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老电影为什么会被青年认为更真实？

　　“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而不是去蓄意遮蔽历史的本质。”

　　01

　　一段时间以来，因为要研究新中国的人民电影，我发了一个“宏愿”：要把新中国前三十年拍摄的电影，全部看一遍。

　　查了一下资料，这一时期故事片的总量接近700部，不算少，但以我每年200部以上的阅片量，要完成这个“宏愿”，其实不难。难的是有些片子找不到资源，比如拍摄于1976年的《反击》《盛大的节日》等，就是上天入地，亦难觅芳踪。有些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电影，如《苦恋》，也找不到。

　　当然，大部分电影还是找到了，这要感谢互联网时代提供的便利。

　　看老电影，有时会产生某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尤其看解放初期的电影，如《人民的战士》《保卫胜利果实》《女司机》等等，虽然表现手法稍嫌简单，但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那种蓬勃迸发的幸福感与自信心，似乎要从银幕上喷薄而出，这是今天的所有影视作品都不具备的特征。

　　五十年代的一些电影，如《万紫千红总是春》《乘风破浪》《花好月圆》等，给观众的印象是，毛泽东时代，每天都是盛大节日，国家蒸蒸日上，生活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喜气洋洋的人民不断举行游行和集会，庆祝自己的胜利。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电影，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紧紧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展开创作，所以，看老电影，也等于是在用一种感性的、形象的方式，重温新中国的历史。

　　如果系统地观看农业题材的电影，如《岷江橘子红》《水乡的春天》《康庄大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就能够相当直观地看到，农民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又如何从单干走向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你会发现，农村的集体化道路，绝非“空想”，而是一个面对矛盾、解决矛盾的合乎现实逻辑的过程。

　　简言之，如果没有互助合作运动，土地改革的成果将很快丧失，除了创造出一批新地主、新富农之外，农民将一无所获。

　　同时，在建国初期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没有集体化，农村的水利化、电气化和农田基本建设，也无法启动。

　　而工业题材的电影，从五、六十年代的《英雄司机》《无穷的潜力》《伟大的起点》《嘉陵江边》到七十年代的《创业》《火红的年代》《青春似火》等等，其实都反映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尖锐矛盾：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他们还没有相应的管理权，也缺乏技术上的话语权。

　　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是不是名至实归，也关系到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能不能保住？会不会丧失？

　　另外，这一时期的不是纯粹的娱乐，创作者有很强的“抓问题”意识，对观众了解历史，理解人生与社会，都有帮助。比如，《第二个春天》，表现了对国防工业化道路的思考；《大浪淘沙》则可以启迪青年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东进序曲》则简直像专门针对当下的“国军主旋律”拍摄的，事实上回答了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

　　总之，老电影是一个历史与文化宝库，现在这一宝库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02

　　很多老电影，可以从视频网站上找到。

　　在观看这些电影时，我习惯于打开弹幕，相当于一边看电影，一边和青年朋友对话。

　　渐渐地，我注意到，这些弹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是“真实”——“太真实了”、“还是那时的电影真实”、“好真实呀”……等等。

　　这引起了我的思考。

　　因为，八十年代的相关讨论中，占压倒性优势的意见，是前三十年的电影“虚假”，是“公式化”、“脸谱化”，等等。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青年观众，反而认为那个时期电影的最大特征是真实。

　　为什么呢？

　　原因应该有这样几点：

　　第一，这和创作原则有关。五十年代，指导电影创作的理论原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六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发展为“两结合”理论，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但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两结合”，都强调要“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表现生活与人物，“真实”被放在了第一位，这不可能不影响到电影工作者的创作实践；

　　第二，这和前三十年的创作手法有关。比如“领导出思想，导演、演员出技巧，群众出生活”创作方法（当然，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并且不是十分准确的概括）——即然生活素材来自群众，这就决定一定是真实的，或基本真实的。

　　另外，那个时代特别反对闭门造车，强调体验生活，演农民，就到农村去体验生活，走马观花是不行的，要同吃同住同劳动；蜻蜓点水也是不行的，时间要足够长。这样一通体验下来，首先演员在气质上就和自己要饰演的角色非常接近了，立场、情感也相互靠拢了，表演起来自然就少了矫揉造作，多了自然流露。

　　当然，演工人、演军人、演其他行业的人，也是一样。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前三十年的电影，在创作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做到了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而不是去蓄意遮蔽历史的本质。

　　比如，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就是一种本质特征。前三十年的电影，对此总是充分展示，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予以表现，而绝不会用“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一温情脉脉的虚伪画面来掩盖严酷的阶级对立争。

　　今天在职场遭受“毒打”的青年，看到这样的呈现，自然会感同身受，觉得“太真实了”，至于被文化精英们诟病的“公式化、脸谱化”，他们反而不太介意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创作电影，使得一些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比如《春苗》《决裂》等，一度被否定，但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看懂并理解了这两部电影。再比如在《闪闪的红星》中，胡汉三在风雨之夜的演讲，当时看来似乎夸张，今天来看竟是神奇预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句话，更是进入日常生活，成了新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