉强食的时代，弱者肯定不可能有这种优待。恰恰是在文明社会了，物质极度充裕了，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丛林规则了，所以道德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过于强调优待弱者了。长此以往则必然会有弱者利用这种优待把某种特权发挥到极致，从而激发吃瓜群众更多的反感。王慧一案足以证明社会优待女性的风气已到了临界点，警方越偏袒田园女，社会舆论就会对田园女越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再发生任何一起男女纠纷矛盾，都可能是引爆舆情的下一个火星。比如江苏师大这个事儿，一天之内知乎上就有一千多个回答，浏览量破千万了。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社会风气的改进也绕不过这种极端的过程。

　　“红颜祸水”是中西方历史上的共同认知，但由于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两方的“红颜祸水”也有若干差异。提起中西方的“红颜祸水”，你会最先想到谁？妲己与海伦。同样是战争的“导火索”，她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天差地别。这到底是为什么？中西方的“红颜祸水”有哪些差异？首先体现在身份上：中国“红颜祸水”的身份主要为妖妃、女间谍、风月女子与有夫之妇。妖妃的代表人物有妺喜、妲己、褒姒、杨玉环、赵飞燕、赵合德……女间谍有西施与貂蝉，风月女子中最典型的是陈圆圆，潘金莲代表了不安分的有妇之夫。西方“红颜祸水”的身份则主要为原始坏女孩、神话少女、艳后与情妇。亚当的前妻“情欲女神”莉莉丝化身为蛇，引诱亚当与夏娃吃下禁果，她本人也是诱惑人类的原始坏女孩的代名词，海伦、潘多拉与塞壬是神话少女的代表。克利奥帕特拉为保国家免受罗马吞并，迷住凯撒、征服安东尼，还试图色诱屋大维，既是艳后，也是情妇。但丁与莎士比亚将她描述为“旷世的性感妖妇”；萧伯纳称她为“一个任性而不专情的女性”。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对这些“红颜祸水”的描写也有差异，中国的文学作品描写更大胆热烈而极尽展现女性容貌与肉体之美。最有代表性的是潘金莲，而西方文学作品中对红颜们的描写则更冷静淡雅，且少有正面的外貌描写，比如《荷马史诗》对海伦美貌的描写全都是侧面烘托。中西方的“红颜”大多处于被动地位，做出“祸水”行为并非出于本心，但她们“坏”的原因也有区别。中国红颜们的罪责并非是出于人性原初的恶，更多的是被伦理限定形成的恶。比如潘金莲的悲剧其实是受环境压抑的结果：凄苦的身世导致了被摆布的命运，富有美貌与才情却没法有理想的丈夫。西方“红颜祸水”的恶则大多来源于人性本身的欲望或是神的惩罚，比如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里的莎乐美对约翰爱而不得，受到蛊惑后为了一吻爱人的嘴唇而教唆希律王割下了他的头颅。“漂亮的灾星”潘多拉是神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也是传播灾祸的工具人。火神给她做了华丽的金长袍，爱神赋予她妩媚与诱惑男人的力量，众神使者教会她言语的技能。由于儒家能在表面上垄断话语权，中国的“红颜祸水”最终大多难逃一死，很少有全身而退的。《封神演义》里的妲死了两次，真正的妲己在第四回就已被“狐狸精”吃掉了，这意味着“妲己”作为一个人早就死了。但作者最后又把那个“狐狸精”妲己杀了，还让她的灵魂永不能超生。西方的“红颜祸水”大多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莉莉丝与亚当离婚后又与大天使萨麦尔结婚，且有很多情人与孩子。点燃了特洛伊十年战火的海伦最后不仅得到了谅解，而且与丈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甚至还被成了美的象征与符号。神话般的大结局寄寓了当时希腊民众的人生理想，超越了对人性欲求的简单惩罚与报复。

