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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命题。在经过温水煮青蛙，“资本要素”业已深入全社会并成为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利益分配原则的当下，已无多少现实意义，反而会让那些人尴尬。实际上，主流很多年都不提这个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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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倘若活在当下，禁言、封号、喝茶，一样都跑不掉，如果是党员，还会被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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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如果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已成为经济的主角，资本家不会长期甘当政治上的臣属角色，必然要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参与权和文化领导权，即使不能直接参与，也会寻找其代理人，如同寻找产权代持人那样。政治权利、文化领导权和经济权利的这种媾和关系，是权贵资本社会的一种典型结构。在这种结构当中，掌握政经文化权力一方与被剥夺政经文化权力一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形式，即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无法调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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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李玲教授者是五毛和右派的可能性比较大。右派和五毛在很多问题上势不两立，但在反毛上是高度一致的，不同的是，右派赤裸裸地反毛，五毛则打着毛粉甚至左派旗号反毛。用孔庆东先生的话说，这正是革命的艰难和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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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复辟以正义和胜利者面目出现时，必然是血腥的。那些欢庆的群众做梦也不会想到，过不了多久，就该他们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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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有免费医疗（公立医院），还有免费或低收费教育（公立学校），而在那些反对免费医疗的人看來，由于提供的服务和质量都比收费的差（如预约时间太长），容易让一些人占便宜，决不能仿效。这跟他们指责毛时代公有制养懒汉，乃至反对北欧福利社会主义的理由如出一辙。可见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声称的所谓健全医疗体制是什么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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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先不说那么多，也不奢望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在现行体制下让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群众有病可治，有学可上，哪怕服务质量差点儿，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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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在悉尼参观一个艺术展时，见过高氏兄弟这组名为“当代启示录”的雕塑，当时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这样公然以侮辱人民领袖为生的走狗，竟然能混迹国内艺术界多年而安然无恙，才是令人震惊的。高兟被捕了，他背后的那些吹鼓手、保护伞依旧还在活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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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迎九月九，未语泪先流。明年仲秋时，还来献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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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一些人阶级觉悟比以前有所提高，这是好事，但在斗争策略和理解力，包括语文水平等方面，正如老胡教育某女作家时所说，“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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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不承认他们是资产阶级，有些无产阶级也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这大概就是老胡们认为的复杂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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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与白》最早是作家出版社徐乐（《人境》责编）的约稿，完稿后取名《致八十年代》（当时还没有想写三部），发给出版社，编辑评价甚高，称很久没读到这么好的小说了（见《时间的证词》），送审后很快告知已列入出版计划，然而过了好几个月没见后续消息，遂开始写第二部、第三部。全书完成后，我将稿子一起发给编辑，却如泥牛入海，再无任何回音。我懒得催问，寻思他们也许，大约是被第二部出场的洪太行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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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真是一块奇特的土地，历史上出过忠贞不渝的毛主席的好战士焦裕绿、张钦礼和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罪魁祸首吴芝圈。当代有靠吸吮老百姓血汗钱成为超级富豪和改开先锋的房产大鳄许皮带，以及大大小小的铁杆反毛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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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免费医疗跟反对民主的人同一逻辑，貌似都是为了国家着想。对这些疑似赵家人，我只送上鲁迅先生的八个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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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任何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社会革命，但在这样的革命尚未到来之前，我也支持任何减轻被剥压阶级痛苦的社会改良，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好比面对一个危重病人，首先考虑的是救治，其次才是别的问题。一个因为患者缺钱拒之于医院门外等死的社会，是违反天理人道的，再也不能任其存在下去了。而在我看来，那些因为不能全面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否定并攻击免费医疗的冷血的“左”派，客观上将自己置于民众对立面，充当了利益集团的帮凶。历史上，这类人曾经有一个响亮的名号：空头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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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灭亡之前，关于崇祯帝和李闯王的各种传言满天飞，朝廷上下，人心恍恍，直到明王朝土崩瓦解。大清覆灭之前也是如此。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关于清廷和革命党的各种传言已遍布朝野，与其说大清亡于辛亥首义那几声炸弹，还不如说是亡于濒临崩塌的民心。由此可见，任何王朝的更替和社会大变局来临之际，往往是各种谣言段子异常活跃的时期。这并非因为谣言制造者多么高明，让人难辨真假，而是因为人们对现实已普遍失去信心，宁愿相信那是真的。就此而言，谣言承担了传输民意的特殊功用。所谓“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说法，正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最好注脚。
【文/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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