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久：核电站安全关系重大，俄乌均须克制

　　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5日发表声明称，上月发生的火灾虽未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构成威胁，但凸显了该核电站在俄乌冲突中持续面临的风险，“该核电站附近经常能听到炮击、无人机袭击和其他军事活动的声音”。实际上，俄乌核电站安全问题困局已经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除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外，随着今年8月上旬乌克兰突袭俄库尔斯克州并控制该州部分领土，双方在该州爆发激烈冲突，国际社会愈发关注位于战线前沿的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据俄媒报道，8月28日，俄国民近卫军在距离库尔斯克核电站5公里处发现一枚乌军发射的“海马斯”火箭弹，该火箭弹为集束弹药，里面装有180枚未爆炸的子炸弹，幸好后来得到安全销毁。可以说，当时的情势非常危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于8月底抵达库尔斯克核电站视察，表示库尔斯克核电站已出现可能发生核事故的风险，核电站附近地区的活跃军事行动，引发人们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

　　库尔斯克核电站于1977年10月投入使用，截至2024年，该核电站拥有两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和两座已关闭的旧机组。反应堆型号均为RBMK—1000型，该反应堆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为同一型号。该型号反应堆缺乏充分的安全壳保护，其包含核材料的反应堆堆芯仅由一个普通屋顶保护。就安全防护水平而言，极其脆弱，难以抵挡诸如炮弹、无人机或导弹的袭击。因此，对于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军事攻击极易造成可怕后果，可能带来反应堆损坏或熔毁，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对周边地区居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损害。

　　国际法对于武装冲突时期民用核设施免受军事攻击早有规范。俄乌均已加入1977年6月签订的《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1议定书），该议定书第56条规定：“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或装置，如堤坝和核电站，即使这类物体是军事目标，也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如果这种攻击可能引起危险力量的释放，从而在平民居民中造成严重的损失。”上述规定作为武装冲突中对民用核设施免受袭击的保护性条款，用以防范核设施遭受袭击可能造成的放射性污染与灾难。

　　然而上述国际条约保护是不完全、不绝对的，根据“停止免受攻击的特别保护”条款，若核电站被敌方判定为重要支持军事活动的电力设施时，对其进行攻击则不违反上述条约规定，这使得上文中的保护内容模糊且缺乏强制效力。因此在其后，为了加强指引，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作出“关于武装袭击核设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一般大会决议”、1985年的《保护用于和平目的之核装置免受武装袭击》、1987年的《加强核安全和辐射防护国际合作的措施》以及1990年的《禁止所有对在建或在运营的用于和平目的之核装置的武装袭击》等决议，引导成员国遵守战时不袭击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

　　这里需要特意说明的是，基于核装置及其应用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潜在的高度危险性”，以及其所造成损害后果的重大性，一般都以严格责任原则作为核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也就是说一旦核损害事故发生，事故核设施的营运单位无论过失如何，都要承担责任。但如果出现核设施营运人免于承担核损害责任的法定情形，即免责事由，则即使核设施营运人的行为符合承担核损害责任的要件，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核损害责任。按照国际核损害责任条约《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等，“由武装冲突、敌对行为、内战或暴乱等行为引起的核事故”一直在核设施营运人的免责范围之内。

　　因此，现在存在一个严重的困境，由俄乌冲突引发的核事故一旦发生，即使导致严重的核损害事故与放射性污染，俄、乌相关核设施的营运人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历史上没发生过“由武装冲突、敌对行为、内战或暴乱等行为引起的核事故”导致的重大放射性灾难，如何处置与赔偿以及应该按照何种制度进行处置都是未知数。

　　所以，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仍旧持续的背景下，俄乌核电站的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8月2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强调，避免攻击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俄乌双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尽量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也必须高度重视俄乌冲突中民用核设施的安全与安保问题，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避免核灾难的发生。（作者是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