　　中西方“红颜祸水”的形象与命运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两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方向。这导致男性的社会地位不同，女性的政治身份不同，男女话语权也不同。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始终处于集权政治传统下，男性占有绝对的话语权。相较于西方，中国的女性受到的压迫更大，被逐渐“物化”成了男权消费的物品。中国古代男性是女性的拥有者或主导者，对女性几乎没有畏惧心理。因此，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的一系列大胆描写与其中展现出的男性凝视。这些作品书写红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警醒男性拒绝诱惑或展现作者自身的反抗意识。西方继承了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政治传统的美学逻辑，且逐渐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中国，西方女性的话语权相对更大，男性在潜意识里也对“红颜祸水”带有更重的防范心理与害怕情绪。随着女性主义运动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各文学作品也在反思女性是否沦为“替罪羊”了。比如在《董贝父子》与《福尔赛世家》中，狄更斯与高尔斯华绥都对女主的“祸水”身份提出了质疑，聚焦于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失语。中西方“红颜祸水”的差异还源于不同的伦理根基。中国尊崇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女性的道德与家族乃至整个国家都有着很大的利益关系。女性应做好贤妻、安分守己、诞育子嗣、遵从三从四德的要求，逾越纲常就会被视为贻害家国并因此而被骂。西方遵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红颜祸水”是一种宗教伦理下的人性之恶。但这种人性的恶，本质上其实是源于神的惩罚。正如西曼尼德斯所说：“女人，这是宙斯制造的最可怕的灾难。”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古今中外的“红颜祸水论”剪不断理还乱呢？红颜沦为“祸水”的基础是性别的二元对立，随着人类从母系氏族发展到父权社会，理性、生产、权力意志等逐渐被推崇为人类的本质，无论中外，都由男性掌握着话语权。“他”成了宗主、典范，代表着理性、力量与真理。“她”则成了臣属、附属，代表着感性、柔弱与非理性。于是历史上男主女次、男尊女卑的思想成了主流。基于此，一旦面对罪责，男性就会在潜意识里将其“甩锅”给对立的女性。从心理学上讲，这种“甩锅行为”与“埃休姆情结”息息相关。“埃休姆情结”也叫“阉割恐惧”，指幼年时期男性对成年女性怀有爱恋，但又恐惧失去生殖器官的心理现象。这会致使男性认为女性永远是诱惑者，因此对她们产生恐惧、憎恨与厌恶。从历史发展上看，这种“甩锅”行为的根源是封建时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女性被争夺，是美貌之过，而女性有成绩却会被认为是他人力量的延伸。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学家们发现：在原始人与野蛮民族的人的意识中，无生命物体、有生命动物与人，都能被当作转嫁罪孽与灾祸的“替罪羊”。“极端漂亮”“极能诱惑人”，又是“弱者”的绝色美人更是极佳的“替罪羊”人选。再往更深处探寻，“红颜祸水论”的源头其实是人的侵略性本能。美色是人类繁衍的优质基因，是一种社会资源，而人的生理需要与心理上的虚荣感会带来贪欲与嫉妒并通过各种手段掠夺资源。“红颜祸水论”通过贬损红颜，给这种侵略提供了合理性。“红颜祸水论”也是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平均思想的反映。美人是造物主的绝妙创造。她们被赋予了血肉、神魂、灵智、颜值，是充满生命力与情绪价值的“原创珍品”。这种造物的“不均”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产生不平衡感。红颜们先天的美貌及其通过后天努力形成的经济或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从性质到特征都有差别。后者能通过勤奋或钻研等手段来达成，而前者的先天优势是通过各种手段都无法弥补的。得不到就毁坏，才能达成心理平衡，而既能弄脏红颜又能置身事外的最简单粗暴的说辞就是“红颜祸水论”。

　　中国引进的西方特色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有哪些局限性？

　　第一，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有多种流派，各流派之间、甚至一个流派内部的观点都存在很大不同，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它仍然很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时，各流派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立场论理论家看来，女权主义经验论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却是认识论上的保守派。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像男子一样思考，未能认识到标榜社会性别“中立”的主流思维实际上是男流。有的女权主义者将主流(mainstream)写成男流(malestream)，以表示主流学术中包含的男性特征。女权主义者使用malestream时，又会使人联想到maelstrom，意为大旋涡，不可抵抗的破坏力。当然，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女权主义流派，女权主义经验论国际政治学的观点较容易为主流学术与国际政治实践接受。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女权主义立场论是本质主义的“大异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妇女作为一个有养育思想、有道德、更接近自然的群体，相较之下，男子则是有侵犯性、追求权力与相对傲慢的群体。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妇女与男子内部的重要区别。第二，将全球妇女所受的压迫看成是相同的，将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与境遇看成是普遍的全世界妇女的经验与境遇。第三，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提出，由于妇女受压迫、处于社会的边缘，她们在认识上优于男子。但由于“存在决定意识”，无论“女性观点”还是“男性观点”都是不同的物质与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如桑德拉·惠特沃斯所说，“比起男子的‘男性观点’，妇女的‘女性观点’最好也不过是单薄的，事实上，它最终没有拒绝有‘绝对真理’的观点，因为它认为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更接近真理。”女权后现代主义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以女权后现代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对“妇女”的解构使之成为一个没有载体的概念，将女权主义批判变成了躲进学术象牙塔中的纯学术的文本分析，从而使其丧失了政治意义与价值，不能对提高妇女地位做出切实的贡献。在与女权后现代主义相联系的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它产生的政治麻痹(Political Paralysis)症状。就像一些批评者的质疑：假如“妇女”不存在，而以“妇女”之名提出的要求只能增加她们所做代表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还能以“妇女”之名要求什么呢？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已成为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但这种研究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代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妇女的声音。马克·杰内斯特(Marc A. Genest)在《冲突与合作》中梳理了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在对于国家行为的认识上，他将之总结为，“主要由男子与由男子建立与运用的机构支配”与“暴力与侵略的男性倾向表现在国家行为上”但仔细考察国际社会中各国家的行为时就会发现，国家并不是同质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主要由男子与由男子建立与运用的机构实行的专制统治”与“暴力与侵略的男性倾向表现在国家行为上”这两点能完全概括的。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特别是女权后现代主义者已注意到国家之间与国家建构中的不同点，但只有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声音加入到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的合唱中，才能更好地展示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不同国家的妇女之间的差异。

　　第三，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集中在“妇女问题”与对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的批判上，在用社会性别分析具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仍不充分。因此，在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存在许多有待开发的空白领域，毫无疑问，经过女权主义者与许多国际政治研究者十余年来的共同努力，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渐渐露出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相关影响也就慢慢展现出来了。西方特色国际政治学这一年轻的学科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化。

　　1972年的一批女权主义者让意大利的帕多瓦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派的诞生地，揭开了西方社会“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的序幕。该学派受到20世纪60年代产业工人的斗争和反殖民运动的启发而尝试发展出一条别样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致力于从马克思未曾阐明的无偿家务劳动问题出发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务劳动问题真的有这么重要吗？这种怀疑或贬低的态度预设了不承认“家庭”相对于“市场”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曾一直认为“市场”是封闭的，但“市场”这一体制其实有其相关的外部环境。费代里奇的《凯列班与女巫》一书开宗明义：“它们都没有对妇女遭受社会和经济剥削的根源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反对激进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倾向于以跨历史的文化结构为基础来解释性别歧视和父权统治。她们推测，这种结构是独立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运作的。”归根结底，这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强调：“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只能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而获得解放。”批判父权制还不够，女权主义者务必批判父权制的物质基础，追溯厌女的古典文化根源的著作《女性与权力》一书也强调了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如何才能“接地气”？强调国际女权主义运动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性别权力分配的结构，进而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慈禧太后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能否对号入座？还是尽快摆脱女性“宏大叙事”的幻觉而聚焦女性身边的实际问题吧！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